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众多的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1986年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这里出土了纸质地图，年代约属西汉文景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纸地图。甘肃天水放马滩处出土的残纸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平整光滑，因墓内有积水，纸已残破；这张纸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自然也可以用来写字。这说明，在西汉初年造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而这一发现把中国造纸的历史提前至公元前一二百年。
尽管纸张已经出现了，但是受原材料的限制，不能大规模使用。
最初的纸张是用丝帛经过浸泡后制成的，不仅原材料来之不易，而且生产过程也比较复杂，不适合大批量生产。因此简牍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蔡伦后来改进了造纸术，采用了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原材料，可以比较方便地生产纸张。105年，蔡伦将这一成果上奏皇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这就是说，蔡伦又一次发现了造纸的新材料，发明了造纸的新技术。
现在被兰州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伏龙坪东汉残纸，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从造纸技术来看，在东汉时，我国的造纸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书法艺术来看，东汉残纸上的字介于隶楷之间，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可以这样认为，那时人们书风开始脱去隶意，并出现了点、折、钩等多种笔法，它们明显受草书笔法影响。为研究中国书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也证明在汉魏之际出现钟繇、胡昭等书法家也是一种必然。
再现汉代生活的陶楼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兰州及其周边地区先后有一大批汉墓被发掘。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给我们展现了汉代人生活的侧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汉代木雕、陶器、铜器等。
陶瓷是我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陶器的升华，是陶器的延续和发展，但是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瓷器要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炼，而陶器的温度则在1000度以下。
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制硬陶的技术。随着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到西汉时陶瓷艺术已经成熟。不仅在光彩和造型上有了突破，而且出现了与浮雕技法相结合的图像造型，其艺术性、实用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兰州市博物馆保存的汉代文物中有一件陶楼，是汉代宫室的陶制楼阁模型。这个汉代四层陶楼，楼底有护栏，然后每层出檐、带有回廊，每一层都塑有抱手人像，似乎是在观看节目或者演出。整个陶楼看似更像今天的宝塔。事实上，汉代人制作陶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当时的演出，他们可能是把陶楼当做死后升天的信道，或者是作为人们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的寄托。不论怎样，通过这个陶楼，使我们看到了汉代楼房的建筑形式，成为人们研究汉代房屋建筑的“模型”。
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
许多到甘肃来的游客往往把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作为甘肃之行的开始。因为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人们参观以后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整个甘肃的历史。
甘肃省博物馆是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甘肃省科学教育馆筹建于1936年春天，当时西北教育考察团对甘肃进行考察后认为，西北地区教育落后，有必要成立博物馆，向人们宣传抗战，普及科学知识。于是，经陶孟和、顾颉刚等人的筹划，甘肃科学教育馆完成了起初的筹建，并聘请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担任甘肃省科学教育馆首任馆长。1943年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改名为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馆址也迁往今天的通渭路。1950年改称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为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新馆建成开放，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
甘肃省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特色鲜明而闻名，其中原始彩陶、汉代木雕、佛教造像、文字简牍、敦煌写经等都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国家又投入巨资对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使它更好地为游客服务。甘肃省博物馆内藏有自然标本、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等文物七万多件，其中一级藏品110多件，如：甘肃彩陶、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世界闻名的铜奔马和成组车马俑、汉代医方简、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等。
由于甘肃省博物馆内文物众多，难以一一介绍，在此我们选择介绍一些能代表甘肃地理历史文化内涵的文物。
在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来自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的珍宝——人头形彩陶瓶。大地湾遗址是新石器遗址，1958年发现，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秦安县城45公里，距离天水市102公里，在发掘中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５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人头形彩陶瓶是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文物，距今约5500年，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被许多人称之为半神半人彩陶瓶，此瓶为细泥红陶质地，腹部以上施陶衣，器形为两头尖的圆柱体，下腹内收。陶瓶微鼓的腹部用黑色线条绘三排大致相同的弧线三角形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在弧线构成的杏圆形框内，绘有几何图案。瓶器口为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是整齐的刘海，头的左右、后面垂有堆凸的短发，眼、嘴和鼻孔镂空，双耳有一小孔，面部五官位置恰当，并大致表现出头像体面的转折关系，堪称远古时期的雕塑杰作。它或许是某位部落酋长的女儿，或许是部落中的巫师，总之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地湾一期文化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批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虽还不太完整，却将中国彩陶制造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西北地区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只见它身躯矫健，昂首嘶鸣，逸足奔腾。制作者巧妙地抓住了天马奔跑瞬间“三足腾空、一足超掠”的动作，完美地展现出汉代天马的风采。这件铜奔马于1969年9月22日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
它是浩浩荡荡的东汉铜车马队中的一个，高34．5厘米，身长40厘米，宽10厘米，重7．15公斤。制作者别具匠心地把支撑马身全部重量的右后足放在一只飞鸟身上，既表达了飞奔马“疾风电驰”的速度超过飞鸟，又巧妙地利用飞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保证了奔马的稳定。
其实，铜奔马出土时满目疮痍：马头上的几绺鬃毛掉了，颈部1平方厘米大小的孔洞有７个，马尾残断，３个马蹄中空。已故的文物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依据秦汉时期骑马作战激烈，对战马质量要求颇高的历史记载，凭借高超技艺使其恢复原貌。
悠久的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方的桥梁和纽带。在悠扬的驼铃声中，在商队的艰难行进中，难以计数的西方物品传到中国，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纸张等物品，又被驼队被带到了西方。今天，我们审视那些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的带着浓郁希腊、罗马色彩的器物，遥想着一个个来自古希腊等西方国家的传说。1988年秋天，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小村落里，人们在整修房屋。忽然，干活的人群发出了一声惊叫：“这是什么？”原来清理地基的人们，挖出了一件金属器物。于是，一件曾经行走过千年丝绸古道的文物走了出来，它就是今天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东罗马银盘。如今这个银盘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内。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圆盘的内圈是浮雕花纹，共分三圈排列。内圈的主题花纹以高浮雕的斜倚雄狮和手执权杖的男神为主，中圈外缘饰联珠纹，中列一圈神头像，每个神头像左侧各有一动物；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人们对银盘上的雕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整个银盘上共有12尊神像，29只小动物，尤其每个神像边都有动物，相互之间形成搭配关系。研究表明，银盘上雕刻的12个神像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山的12主神。根据银盘上的特有的书体推断，这是3世纪中期到4世纪在巴克特里亚使用的希腊字母，说明当时银盘就已存在于巴克特里亚，内容是“价值490”金币。器物是没有生命的，传说则是人们加工想象出来的。那些带有古代罗马、希腊神话色彩的金银器，告诉我们当年的丝绸之路是如何的繁盛，商旅和僧侣们是怎样的匆忙奔波。
1402年前的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将佛骨舍利藏于泾州大兴国寺。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为了执行这个诏令，泾州的地方官员和僧人们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选择当时最珍贵的珠玉宝石，做成铜、银、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放入地宫，建塔供奉。由此，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难以估量的珍宝。它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佛国瑰宝佛骨舍利金银棺。唐代舍利宝函金银棺，由金棺、银椁、铜函3件组成。
金棺装饰精巧华丽，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盛开的莲花，周围的６朵小莲花由金片组成；银椁前后两面为上圆下方形，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整个椁形与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涅变”中所绘椁形极为相似；铜函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锁具。
铜函装银椁，银椁装金棺，层层套装，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美绝伦。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村社员群众在翻地时无意间发现大云寺塔基地宫，发掘地宫时又发现了盛放舍利的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和瓶内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大云寺舍利石函和金银棺椁，震惊了当时的佛教考古界。如今，这套石函、金银棺椁和佛祖骨舍利一直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这些仅仅是从众多珍贵文物中选出的，只能从一个侧面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内涵，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新中国成立至今，甘肃省博物馆已经举办了200多场的文物展览，近些年先后在亚洲、大洋洲、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展览，展示了甘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内涵。
明代铜锅与其他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展厅内有一口大铜锅，这口锅的直径达1．47米，高1．2米，这是一件代表明代兰州地区铸造技术水准的铜器，也是兰州市馆藏体量最大的青铜器。
前几年，人们进行文物定级时，这口铜锅被定为一级文物。人们也许想不到，这是一个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珍宝。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博物馆工作人员突然接到红山根废品收购站的电话，说他们收购来了一批古钱币，希望博物馆的专家能够过去看一看，博物馆的专家们随即赶到了收购站。
在收购站，专家们看到了几麻袋铜钱，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铜器，这些铜钱和铜器的价值并不高。专家们就在收购站院里四处转悠，无意中看到了废品堆中的这口铜锅有点不寻常。它不仅体形较大，而且纹饰似乎不属于汉族地区流行的八宝图案。于是专家们以废铜的价格，用1000多元钱将这些铜器和钱币全部收购。
这是一件劫后余生的宝贝，锅边上有一个陷进去的大坑，这是在废品收购站保存不善留下的。当初，大锅被送到收购站时，收购站的人试图将它砸烂后融化成铜，谁知铜锅非常结实，难以砸碎，才得以幸免。
铜锅被拉回博物馆后，专家们仔细地对青铜锅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文物。根据铜锅上的纹样和质地初步判断这是明代的铜锅。因为青铜器的纹饰和建于明代的白衣寺塔纹饰基本一致；从铜的质地上来说，清朝使用的铜，大部分是黄铜，很少使用青铜。专家们判断这是一件明代藏传佛教寺院使用的铜锅，经鉴定为一级文物。其价值远远超过当时按照废铜收回的价格。
其实，兰州市博物馆还保存着不少的明代文物。1987年兰州市博物馆院内的白衣寺塔维修，在塔刹内发现了诸多文物珍品。其中有一件书画墨迹的香包，长约7．5厘米，宽约4．5厘米，凸型部分长约3．5厘米，宽约4厘米，香包两面有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画题字。这是一件制作非常精美的文物，人们推测可能是明肃王赠给王妃的信物，是非常难得的珍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1958年和1972年人们先后在西果园、上西园等地发掘了几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不少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彭泽家族墓地，还有些墓葬与肃王有关。“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幼学于外祖段坚，有志节，会试二场完后，闻母病，归，母病亦已。”后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郎中。曾担任兵部尚书，死后葬在上西园。
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制作非常精美，能够代表明代的工艺水准。其中有一件是明代流行的葫芦形耳环，它是用两颗大小不等的玉珠穿挂于一根粗约0．3厘米、弯曲成钩状的金丝上，小玉珠在上，大玉珠在下，似葫芦形，其上有金片圆盖，其下再挂一颗金属饰珠。还有一件明代的垒丝金凤钗，凤作举首振翅翘尾姿势，极为生动。还有一件明二龙戏珠金簪，全体镂空成云形，中间镶嵌红、绿宝石，顶端自云中升出一回顾之龙头，与簪身一条小龙相向戏珠，龙颈龙背均镶嵌宝石。这可能出土于肃王墓。
保存在兰州的历代钱币
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兰州，自汉代开始，东来西往的商旅，在带来东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给兰州留下了大量的历代钱币，这些钱币是当年丝绸之路繁盛兴旺的见证。保存在兰州的历代钱币，一部分散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还有一部分为甘肃省钱币博物馆和兰州市博物馆所藏，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既有人们常见的历代普通货币，也有见证了货币发展历史和货币铸造的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