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制造局里走出来的文明脚步，就好像探究一个古老传说的来历。
时至今日，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多少人迷上了手机短信，网上冲浪，徜徉在一片虚拟的蓝色海洋中。而我们在此还傻呵呵地认真讲述这些百年前的旧事，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答案从天而降。
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2005年9月30日，恰在本书开始写作之际，有三个比利时人意外地出现在兰州。三位不速之客的名字是：安妮、安吉拉、弗兰克。他们不远万里专程来兰，为的是寻觅其祖父林阿德、曾祖父林辅臣一个世纪以前在兰州帮办工业，挖金子，做洋蜡胰子的档案史料，并走访兰州的张家亲戚，了解他们的爷爷和太爷与中国女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安妮还说，她想把先辈的跨国婚姻写成小说，或剧本，搬上好莱坞的银幕呢！
如此这般，本书的史话就从清朝末年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织呢局说起。
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兰州有了一个制造局
公元1872年元月，正是中国西北寒冷的季节。一个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在北风萧萧的西安东大街转悠。他蓝白相间的眼睛里忽闪着兴奋的波光。因为，李希霍芬此行又有新的发现：在西安东县门（赫舍里代家庙）有了一个机器厂，是专门制造新式枪炮所需弹药的。
李氏看到的西安机器局创办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这一年，中国早期的两个机器局分别出现在东海之滨和黄土高原。一个是闽浙总督英桂奏请设立的福州机器局，另一个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奉朝廷之命率军西征中随军建立的西安机器局。
李希霍芬是研究中亚和中国的地理地质学家，“丝绸之路”这个好听的名字就是他起的。此刻，左宗棠的机器局触动了这个外国人敏感的神经。
1872年元月12日，李希霍芬写信给上海英商总会，信中说：“如果官军能够获胜并荡平两省，主要将由于使用新式军器军火和由外国人训练洋枪队。我参观了这儿（西安）城里的一个机器局，局里在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金陵两制造局受过训练。”
信中所说的官军指清军，两省即陕西、甘肃。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身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幼有强国富民壮志，喜研农田水利、山川地理、用兵救荒等经邦济世之学。他自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52年，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受湖南巡抚骆秉章邀请入幕，策划军务。后又被曾国藩请去治军。他胆识过人，屡立战功，升迁很快。曾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率湘军辗转西征，1872年其行营西迁，从西安入驻兰州，其机器局也随军迁移到兰州，改名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把兰州制造局的地址选定在通远门外，即今天的畅家巷路南，又委托上海候补道台胡光墉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白银400万两，从法国泰西洋行购进一批机器加以扩充。
为什么要建这个制造局？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三十日向朝廷呈送的折子中是这样讲的：除了陕军甘军各营所需军装、军火等项以外，还有湘军七十营加上客军所需军火军装，数量巨大。其中洋炮洋枪洋药洋火各项供应都是从上海洋行采办来的，价格昂贵。其他军装等物，以前都是湖北制造转运西安。设立西安机器局，招募浙江工匠，自造洋枪、铜帽、开花子等件，大大节省了上海购运的费用。
左氏认为，中国原料低廉，人力也贱，自造机器比购买欧美者便宜得多。
从大局来看，此前成立于1865年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创造局所生产的军器军火数量有限，远远供给不上清政府全国军队的需要，加之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各省督抚维持地方割据，军用品的供应极为困难。因此各省督抚以地方特殊需要为理由，纷纷建立起制造军火的机器局。
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是：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还固守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天朝礼治”。那些蓝眼睛发现，曾经在世界上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华帝国，脚步蹒跚地度着八字步，已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列强便挟带工业文明的成果对中国发起一次次地侵略。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洋人手里变成了侵略中国的洋枪洋炮。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紧锁的中国大门轰开了一个口子。二十年后，大沽口岸八里桥旁，亲王僧格林沁的3000骑兵手拿刀矛弓矢，英勇顽强地抗击英法联军，最终还是倒在了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下。
鸦片战争带来了一个充满屈辱和悲壮的时代。中国历史被动地转入近代。有识之士从梦中惊醒，寻找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急于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某些机械。
兰州制造局是同治皇帝载淳准奏建立的，是官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属陕甘总督衙门管，由朝廷拨款。兰州制造局的成立，开创了兰州近代工业生产的******，也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点燃了一束火炬。
那么，谁来具体运作这个制造局呢？左宗棠在当地难觅此类人才，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名叫赖长的广东人。
赖长，字云亭，兴趣广泛，很懂得西洋制造技术。1866年左宗棠兴建福州船政局，赖长在福州表现的才干颇得左大人赏识，因而成为兰州制造局总办的最佳人选。
赖长作为闽浙船政大臣沈葆祯的部下，于1871年仿照西洋式枪炮制造出铁枪铁炮、后膛枪炮（后膛安铅药），经闽浙总督英桂亲自试验，与洋枪炮无异。前巡抚卞宝第说：“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
模仿，是对天才的创造者的一种机械和肤浅的效仿行为。当时闽浙总督英桂一看中国人赖长能仿造出洋枪洋炮，心中大喜，立即奏准委任赖长为补用副将，并办起福州机器局试造洋枪炮。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调赖长到甘肃主持兰州制造局。左宗棠同时写信给福州船政局总理沈葆祯，要他从马尾船厂调几个帮手随赖长来兰。
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他任浙江巡抚期间，就让原中法混合军中的两位洋将日意格、德克碑帮他造出小火轮，在西湖下水试航成功。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他在福州马尾港罗星塔下兴建的大清帝国第一个最大的现代造船厂正处在草创时期。左宗棠一边勇挑西北重担，一边又放心不下马尾船厂。
朝廷有明文批复：福州船局由左宗棠创立，他虽赴甘肃，仍当福州船局顾问。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赖长带着机器和工匠离开福建福州，跨上西行的漫长旅途。赖长一行乘坐的是官方轮船，取道汉口，辗转进入甘肃。
同治十一年年底，赖长到达兰州，掌管兰州制造局。他成为制造局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兰州制造局的奠基人。
俄国人的毛手摸着火器赞不绝口兰州造螺丝炮把阿古柏打得粉碎
坐落在兰州城南的兰州制造局，共有厂房10多间，购进德国造的6英尺车床和手摇钻等机器。主要工匠都是从浙江、福建、广东招募来的。
兰州制造局的任务是，生产兵器，培训使用兵器的士兵。总办赖长要亲自到战场上指导兵器的使用。还要制造和改造一些简单的兵器机械，并承担本局所造兵器及进口兵器的维修。
赖长在福州时就成功地仿造出西洋式枪炮，来到兰州更是大显身手。他指导工匠造出各种枪炮，最得意的产品，一种是仿造德国七响后膛和后膛进子螺丝大炮；一种是将中国旧有的劈山炮改制成鸡脚式炮架的合膛开花子，以前需要13人放，今只需5人；还把当时广东新造的一种无壳抬枪进行改造，使之性能有很大改进，以前3个人管放两杆，今一个人放一杆。
制造局还采用中西优点，加强兵丁演习，使制器的人知道用器的方法，用器的人懂得制器的原理。
左宗棠对兰州制造局的产品很满意。他让赖长亲自到肃州（今酒泉）前线测准施放兰州制造局造的仿德开花螺丝后膛大炮，一下子轰坍城楼的几处城垣，打死约数百人。
左宗棠夸奖赖长“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临阵胆力均优，战功屡著。在兰州制造局监造新式枪炮尤为出力”。
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天，左宗棠的老部下德克碑专程从福州来甘拜访左大人，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法国人，穿戴中国衣帽，说一口古怪的汉语，走在兰州街头引得路人围观稀罕。
德克碑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总督左大人请来的客人。而他也的确是左宗棠的老相识老朋友了。自同治三年在杭州造小火轮起，又到福州办马尾船厂，他们已打交道9年了。德克碑进得总督府，一见左宗棠就说：“你们这个国家真大，从东南到西北不知走了多少天呢！”二人相见。第一件事就是左宗棠引德克碑去参观兰州制造局。
好在德克碑与赖长曾在福州共事，彼此也很熟。他兴致勃勃地看过厂房机器和所造的各种火器，对赖长的才干和业绩十分佩服，也充分肯定了广东、浙江、福州工匠们的功劳。德克碑对左宗棠说：“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
不久，左宗棠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信中说：兰州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大炮及七响炮。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二十三日，俄国使节索思诺夫斯基一行来甘参观，在兰州制造局看到中国所造的这些大洋炮和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时，索氏目瞪口呆。
俄国人的毛手抚摸着兰州制造局的火器，赞不绝口。俄国人一向认为只有英法与德国才能造出这样的枪炮，眼下中国能仿法德造得如此精良，简直不可思议。索思诺夫斯基不禁感叹：“这些武器，我们国家没有的。”
在参观过程中，左宗棠对索思诺夫斯基说，这些枪炮都是我们这个局制造的，与贵国及布洛斯（德国）相近。索氏笑而不答。左氏让人给俄国人导视解说。
参观回来后，问他们有何感想？索使及其同伴齐声赞好。只是他们觉得铁质精莹，一定是从西洋买来的。当告知铁是本土产的，俄国人大为惊奇。
其实，兰州早期的铜铁器手工业也有值得骄傲的“青铜辉煌时代”的一页。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现存榆中县文化馆的铜簋是商周礼器中的一种食器，圆口圆腹、双耳。高8厘米，口径8厘米，底座圆径6厘米，耳长6厘米。铜簋通身饰上中下三层花纹，呈浮雕状。兰州白云观出土的铜卣是商周时期盛酒的一种方形酒器，口小腹大，高63．27厘米，圆径148厘米，口径29．97厘米，款识镌于盖内。上述造型优美的铜簋、铜卣，说明早在东周时期（公元前221年）兰州就有了铁铜器手工业出现。
在兰州的一些古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汉代铁铧、铁犁、铁斧及铸有各种花纹和铭文的铜镜、铜“编钟”、铜弩机、铜刀等物，都表现了当时很高的铜模铸造水平。
原本悬在兰州普照寺钟鼓楼内，现存五泉山万源阁东边四角亭内的“泰和铁钟”传递了古信息：早在公元1202年兰州已出现大型铸造。这口“古刹晨钟”造于金代章宗泰和二年，钟高9尺，直径6尺，口呈八角，重约万斤。钟的上层铸有佛号颂辞，下层铸布施者姓名，中有铭文150字，首句为“青山崇崇”，末句为“永震西峰”。
铭文中还有如下字句：音荡太空，上摇玄府，下撼阴宫，仙闻生喜，鬼闻停凶，击破地狱，救苦无穷。
原在兰州东关接引寺，现存五泉山金刚殿的铜接引佛，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铸成的，身高一丈六尺，身围八尺，重约万斤，铜佛面部丰腴，衣褶飘逸，一副悲天悯人接引众生的样子。取名“佛陀丈六金身”。体现了古代工匠精湛的铸造工艺。明洪武九年铸造的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大铁柱，则反映了当时铁铜器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现存兰州白塔山公园白塔内的康熙铜钟，铸造于公元1718年，重153．5公斤，造型瘦削，声音清亮，铸造精致，钟面有铭文：“慈恩寺青铜钟，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孟冬月吉旦敬铸洪钟一口于兰州。”
由此足见当时兰州手工冶炼业之发达。
自兰州制造局成立至光绪元、二年，被认为精妙无比的德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已成功地仿造出大小20余尊。又造出200多斤的重炮，用车轮架放。制造出七响枪数十杆，不比洋枪差。制造出快响子2万多，连俄国官员乌史漫达米洛夫也赞好不绝，说是这种子弹，俄国也不多有。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又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疆军务源于自清同治三年（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受浩罕国摄政王的派遣与喀噶尔封建势力的勾引，入侵南疆，并于1868年建立了所谓的“哲得沙尔汗国”。1871年5月，沙俄“执持枪炮，长驱直进，强占了新疆伊犁地区，****烧杀。为害酷烈”。当地将领虽起抵抗，却遭失败。
当时朝廷产生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主张专务海防，放弃新疆，封阿古柏为“外藩”，反对西征。但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
左宗棠临危受命，率近10万兵骑进军新疆，去打击侵略者。在出任钦差大臣的第二年，他把大本营由兰州移至肃州（今酒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又难于筹粮。”
这次远征长途跋涉，需要的粮、秣和军用物资运输量很大，光是军粮就3980万斤。
左宗棠动员组织了官方和商家的大车5000辆，骆驼2．9万峰，骡马6000多头。动用这么多的车马，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具体运作中，采取分途采运，分地积存，分段分批转运交替的方法，先把粮草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到玉门，在玉门用私人的骆驼转运安西，腾出官驮官车去转运后面的军粮。然后再从安西运进哈密。如此科学安排，层递衔接，仅用三个多月就把1980万斤军粮由河西运往新疆巴里坤等地。
左宗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加上军队高昂的士气，迅速攻占了乌鲁木齐、玛纳斯。
1877年春天，左宗棠下令进攻南疆。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百姓拥护。此次西征，用兰州仿造的洋枪洋炮很快收复南疆诸城，把阿古柏政权打得粉碎。阿古柏畏罪自杀。
到1878年元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失地。举国振奋。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京城里一些人此时还在争议不休。有人说，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国家，南接英属印度，中国目前的力量来不及兼顾西域，不必急图进取。也有人说，应全力注重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