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与百家争鸣
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哲学发展的我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先秦诸子百家，正如西方的整个哲学发源于古希腊一样。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而近年来，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对比。
我们首先承认，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不仅表现于外在的显而易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差异。但是，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西文化都是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着。我们就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源头来做一下比较，以此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对先人的思想作出更为合理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点，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方面导致研究的对象不同。
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都是奴隶制时代，但是社会环境差异很大。从地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重视农业发展，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占绝大多数，几乎是全部。而手工业商业几乎被官府垄断，商业发展极为缓慢。因此，收成的好坏就要看天气，地理等等。因此，先秦时候，中国的科学相对发达，并且都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如天文学、地学、历法、农学、医学等，都注重实用性，而纯理论的科学如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发展缓慢。先秦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地域宽广，交通不便，而周围其他民族比中华民族落后很多，因而，中国与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交流很少，对于自然界的研究也就更少，但并不是没有。而古希腊的情况大相径庭。古希腊是一个海岸国家，陆地土地贫瘠，耕地面积稀少，农业发展落后。但它海岸线曲折多湾，岛屿星罗棋布，海上交通便利，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沿海密集分布扩大了人与自然的接触范围，加上工商业比农业需要更多知识和技巧，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几何学等发展较快。
第二点，先秦时代正处于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过程中，战乱频繁，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处于不稳定的社会动荡之中，因此，诸子百家的理论使命是创造出平静、安定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以顺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古希腊人把认识宇宙万物共同的本原问题（即万物同一或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把寻找“始基”看成是最智慧的事情。“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的意思。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寻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即本体论——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本原的原义是“开始”，也叫“始基”。
第三点，研究内容上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
先秦诸子百家对于世界本源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史料记载看，这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要早200年。关于诸子百家对于世界本原的认知，大多倾向于天与人的关系，总共有三种观点：一，“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二，“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三，“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而早期古希腊哲学中，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具有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由此看来，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哲学在古代本体论哲学范畴具有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反映了古代人的思维方式：直观、比喻和猜测，说明认识从感性的直观开始。上述思维方式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识方法的直观性和认识程度的表面性。
第四点，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地思考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做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二，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祸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四，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但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是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第五点，先秦哲学的代表。
中国从先秦至今的哲学就是老子哲学。
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哲学成为了历代士大夫基本的哲学观念。与孔子哲学并立，成为古代哲学另一极的，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在近三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国哲学史上独创体系的哲学家只有老子和孔子二人。老子哲学是对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伏羲哲学的核心是把“混沌”分为“阴阳”（史称“一划开天”），通过“阴”和“阳”组合成“乾”和“坤”；“乾”和“坤”的变易决定人的命运。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切与《易》有关的哲学的源头。在哲学上，炎帝和黄帝是伏羲哲学的传承者和继承者。炎黄哲学主要内容体现在《黄帝内经》中。《黄帝内经》对伏羲哲学的主要发展是提出了“五行”概念，并把“人”提到了和“天（乾）”、“地（坤）”同等重要的水平。
老子把伏羲以来的哲学发展描述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据此，老子提出“道”。“道”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和“无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指事物自己如此而没有外力强迫的状态。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以外力强加干涉。“自然”是事物的理想状态；“无为”是保持这一状态的方法。“道”是对古代无阶级氏族社会的概括，是对中华先民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概括。“道”的基本含义是“天人合一”。2000多年来，老子哲学与儒家学说一起，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不了解“道”，不能真正理解“仁”。不了解“道”和“仁”，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老子和孔子以后，直到******哲学之前，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发展，但没有超过老子和孔子哲学体系的新哲学的创建。
第六点，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
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进入到更加成熟的阶段；他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格言式的伦理思想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一切对哲学思维的发展都有贡献。但是，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开始了夸大主体和理性、夸大抽象思维，以哲学唯心主义的神话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物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文艺复兴与诸子论道
时隔一千五百多年，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复兴运动”。如果来一次历史的隔空对话，或许我们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全面地体味这背后的意味，而不是单单从仅存的文献中搜寻这些思想带来的光芒。可是，历史就是这么现实，留给我们无限探索的空间。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异同，以此来感受一下我们先人的智慧。二者的不同点非常明显：
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不同。时间相距近千年，地处西欧与东亚。诸子论道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76 - 公元前221年之间，而文艺复兴发生在13世纪，比诸子百家争鸣晚一千多年。
二、发生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铁器时代，西欧处于封建社会瓦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三、主要打击的对象不同。中国的斗争矛头是奴隶制残余，为封建社会的完全确立扫除障碍，西欧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天主教会。
四、新思想的阶级性质不同。中国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西欧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
关于二者的相同点，无非就是从二者发生的时间，带来的后果和作用出发：
一、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巨大反响的产物。诸子论道兴起的时间是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的封建生产力发展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