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看到，除了焚烧其他诸子的书和禁止谈论《诗》《书》之外，还有一条“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焚书坑儒”能够沸沸扬扬传到今天，还被历代学者们“炒现饭”一样地研究，不该拜李斯与秦始皇，而是要拜执笔杆子的人。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会有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繁荣景象，一大原因是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被打破，文化下移至民众，学术及思想的传承没有因王室贵族的“不说学”而失传，民间私学的兴起为学术的传承铺就了一条广阔的路子。在思想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宽松自由的空气为私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这一派祥和景象在秦始皇的一纸文书下被遏制了，“学在官府”又重新出现。掌握话语权的文人们自然不会放过“添油加醋”的机会，所以，所谓历史的真面目也都是文人们掺了太多主观判断的文字而已。
恰因为思想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一蹶不振，帝国中央集权这种统治方式也没有多少改观，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才又迎来了一个思想文化的爆发期。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的地位几经沉浮，至今还是主流。
堂堂大秦，二世而终
结束百年的春秋战国之乱，秦始皇这一功绩不仅让他夺得了天下，还在一时间使他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人民面前。以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来说，这样的救世主是应运而生、受到人民欢迎的，在他当皇帝的十多年，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反抗。他作为救世主的地位，是稳固的，为大众认同的。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掌权的十多年间，有五年巡行各地。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从始皇巡行及对全国关注的情况来看，大秦帝国明显是一个已经在逐步巩固的政权，而秦始皇的余生也是在为这个帝国的稳固努力着。我们从太史公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始皇多次巡视的主要是东方郡县，这是因为这些郡县原本都是六国故地。巡行也不是后世隋炀帝游江都那般惬意，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遭遇风雨不说，还有“为盗所惊”的风险，无疑这里的“盗”就是企图反抗的六国旧势力。另外，秦始皇还有包括封禅、刻石、祭祀名山大川之类的活动，无论这些“造势”行为还是对于疆土内的巡视，都是秦始皇为稳固政权而做的。再有，秦始皇北巡的目的毋庸置疑，自然是为了对付匈奴，逐渐强大的匈奴是新政权的噩梦，发兵“击胡”、修长城等都是为了稳固疆土。另外，始皇还有“平南越”的功绩。从这些对于江山稳固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丝毫没有看出此时的秦国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的迹象。
在对内的政策上，秦始皇向着大一统的方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统一文字，既有利于国家政策地有效推行又能促进各地之间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统一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统一车辆宽度，也是为了政策推行及国家管理做的铺垫。“行同伦”端正民间风俗，这也为提高人民基本伦理道德起了积极作用。这些措施不仅益于实施国家管理，也为民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带来了便利。
但是，秦始皇为了实现心中的宏伟蓝图采取的措施，牵动了经历战火纷扰的人民的利益，以至于造成了大秦帝国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有人说秦始皇是忘乎所以，倒不如说他是在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并不是什么违背帝王规章的事情，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等土木工程原本是为了守天下的，但是，这却成了秦始皇为人诟病的“****”之源，苛捐杂税，劳役苦役，人民积怨。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游，返回时死于沙丘平台。秦始皇临终前写信给公子扶苏，叫他速来咸阳参加葬礼，接替皇位。公子扶苏是秦始皇长子，由于不同意秦始皇坑杀儒生，被秦始皇派往边地监督将军蒙恬抵御匈奴。秦始皇死后，赵高串通丞相李斯，把秦始皇的遗诏改了，另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当年，太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秦二世即位后，“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盼望他的治国方略有所改变，但秦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再次令人失望。秦二世胡亥，能够继承皇帝之位，却无法继承始皇的救世主地位，更没有魄力和能力压制六国反抗的旧势力。他偏信赵高，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诛杀朝中大臣和皇室的兄弟，而对百姓更加残酷无情。
这时丞相李斯想给秦二世提意见，劝他不要偏信赵高，告诉他天下已有很多人造反，但秦二世不见李斯，反而责怪李斯身为丞相没有治理好天下。李斯怕被贬官，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为了迎合秦二世的心意，上书劝秦二世“行督责之术”，实行个人独裁，用法制控制臣民。秦二世看了很高兴，于是推行“督责之术”，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谁对百姓整得狠，就说谁是好官，谁杀人多，就说谁是忠臣。
秦朝的法令越来越严酷，秦二世令农民增缴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秦二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伺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帝三十六年，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直到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引发了无法收拾的灾难。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规定“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率领戍卒，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
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馀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巿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周文的军队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队。周巿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却无对策。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
陈胜领导的起义其实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我们不难看出，民众再次被拯救的迫切希望已经在秦二世短暂的掌权时间内彻底破灭。陈胜领导的起义是民间积怨的爆发口，这一爆发之后，农民军背后的六国旧势力终于等到了机会，灭秦的步伐也如当初被秦灭时那样迅速。
被宠信赵高杀死的秦二世以及贬去帝号称秦王的子婴成为大秦帝国没落的转折，堂堂的大秦帝国，仅仅十余年的辉煌，就灯熄人亡。贾谊在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时说：“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胜不必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德，不需凭借公侯的身份，而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就得到天下人民的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古代圣王能洞察事物变化的规律，知道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所以懂得治民之道的关键是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有人图谋叛乱，也得不到人民的响应。俗话说“生活安定的民众，可以引导他们行仁义，生活不安定的民众，容易跟着人为非作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如果秦始皇真的长生不老，或者继承皇位的不是胡亥，而是长子扶苏，中国的历史会是怎样呢？或许依然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但至少大秦会多传几代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们在挖掘秦国灭亡更深层的原因。追根究底，那就是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并不仅仅是为了强国争霸而存在的，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朝廷，如何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双迷惑众生的翅膀，借以掩护自己推行的各种政策，都是必须的。大秦，正是缺了这双翅膀。如果把大秦比做刚飞上天空的飞机，法家造就的就是它庞大的机身，而那双稳定机身的翅膀，有人呼之欲出，那就是儒家思想。
没错，战国时代的秦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匮乏的地方。秦国处于偏僻的西方，虽从襄公时代仰慕和学习华夏文化，却始终被视为“戎狄之国”，又因尚武被称为“虎狼之国”。据史学家考证，《春秋公羊传》称秦为“夷”，《春秋谷梁传》称之为“狄”。商鞅更认为，秦国风俗制度为戎狄式的，父子妻室同居一处。《管子》则认为，齐桓公西征，取得白狄之地，一直打到西河，“秦戎”方才表示服从。战国末年，山东诸国仍视之为“戎虏”，有人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而在诸子百家思想爆发的年代，最先也是最为普及的儒家思想并未在秦国得以传播。唐代诗人韩愈发出这样的感慨“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意思是说，孔子在西行游说讲学的过程中没有到秦国去，真是只摘到了星星遗漏了日月啊！尽管很多人解释为韩愈感叹孔子讲学半途而废，但是反过来，是不是也在感叹，如果儒家思想在秦国得以普及的话，秦国就会是另外一番前景呢？
所以，我们敢断言，只要是“内力”深厚能够驾驭无翼飞机的秦始皇不在了，其继承者换做任何一个人，大秦帝国终究还是会覆灭。而，我们都会禁不住乐观地想象一下，要是扶苏即位，对儒家颇有几分好感的他，或许就是大秦帝国扭转乾坤的唯一人选。可这，谁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