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是写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文化，著毡裘，学胡语，即穿着吐蕃服，学说吐蕃话；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逐渐融合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中，但羌文化也同时渗透于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羌人在佛教传入前主要信仰巫术，崇敬鬼神。祭山、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均离不开巫师。羌人的这些民族信仰，有相当一部分在今天的兰州地区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着，如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只不过在兰州随着道教、佛教影响的逐步扩大，专业巫师的职能渐渐淡化，其职能逐渐被道士和和尚所代替。但在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巫师跳绳捉鬼的。
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枹罕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
这座桥的桥址，后人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建于永靖县炳灵寺“姊妹峰”上溯黄河约5公里处。这里为黄河峡谷，两岸壁立，河面狭窄，最适宜建伸臂木梁桥。至今，在那一带的黄河南岸还有桥滩的地名。桥滩位于炳灵寺石窟隔河对岸，为一石滩，滩上巨石大如房屋。其中一巨石上刻“龙窝”、“万笏朝天”等字，并刻有吴调元的一首无题诗，其诗为：
山峰滔浪浪滔沙，两岸青山隔水涯。
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刘家峡水库建成后，因水库蓄水，水位大大提高，石滩与刻石均没于水中。但冯国瑞先生在其《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认为，该刻石从原刻字迹看，石刻及诗作最早不超过唐宋。诗中的“第一名桥”即指枹罕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史志记载，该桥唐、宋时还在，毁于西夏。后又建成浮桥，刘家峡水库蓄水后，浮桥也被淹没。
吐谷浑在统治河湟等地区后，下令在其辖区内开辟道路，建筑桥梁，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厉桥。据《水经注》说：“桥在清水川东。”而据《循化志》所说，清水川是今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的支流，名保安河。据《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说：“河厉桥约在北凉沮渠蒙逊、吐谷浑阿柴分别遣使至宋入贡的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建成。桥址在今青海循化古什群峡口的黄河上。河厉桥的造型新颖，工艺精湛，桥中无柱，在险谷陡崖铺设伸臂木梁，好似飞渡，故亦有飞桥之称。……它结构科学、施工简便，是现代伸臂梁桥的先驱。”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即指此桥。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据1952年拆除时的实测，该桥净跨度22．5米，全长27米，高4．6米。桥由28根朱红大柱组成桥廊13间，中间3间，两侧各5间。
桥廊坡度20度。廊柱下端柱头倒挂，雕成桃形，柱的上方有镂花装饰，花栏廊厦。桥头翼亭四角飞檐，卷棚歇山顶，上盖黑色琉璃瓦，造型雄伟奇特，建筑手艺精巧，别具一格。翼亭均有题额，东亭前额“空中鳌背”，阴额“彩虹”；西亭前额“天上慈航”，阴额“新月”。桥呈穹隆特起之弓形，且涂以红色，故称“虹桥”。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以上记述说明，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卧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其他民族对他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800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和士人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丝路重镇，促进士人文化孕育
兰州自古就是西北边陲，既是连接内地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枢纽要道，又是与欧州、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关隘性城市，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其自身既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又是丝绸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点和集散地，因而通过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兰州自身的历史文化，孕育和培养了兰州的士人文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形成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就像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不断交流，从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延绵数千里的丝绸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神秘的楼兰古国，有古金城的炳灵寺石窟、号称天下第一桥的古金城黄河上的乞伏氏飞桥、传说建于唐代的有“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代表”之称的兰州握桥，也有玄奘西行取经时在兰州金城关下西渡黄河的白马浪等。在古丝绸之路沿线，至今留存着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结晶，有令后世惊叹的东西方艺术珍宝，有凝集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发明创造，也有异彩纷呈、扑朔迷离的古文字，这一切，都向人们传达着古代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打击匈奴，打开西域通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便作出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共同打击匈奴的计划，首先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为乌孙和大月氏原来是在包括兰州部分地区的甘肃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驱逐出去后，迁至中亚地区，汉武帝要联合乌孙、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两面夹击战略，为了这一政治目的，派张骞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途中被匈奴俘虏，遭软禁长达十余年。逃脱后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张骞这次西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是当时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领了妫水以北地区，一方面是那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另一方面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已由游牧过渡为农牧结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无仇胡之心而不愿回归。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实地物产等等。这个报告对汉武帝及汉政府了解西汉以西的情况非常重要，对汉武帝下决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西域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以汉武帝后来就决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后统一了西域。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险，因而誉为“凿空”，所谓“凿空”，即探险的意思。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后，汉王朝对控制西域的战略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当初单纯为了制御匈奴，变成既要制御匈奴，又要“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出使西域，为斥逐匈奴作准备。张骞用四年时间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据有关史料记载，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但是在这一时期，匈奴虽被斥逐，但并未消灭，仍不断骚扰。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西域，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就其主要线路来说，有北、中、南三条道路，经过兰州的是丝绸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汉时属陇右道中的关陇道，这段道路是联接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关陇道自西汉京都长安（东汉时为京都洛阳）起，至甘肃中部地区的黄河岸边诸地，分为萧关道和关陇道。关陇道东起县，接回中道，西经陇关，越陇山西南行，经清水、上邽、冀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由狄道北行，至金城过黄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过黄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临羌，至河西走廊。
东汉时，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道路有关陇道与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道两条，略阳道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来歙征讨隗嚣在陇山中开出的一条从陇关直通略阳的通道。由略阳道到金城县，需要渡过黄河，渡河地点在现在的西固地区，具体大约有三处，一是位于今西固区西沙黄河大桥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于今西固区河口一带的新城津，三是位于今西固区八盘峡一带的八盘渡。
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内乱状态。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牧马，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游牧民族政权，导致了丝绸之路三绝三通的出现。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进入比较箫条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路段基本走向为出洛阳或者长安，经雍州、秦州、陇西等地进入兰州，然后在兰州渡过黄河西去。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王朝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了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是中国境内连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之一。在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制西域各国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后，不仅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且在中亚地区直到波斯的东境，也设立了16个都督府，进行名义上控制。当时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线路，交通组织，又都是最完备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因而使丝绸之路更为畅通。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从而使丝绸之路在唐代再度进入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