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工委同志被捕后，被押到了警察第一分局拘留所。被捕时，他们都已决心，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都要严守党的机密，再也不能给党造成任何破坏和损失。在狱中，敌人对被捕同志进行了残酷的刑讯，坐老虎凳、压杠子、悬梁拷打，打昏了，用冷水浇醒，企图得到有价值的口供，但同志们不屈不挠。当同志们得知敌人企图以汉奸罪处置他们时，罗云鹏等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展开英勇地斗争。敌人试图以死来威胁罗云鹏，罗云鹏临危不惧，手执狼毫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敌人无计可施。
当时，罗云鹏和他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儿同时入狱。他们的小女儿俐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头大身瘦，外号“大头”，走路摇晃，罗云鹏给自己的女儿起名“罗力立”，希望她尽快生出力量稳当行走。
工委同志被捕后，党中央非常关心此事，立即调动各种关系设法营救，同时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伍修权给在狱中的工委书记李铁轮致电，向他们进行安慰和鼓励，要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党的关心令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在狱中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大年初五午夜，乘看守正在狂欢之际，被关在同一个大号子的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赵子明从事先挖开的监狱小洞中逃了出去，二人一组，分两路逃跑。李铁轮、赵子明越狱成功，后到达延安；罗云鹏、林亦青因地形不熟不幸再次被捕。
沈家坡越狱，令国民党特务十分惊骇，自此，他们加紧了看管，接着将罗云鹏、林亦青、樊桂英母子四人秘密关押到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身染重病的罗云鹏和林亦青被戴上了24斤重的大号脚镣，敌人还不放心，同年4月，又将他们押送到经过专门特务训练的狱卒看管的兰州大沙沟监狱。大沙沟监狱关押的大部分是受国民党迫害的各界进步人士，当时在押的就有王洛宾、丛德滋等人。罗云鹏同志在狱中鼓励同志们：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绝不能做遗臭万年的叛徒。狱中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经受住了特务频繁的审讯拷问。
在狱中，以罗云鹏为首，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带领狱中的爱国人士与特务进行斗争，经过斗争，狱中的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看书、下棋、唱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做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岁多的小俐俐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增添了生机，丛德滋说她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1943年秋，折磨成病的林亦青因为得不到治疗，死于狱中，年仅25岁。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对国统区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对狱中进步人士也加紧了迫害。1946年2月25日，罗云鹏在监狱外的大沙坪被反动特务活埋，年仅36岁。临刑前，敌人又劝他自首，他大义凛然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共产党万岁！”罗云鹏高呼着口号壮烈牺牲。
大沙沟监狱阴风呼啸，罗云鹏年轻的妻子樊桂英和他幼小的女儿在狱中和战友们继续战斗着……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的三个难友相聚一起，怎能忘记那段烽火岁月？当他们再次吟唱起《大豆谣》时，怎能不百感交集？
抗日游击战旗高扬
党在兰州的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势力已遍布甘肃各处，革命并未间断。
1940年，国民党对国统区甘肃的围剿日益严重，众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被捕。而且他们以抗日为由，大发国难财，残酷压榨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甘肃经济萧条，乡村饥民遍野，人民怨声载道。此时，高栋臣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严酷的环境下开始了英勇的游击战，给国民党顽固派给以极大的震慑。
1938年，高栋臣在国民党新一军十旅一团团长杜汉三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加入了甘肃工委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的革命者，始终有着蓬勃的革命斗志。1941年初，在兰州地区的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兰州八办决定积蓄力量，重点转向山区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斗。高栋臣等受党的派遣，开始组织秘密的武装活动。当年夏天，一支近百人的武装力量迅速在皋兰、永登、景泰等地与敌人展开周旋。他们打土豪，分粮食，深得群众拥护。游击队的革命活动令国民党甘肃当局深为惧怕，1941年秋，国民党甘肃当局派重兵不惜一切对游击队进行围剿。
1941年，秋风飒飒，黄叶飘飞之时，国民党四十八师辎重营在皋兰中川一带包围了游击队，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高栋臣身负重伤被俘。通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内外压力，高栋臣被释放，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兰州继续革命，后又被捕。1942年2月13日，年仅29岁的高栋臣奋力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十万农民大起义
在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时期，国统区甘肃暗无天日，政府大小官吏上下勾结，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无着。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甘肃省政府在甘肃境内就发行了总额达一亿多元的五种公债。国民党当局以抗日为名，到处大肆抓兵，1937年至1941年，甘肃全省共征壮丁20余万，“其中效命疆场者，百不及一，而因冻饿病死者，几乎占30％，逃跑者约占10％”，1940年甘肃省政府征粮达270万余石，民间粮食一扫而空，广大人民忍无可忍，人民起义之势，如箭在弦上。
抗战初，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甘肃工委在兰州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影响了在兰的民主人士任谦、刘余生、王仲甲、肖焕章等人，为他们后来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甘肃和兰州进入了异常黑暗的时期。14日，民主人士史鼎新、刘余生、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许青琪、杨景周、张乾一、刘鸣等九人在兰州市横巷子二号杨可显家中秘密聚会，决定成立西北民主政团，并决定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一面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一面为将要开展的抗日游击战做准备。会后，为进一步开发西北、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为宗旨，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的赵芝瑞同志为西北民主政团草拟了《西北民主政团十大纲领》。
1942年8月，经王新潮同志安排，西北民主政团在兰州市东关邓宝珊将军寓所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有史鼎新、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张乾一等五人，王仲甲、安华雄等二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在临洮、岷县、武都等甘肃南部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943年1月16日，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临洮东峪沟伏击了国民党的接兵部队，并在边家湾与进剿的保安第四团吉猛之一中队展开激战。史鼎新闻讯后即派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前往支援，起义遂提前爆发，并公开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随即，甘南肋巴佛及皋兰、榆中、陇西、渭源、武山等地贫苦农民先后揭竿而起，起义烈火成燎原之势。
1943年4月王仲甲于皋兰马坡村主持召开了各路首领联系会议，会上统一起义军名称为“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统一军事编制，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会议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马福善为第二路司令，毛克让为第三路司令，杨华如为第四路司令，黄作宾为第五路司令，肖焕章为第六路司令，安华雄为第七路司令，苟登甲为第八路司令，姚登甲为第九路司令，任廷祯为第十路司令，肋巴佛（藏族）为洮岷路藏军司令。
会后，各部依计划行动，安华雄、杨华如等活动于洮沙、皋兰、榆中，王仲甲、马福善、肖焕章、肋巴佛等游击于临潭、岷县、康乐等地，并一度攻占临潭县城，迫令县长徐文英剖腹自杀。此时，起义区域波及二十余县，起义军人数多达十万人，其中仅王仲甲直接率领者亦有五万余人。
此时，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已严重威胁到全省政治、军事的中心兰州。在与兰州相距40余里的西果园发生了战斗，南面的阿干镇和东面的夏官营等处也局势紧张。西兰公路和其他交通干线均告断绝。其时，在兰州市的西北民主政团成员王教五等亦积极策应，分别由王新潮、王教五、魏自愚、陈伯鸿等起草印刷了《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布告》、《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仲甲告甘肃人民书》和一些标语，街头巷尾到处可见。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朱绍良、谷正伦等反动集团头目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推诿、互相攻讦以至互相控告之后，迫于******的严令，乃联合用兵。调集正规军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马步芳部三个骑兵团、4个保安团，另出动1个空军中队对起义军合击。另一方面纠结八战区特务头子赵锡光等组成“宣抚团”进行分化瓦解。在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瓦解下，起义军浴血奋战十几个月，以失败告终。
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规模浩大，包括有汉、回、藏、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参加，最多时有10万之众，延续将近一年，在西北各族人民中影响很大。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在战斗中，起义队伍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被歼二分之一以上，动摇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它迫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如“鸡税”、“门捐”、“懒款”等，兵、粮也被迟缓征收。由于当时作为美国战地记者在华活动的白修德的报道，甘南暴动播闻海外。
起义失败后，******同志对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民党对甘肃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搞全面统治和压榨，经济上搞竭泽而渔，政治上搞一党独裁，军事上消灭异己，甘肃人民敢于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是伟大的革命行动。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