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现称为定州市）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1957年，我19岁的时候，应征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一两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我有幸被选中。1月6日，我被正式调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虽然那里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我还是很快熟悉了情况，适应了新的工作。然而没想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在等待着我了。
汪东兴找我谈话
1967年10月3日上午，天有些闷热，我像往常一样值班，一边守候电话，一边整理文件。大约11点钟，突然接到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电话，叫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要找我谈话。
汪东兴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也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么高层次的领导找我这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谈什么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下午3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汪东兴的办公楼。高成堂秘书在门口迎接我。高秘书长得很英俊，眉宇间透出几分灵气。他客客气气地把我引进会客厅，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在此静候，然后就出去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汪东兴同志来了。
汪东兴中等身材，圆圆的脸，敏锐的目光里夹带着几许兴奋。他面带笑容主动和我握手，和气地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问完他坐在沙发上。
“是。”我紧张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
汪东兴大概看出我紧张的心情，指了指他旁边的一张沙发说：“请坐，请坐下来说话。”
等我坐定以后，他说：“经过组织上认真了解和研究，决定调你到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给她当机要秘书。江青同志现在的秘书叫阎长贵，是个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会写文章，是一个笔杆子，人很老实，江青同志想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工作，发挥他的特长，所以叫你去接替他。请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钓鱼台11号楼去报到，我亲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这里来。”
我听后惊在一旁，一时失语。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个地位显赫、大红大紫、影响极大的人物，像我这样太过平凡的人到她那里工作，真有些不可想象。于是，我忙推托说：“汪主任，我知道，秘书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给江青同志当秘书要求就更高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个工作我可干不了，不能胜任呀！实在对不起，您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我从心底感谢您和组织的信任！”
老实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对领导分配的工作说“不”字，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也知道这样说领导是不会高兴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了出来。我这是对工作负责，对领导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汪东兴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表示出惊讶和不高兴，反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银禄同志，你知道吗？你是从很多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你的直接领导相信你会干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信任你，你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调你给江青同志当秘书的事，我是亲自报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确表示：调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干秘书工作，当江青的秘书，我信得过，我放心。况且，我已把你的介绍材料和照片，送江青同志看过，她也同意你去。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不就为难了吗？”
汪东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还是去。去了以后，主要任务是收收发发，管理文件，不会让你做文字工作，文字的东西有人搞，中央文革小组里会写作的人有的是，你不要发憷！你去试一试，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适应工作，干好了就干下去，实在不行的话，你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
汪东兴的话，我觉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还是不敢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愣在那里，既不点头，也没摇头。汪东兴看出我还是没有完全想通，又进一步开导我说：“组织上决定叫你做一项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你心里确实没有底，发憷，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当你对这项工作有了实践，对它了解了，熟悉了，也就得心应手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嘛！今天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看怎么样？”
听了汪东兴的这番开导，我想：汪主任工作很忙，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还把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工作调动的小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这么信任，我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何况，组织上还允诺：干好了就干下去，不行的话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于是，我的思想有了转变。我想，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样，我就答应下来了。
我说：“感谢汪主任对我的耐心解释，感谢毛主席和各级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去了以后一定好好工作，认真办事，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请领导放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江青那里，一去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过着梦魇般的生活。
初到钓鱼台11号楼
1967年10月4日11时左右，我由汪东兴和他的秘书高成堂陪同，乘坐他的红旗轿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息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800年的历史。从金代章宗皇帝（1190—1208）在此建造“万柳堂”别墅开始，它就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明代，这里是皇帝的别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著名的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一座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组成。园内甬路弯弯，树木葱葱。小桥宛转，湖面波光粼粼，荷叶田田。沿湖16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的周围都是百花争艳，鸟语声声。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先是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这里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
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汪东兴的汽车驶入钓鱼台东门，过了一座小桥，往南拐弯后行驶了近200米，再往西拐了约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二层楼前。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
一进楼门，汪东兴就小声对我说：“江青同志就在这里休息和办公，她现在还是在睡觉的时间，你今后说话时声音要小些，走路要轻些，江青同志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特别怕声音。”
他说着就径直把我带到一层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同志的办公室里。阎长贵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看见我们来了，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对汪东兴说：“汪主任来了。”
汪东兴指着我对阎长贵说：“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介绍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说完，他就跟我们点点头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只有30岁，但是，看上去像40岁左右的人。他的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看样子有很多日子没有休息好了。
阎长贵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他打量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你挺精神，挺精干的嘛。比我年轻得多嘛。”
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个手指头：“老了，30岁了。”
“你才比我大一岁，咱们基本是同岁。”我说。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我觉得这里比想象的还要神秘，心情又紧张起来。由于精神紧张不安，所以，我一天一夜没有敢出阎秘书的办公室。
第二天10点钟，在屋里憋了二十多小时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见没有动静，我又来到门厅，仔细观看这里高大的门窗，巨大华丽的吊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平缓弯弓式的楼梯。这一切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都觉得新鲜。我正在观赏楼内设施的时候，一位女同志轻足慢步地向我走来，她小声问道：“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我说：“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眯眯地解释说：“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也有时起床以后，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她很客气地问我：“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问：“你贵姓？”
她说：“免贵姓许，叫许春华，做护士工作。”
我不敢在门厅久留，听了小许的话，自然就想起了昨天汪东兴和阎长贵的提醒。阎长贵说：“一跑就坏了”；小许说：“看见就麻烦了”。我深深感觉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他们的提醒，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是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一个偌大的门厅，一条宽大长长的走廊，我除见到小许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这里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寂静得可怕。我听了小许同志的提醒，悄悄地回到阎秘书的办公室。
人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觉得可怕和神秘，就越想看个究竟。到了中午12时左右，我听到电铃声，就走到阎秘书的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我看见有八九个人从各自的寝室迅速而轻捷地走出来，有的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通风换空气，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风向、测风力、量气温，有的端饭送水。阎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我发现大家的工作是那样认真、紧张、小心翼翼和有条不紊。
警卫参谋孙占龙知道我调到11号楼来工作，特意到阎秘书的办公室来看望我，我们两个久别重逢，高兴得很，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激动地说：“孙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我在神秘莫测的11号楼见到久别重逢的老领导、老战友，激动得竟然忘了这里的清规戒律，说话的声音还是和在部队时一样粗声大气。
孙参谋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赶紧捂住我的嘴，严肃而小声地对我说：“你说话的声音可要小点呀，千万别这样大声，今天咱们幸亏在屋里，又关着门，如果在走廊和门厅里，说话声音这么大，你可就倒霉了！阎秘书没向你介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孙参谋的话，显然是对我的进一步提醒，也是对我的善意批评。他怕我不理解，又满面笑容地对我解释说：“你刚刚来这里工作，有很多情况和问题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一是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二是你不知道说话、动作大小的利害关系；三是你还不习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提个醒，不要紧张，以后注意锻炼，养成习惯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到门厅做准备，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一天下来，我被这里极其严肃、紧张、神秘的气氛笼罩着，真有些透不过气来，本来紧张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了。从这天起，我除了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吃饭以外，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整天关在办公室里看文件，选资料，清理登记，收收发发，不敢出门越雷池一步，怕招来什么灾祸。
终于见到了江青
“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由于身体欠佳，很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我调到江青处之前，在中央警卫团已经工作了10年之久，还从来没有见过江青，也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只是在电影、电视、报刊上看到过她的形象，至于她的脾气、性格以及人品，我就更不了解了。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我在11号楼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了，基本上掌握了江青的活动规律，我就主动帮助同志们干点服务工作。
10月25日13时左右，我正在大客厅开窗户通风换空气，一回头，突然看见江青由一位护士搀扶着从二楼楼梯上缓慢地往下走。她走到拐弯处，在一把扶手软椅上坐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继续移步往下走。大客厅的门，正好对着楼梯，我实在无法躲开了，就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站在那里耐心等待江青快点走出楼门，连大气都不敢喘，唯恐江青看见和听见。
江青无精打采地只注意脚下的楼梯台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下楼以后，警卫员孙占龙把早已准备好的军帽递给她。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木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戴上军帽，两只胳膊伸向后边，警卫员帮助她穿上夹大衣，又递给她一块头巾，她自己包好以后，服务员给她开大门，就由警卫员陪同散步去了。
由于我的心情特别紧张，所以对江青的形象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到11号楼已经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正面见过江青，说出来或许没有人相信，不过，这是真的。直到阎秘书离开11号楼[?关于阎长贵离开11号楼的情况，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的第二天，我才真正看清了江青的样子。
那天下午2时许，江青打铃叫秘书。阎秘书走了，只有我去见江青了。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江青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无精打采地看文件。她听到有人进来，臃肿的眼皮抬都没有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保持了部队时的习惯，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你是从中央警卫团调到我这里的吧？”江青又问。
“对，是从警卫团调来的。”
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晓得这点规矩，但是，我可不能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呀。我忙说：“江青同志，今后我注意。”
接着，我就按照她的规矩蹲在她的左前方，和她相距只有一米左右。
江青说：“阎长贵这个人有问题，他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和关锋（已经于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是一个单位的，我怀疑他和戚本禹（刚刚被隔离审查）是一伙的，这是我凭直觉得出来的结论，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因为我的斗争经验很丰富。阎长贵看样子很老实，实际上却不然，心眼多得很。”
江青又问：“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了没有？你应该尽快熟悉工作，不能因为你的到来，干扰了我的工作，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我的工作是和党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你的责任可不小哇！”
我很庄重地说：“我会努力的，尽快熟悉本职业务。”
我期待着江青满意的微笑，没想到江青听了我的表态，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这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
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我想说“好”，可她没有等我说出来，就急忙说“好好好”，摆手叫我赶快出去。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只好按照她的指令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由于我蹲得时间太长了，双脚麻木得不能走路。我慢慢拎着脚、非常艰难地挪到一旁，想稍稍歇一下再走。这时，江青说要出去散步，她站起身在护士的陪同下慢慢向外走去。
到现在，我总算仔仔细细看清了江青的样子。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我那时的年龄才刚刚30岁，就有了一丝丝的白发，看到江青依然一头乌丝真是让我羡慕。[?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长了以后，有一次，她跟我谈起如何保养身体的事。她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年纪轻轻的就有了白头发？”我说：“不知道。”她说：“你这是少白头，是遗传，你父亲肯定是早早就花白头了。”我说：“对的。”她说：“我的母亲头发特别好，又厚又黑，到年龄很大了也没有白发。我有一个保护头发的方法，长期坚持很有效果。我长期用木梳梳理头发。先顺着梳，梳若干次；再戗着梳，梳若干次。梳得头皮发热为止。一天可以梳若干次。这样可以增强血液循环，起到增发、护发的作用。不信，你试一试。”
]她五官端正，鼻梁高直，双眼皮，大眼睛。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她的身材修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1.66米），不胖不瘦，双手皮肤白皙，手指细长，一看就知道她没有干过重体力劳动，而且保养得很好。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穿着一身绿军装，显得大方而得体。走起路来姿势也十分优雅，真是难得！总的印象是既高傲，又高贵。
对于从来没有见过江青或者说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见过江青的我来说，虽然挨了训斥，心情紧张了一阵又一阵，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终于与这样一个大人物有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