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又极尽血腥镇压之能事。蔡元培先生对这样的政府忍无可忍，愤然辞职离京，这封信并没有寄到他的手中。虽然信没有寄到蔡元培先生手中，但由于她的呼吁，还是发生了一件“平地起惊雷”的事。就在邓春兰投书呼吁后不久，喜讯从北京传到了兰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要来甘肃招考女生！她毅然报考，成绩优异，她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录取了。
为了求学，也为了给全国的女子作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表率，1919年7月25日，邓春兰和其他5名被录取的女生一起离开兰州，赴京求学。
考虑到当时兰州到北京的路上土匪出没，很不安全，她们改换了赴京路线：从兰州乘羊皮筏子顺黄河东下，然后在宁夏中卫改乘木船，行至内蒙古包头，再改乘老式大车驱车丰镇，再乘火车沿京绥铁路东行，经过居庸关最终到达了北京。历时一月有余。兰州距北京，关山万里，路途艰险，这样遥遥数千里的旅途对于6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艰难备至。在路途中，她们屡遭凶险，备尝艰辛。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她们不愧为新时代的精英骄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北京。邓春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次出行，历时一月有余，行程数千里，备尝艰辛困苦。想到小时候自己体质虚弱，娇养成性，离家不过百里，便泪水涟涟，思家心切，如果时间更长，就归心似箭；而这次离别家乡亲人，远走异地，所经历的困难，更胜过男子，而精神体力反倒健旺起来。
由此看来，女子在生理方面未必比男子差。况且今后的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女子怎么能够经常呆在闺房中不出呢？所以此后，我应当振作精神，致力于学术，以此来服务于社会，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激动兴奋的事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真是一名气度不凡的奇女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她们的这次远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们身先士卒，为当时二万万的妇女同胞作了表率，也在近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才学比须眉
邓春兰在离开兰州前夕，二次草拟了一份题为《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的呼吁书，再次大声疾呼全国的妇女同胞应为争得教育平等而努力抗争，她说：“与其单单凭借他人提倡，不如自己努力奋斗，天下哪有不耕耘就收获的道理呢？”她将呼吁书和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一并投书北京新闻界，希望得到回音。
就在邓春兰等人艰难赴京的途中，她的呼吁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上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将呼吁书和信全文刊登，北京、上海的许多重要刊物也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她的呼吁得到了许多新文化主将的支持与共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先后发文，表示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张，并以此为契机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邓春兰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了她和中国广大妇女同胞走出家的樊篱，在社会这个广阔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愿望，而她的“飞翔之梦”也在不久之后得以实现了！1919年底，蔡元培先生回到北大，他被邓春兰坚韧顽强的求学精神感动，公开向外界宣称：“北京大学明年招考时，要是有程度相当的女生，尽可以报考，一旦成绩合格，理所当然应该录取。”邓春兰怀着激动的心情报考了，1920年2月，她和另外8名女生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她们也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进入了哲学系继续深造。付出总有回报，她的努力不但使自己的“飞翔之梦”得以实现，而且也打破了高等学府不招收女生的禁令，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23年，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对家乡情深意笃，毕业后回到了兰州，任教于兰州女子师范，她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下一代。解放后，邓春兰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第四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继续努力工作了几十年。1982年6月9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离我们远去了！邓春兰——这个雅洁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妇女觉醒的史册上。
张一悟：陇原大地上的火炬人生
你像一个辛勤的农民，和其他同志一道，把革命的种子，最早撒在甘肃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心血来浇灌、抚育、培养。小心地保护它们发芽、成长和茁壮。
——摘自张一悟同志祭文“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真正的革命者就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是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在和无数革命志士的一同努力下，让革命的火焰在辽阔的陇原大地上蔓延起来。张一悟（1895—1951年），原名张种德，学名张谷，甘肃榆中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1918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这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一个23岁的青年背上了远行的行囊，他望了一眼身后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又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云山苍苍，流水茫茫……在经过了一段山高水长的跋涉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新文化中心——北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大预科班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在一年后的五四运动中，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并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北京处在无能的北洋政府统治下，祖国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他同张亚衡、丁益三作为甘肃旅京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被誉为“榆中三杰”。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南下武昌，进入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在校学习期间，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改名为“一悟”。这是他人生的标志与转折，在此后二十几年中，他自始至终怀着崇高的理想奔波奋斗，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他辗转异地宣传革命，被捕后以牢狱为家，气节如兰似金，他是一生都在“悟”，悟什么呢？悟他选择的觉悟之路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悟人生的价值与追求；悟不变的信念；也悟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革命火种播陇原
“丈夫一生何所求？愿把身躯易自由。”毕业回乡的张一悟先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子师范、武威师范任教，向广大的爱国青年传播革命真理，对青年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雷。”他愿作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愿作寒冬里的微小火种，燃烧自己，温暖大地。1942年，张一悟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也是陇原大地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冬夜。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在兰州市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中，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悟任支部书记，由外地来兰并向张一悟传达建立****组织的宣侠父和钱崝泉任支部委员。自此，陇原大地上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办夜校、成立政治训练所、支持甘南拉卜楞藏民的反军阀迫害斗争、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仰天谢时日，踏海斗长鲸，陇原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可偏偏在这时，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张一悟等怀着一腔悲愤，在兰州临洮等地公开举行悼念活动，怒斥反动派暴行，他遭到通缉，绕道前往西安。此后，他又参加了关中渭华起义，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
誓如青松挺且直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这一年，他在山东被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他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在敌人让他写悔过书的纸上，奋笔疾书一首高适的《登陇》。
他边写边想，想到的是还未完成的事业，他也想到了家乡，想到了父母妻子，思乡情切，溢于言表。在诗后，还有两句：“无话可说，速我一死！”反动派的花样，无非是老一套：皮鞭抽打、金钱利诱、老虎凳、掺有头发渣的汽油和辣椒水……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差点被弃于荒野。幸好，他的坚贞打动了同室难友，他们热心救护，他在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二十年来革命路，一生系得几安危？就在死神快要逼近时，他的父亲得到消息，立即找到邓宝珊，请他出面营救，邓宝珊欣然应允。他被改判无期徒刑，在此后五年的牢狱生涯中，他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反对敌人的迫害，为改善生活待遇曾联络难友同当局进行绝食斗争。在他被捕的第五年，侵华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张一悟终于逃出魔窟。
道装伪服欺逻眼
张一悟一生有许多化名，都是逃名遁世的词汇，给敌人以假象，漏脱他们的魔爪。例如在济南监狱念佛经，在册页上署名“空尘”；在练习小楷的题字簿上署名“退伍生”、又名“龛谷云僧”、“栖云山樵”等。他不但知识渊博，擅长书法，而且医道高明，医德高尚。1939年曾以行医为职业，暗中进行地下活动。他平易近人，晚辈们亲切地叫他胡子伯伯、胡子爷爷。他能言善辩，却并不摆做官人的架子。这就是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养育出的陇原赤子。他用铮铮铁骨，把尊贵的头颅，骄傲地高扬在敌人面前，用滚滚热血，把浩然正气，注入滔滔向前的黄河。
解放后，他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着，先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但多年的奔波和疾病毁坏了他的身体，1951年1月3日，甘肃人民的赤子张一悟离去了，带着一生的坎坷和最后的欣慰离去了……所有的赞扬与惋惜都融进了这首叫作《胡子大哥赞》的诗中：终生流放为群众，不爱紫罗厌膏粱。
道装伪服欺逻眼，马列真经看行藏。
牢狱安家成巨业，风餐露宿垦大荒。
一世功名在地下，千载兴隆埋香骨。
青山有幸埋忠骨，他被安葬于家乡兴隆山栖云峰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