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杨虎城、孙蔚如部入住甘肃，次年，随着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控制了甘肃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施“党国”政治，在教育上极力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排除异己，监视和压制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和行动，实行****主义教育。
在上述形势下，甘肃省政府制定了实施“党化教育”的施政纲领，教育厅下发了《关于省内各中小学加授党义办法》，规定党义课范围主要限于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兰州各中等学校的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各高级小学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训练部人员担任，通令各级学校贯彻执行。从此，兰州的各级学校全面推行“党化教育”。依照省党义教育研究会拟定的《党义教育的原则和实施方法》，规定“党化教育”的目的是“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从而达到“世界大同”，要求实施党义教育的教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各级党部对当地教育机关实施党义教育，负有监督指挥的责任，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实施党义教育，负有指导与执行的职责。
为推行“党化教育”，兰州的各级学校制定并调整了课程标准。小学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演习》，初中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浅说》，高中讲授《建国方略概要》、《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浅释》，专门学校及大学党义课主要讲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国民党政纲及重要宣言》、《五权宪法原理及运用》等，各级学校的党义课，每周至少两小时。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规定实施方针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应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合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服笃信力行之效。”据此，各级学校依部令改“党义”为“三民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党义”还是“三民主义”，其本质并无多大区别，都是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办法训练学生，灌输“********”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为国民党的****政治服务。
在上述背景下，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都进行了调整，强化了“训育”的要求。小学的“训育”内容除公民课外，还有团体活动课，内容包括早会、升降旗、周会、纪念会、野外生活和社会服务等。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还制定了十二个阶段的训练标准，其中第五阶段的“有忠心表现”，要求升党旗、国旗时，看见党旗、国旗、校旗时，唱党歌、国歌、校歌时，要敬礼。
中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面，根据《修正中学规程》规定，中学三民主义教育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的规定，陶融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养成勇毅的精神与习惯。规定公民训练课的内容是：研究人类的社会规律，了解法律、宪政、经济等常识，养成公民道德。除公民课教师外，还在校长下设有训育管理人员。1937年，省教育厅颁发《改进各级学校之训育》，提出各级学校训育的范围是公民道德、课外活动及自习、生产劳动能力和社会服务等，要求通过体育、群育、智育、德育几方面来完成。训育方式要求训教合一，把道德训练融化于知识传授之中，把直接训练与间接训练结合起来，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来实现。这就迫使学生完全受制于所谓“三民主义教育”的严格限制和控制之下。
高等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比中小学更突出。1928年，兰州中山大学训育大纲从思想、精神和态度几方面规定训育的标准，要求学生在思想上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对党义教育须有精神的研究和深切的认识”。甘肃学院时期的训育标准是“厉行新生活培养纯正人格”，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团体训练，个别训练，名人讲演，检查读物，主义言行”；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学生自治会，假期服务团，平时劳动服务，参加院内外各种集会等。规定党义和军事训练及体育课为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目。党义课的教师必须通过国民党党部或训练部的推荐，要求党义课教师必须要有党义著作或教材，训育主任兼任党义课，若无党义著作或教材，但必须呈缴训育纲领或训育方针。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中山大学奉令组织特别区党部，形成了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党义教员、军训教官把持学校政治教育，监督监视师生言论和行动的局面。
“军训”与“童训”是“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训育的重要内容。1929年，中央训练部颁布《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团组织章程》，规定对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训，对初中和高小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同年5月，甘肃省教育厅转发了《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办法》，并通过在兰州中山大学和省立第一中学试点推行。当时军训的主要内容限于一般兵式操练和简单的军事知识，强调“尚武”精神。不久，军事训练课在兰州各中专、高级中学和职业学校开设。军训方式分平时训练和集中训练两种，师范学校平时训练，每周授军事学课程3小时，职业学校授军事学课程2小时。女子师范学校加授军事看护训练。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分年级，均实行军事管理，并规定学校组织军事训练团或队，高级中学按年级班次编队，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军事训练队。
童子军训练于1924年在兰州的初中以下学校试行，后来一度停顿。1932年国民党中央成立“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筹建处”，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行，兰州各初中以下学校一律加授童子军训练课程。根据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每周3小时。“童训”的性质与军训一样，它通过对“尽忠”、“勇敢”、“服从”等信条的灌输，从小培养“为党国牺牲”、“无限效忠”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便于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
民国时期，甘肃广大人民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哪堪言“教育均等”和受教育的权利。自1932年国民党势力深入甘肃以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给甘肃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教育事业倍受摧残。由于一直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少得可怜的经费常常不能按时拨付，教职员工资拖欠数月，致使许多地方教职员生活窘迫到“借东应西，挖补之术已尽”的地步，从而引发了兰州中等以上七校争取“教费独立”的斗争。
在此之前，甘肃省政府曾议决规定，全省教育经费由榷运局负责拨款，但局长张九如贪污成性，勾结财政厅长谭克敏从中渔利，使在兰州工作的教职员拖欠工资达三个月之多。兰州教联会派代表交涉，但遭搪塞拒绝，遂引起兰州教育界人士的愤懑。不久，谭克敏在报刊上诬蔑教师索薪是“歧视票现”。谭还对前往质询的代表“恶声相加，遂至动武”，致使教联会代表受伤，又遭禁闭，制造了“兰州教界惨案”。1932年11月17日，由甘肃学院发起，联合省立第一中学、兰州师范学校、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兰州农业专科学校10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号召兰州各学校****，提出惩办凶手等口号，并捣毁谭的住宅。各校师生们表示“同人等以此事关系全甘教育之根本问题，遂忍痛违心，出于最后****之途，誓不达目的不休”的坚强决心。兰州师生的行动还得到甘籍在京学生的声援，他们组织了“甘肃留平学生为兰州教育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表示全力为后盾，并号召省外支持。后援会还出刊《甘肃教费独立运动专刊》，揭露甘肃教育的腐败与黑暗。在上述情势下，省政府为息事宁人，邀请西宁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出面调停，从而以撤销谭克敏的职务，允发各校欠薪而平息了众怒。随后，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的决议，会同省财政厅就榷运局税收及卷烟特捐拨定为教育经费，拟定了保障办法，并成立了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接纳教联会代表常驻榷运局，负责稽核教育经费。自此，甘肃的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并略有增加，这表明兰州教育界的“教费独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甘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增进和锻炼了兰州广大师生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胆量。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兰州地区的广大师生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行列之中。1935年12月，兰州近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影响遍及全省各地。抗战爆发后，兰州广大青年学生在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和****甘肃工委的领导与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抗日民族先锋队”、“回民教育促进会”等救亡团体，与天津流亡来兰的“新安旅行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等抗日救亡团体汇合在一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推动了西北大后方抗日救亡的热潮。
“战时教育”推行后方 高等学校扩充调整
抗日战争期间，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处于大后方的甘肃政局相对稳定，各项建设工作均有所推进，兰州的教育事业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开放、较为有利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发展进步。抗战胜利后，经过“复员”、调整，兰州的各类教育在头一年里尚能保持正常发展。此后，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则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兰州作为抗战后方的大城市之一，国防、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显现了它的重要性，教育如何革新、推进，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就成为当时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同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力持镇静”、“维持课务”。次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救国纲领》提出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人员，“以应抗战需要”等规定，并强调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的一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的教育纲领，并制定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抗战教育的总方针。
国共两党提出的有关实行战时教育的纲领、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的主张与实践，在抗战时期的兰州都有反映。一种观点认为，兰州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另一种观点主张改变现状，发展教育，以适应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来甘肃考察教育的顾颉刚教授认为，兰州地处西北中心，“国防经济两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为此两端之建设，教育工作实居首位”。还有一种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它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广泛宣传、积极推动，在甘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以谢觉哉的《甘肃教育的商榷》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依据****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和甘肃的实际情况，驳斥了教育应维持常态的说法，提出了如何实施抗战教育的方向、内容和民国时期流传于兰州进步学生中的革命刊物方法。主张要“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抗战之需要”，提出学校要与社会合一，学校编制、教材应适合于抗战的实际，教师、学生都应实地参加救亡活动等具体主张。谢觉哉还多次造访两任甘肃省主席和教育厅长，以及各界有关人士，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主张，还曾亲往学校考察，接待来访师生，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对团结教育界人士和广大学生，促进发展抗战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朱绍良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同年秋，郑通和被委任为省府委员、教育厅长。他们到任后，以忠实执行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为己任，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中央教育法令，针对西北现实环境办理全省教育事业，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求等原则，兰州教育被正式纳入“战时教育”。1940年，谷正伦接任省主席后，重申了国民党实施战时教育的方针，同时强调办理教育必须“合乎时代、合乎地域”，以信仰“三民主义”、培养国防人才、获得求职技能为三大目标，继续推行战时教育政策。
在兰州全面而有计划地推行“战时教育”方针，是从1939年1月制定《甘肃教育实施方案》开始的。《方案》以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为依据，提出了健全教育设施，创设国立院校、增设中等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办理社会教育等许多具体规划。
根据战时教育政策，创立国立院校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分层负责的原则，高等教育由中央主办，省政府积极协助。即由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划拨经费，直接管理；省府协助解决学校创建、发展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依照上述方案，开始在兰州创设了一批国立院校。
先是充实了甘肃学院，为筹设国立大学做准备。在抗战之前，兰州只有一所高等学校，即省立甘肃学院。所谓充实，除了设备和师资外，关键是经费。省立甘肃学院自建立以来，因经费、师资等长期欠缺，维系相当困难，1938年全院只有学生38人。因此，实现充实的关键，就是由省立改为国立，这也是甘肃当局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为了给甘肃学院改设国立大学创造条件，省府请准教育部补助经费，并请教育部选派学者专家来院指导、任教。同时增设、调整系科，以求符合办学规程和本省实际需要，在原有文史、教育二系的基础上，先后恢复法律系，增设政治经济系、银行会计系和人事管理专修科，并拟定在此基础上筹设国立大学的计划。1943年，经省府会议决议，划定兰州萃英门地区为未来甘肃大学校址，扩展校舍，增添设备，适量扩大招生。当年10月，教育部在给甘肃学院的指令中称：“经本部派员视察，该院院舍整齐，场地宽敞，学生思想尚属纯正……”后经省府、甘肃学院多次呈请，经中央政府批准，于1944年将甘肃学院由省立改为国立，但仍为独立学院性质。到1945年，甘肃学院设有法律、政治经济、银行会计、人事管理等系科，在校学生达318人，专、兼任教师42人，初步形成了建设国立大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