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8年6月以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六次上书朝廷，给皇帝递呈了论述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以及有关波兰与土耳其悲剧的论文。这些文章都被送到了南书房，德高望重的大学士翁同龢怀着敬畏而钦佩的心情读了这些文字。主要是通过翁同龢的倡导，皇帝决定采用这位庶民所提议的激烈措施。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后不久，年轻的统治者与其年迈的师傅讨论了变法维新。然而，这个消息泄露了，皇太后剥夺了翁同龢进入南书房的特权。这个温和的警告终止了最初的企图。从1895年到1897年，“特许权之争”开始了，英、法两国侵犯中国在西南省份的主权，到了1897年底，德国军队占领了青岛，其借口是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曹州为痛恨他们的民众所杀。中国突然感到了被肢解的恐惧，康有为赶到京城，再次敦请变法。由于有翁同龢在宫内做工作，又有他的“赫胥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鼓动家。此处意指梁启超是康有为理论的积极鼓动家。]梁启超在宫外活动，变法运动聚集了势能。翁同龢奏荐康有为，说他胜过自己一百倍，建议由他来指导全国的事务。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呈递了他那最著名的第六封上书。
康有为所提议的变法，其终极目标为富国强兵，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寻求的政策并无二致，维新派的经济纲领也是如此。但是，在一个主要的方面，维新派是与保守派对立的。后者将1839年以来所有入侵的外国列强视为蛮夷，认为他们尽管具有军事力量的优越性，却是劣等文化的国家。因此，按照保守派的看法，中国所需的不过是拥有同样的枪炮和战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观点有所改变，但绝没有走到承认中国文化劣势的地步。维新派则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将西方的繁荣与强大归功于更有效率的管理和更为活跃的文明。如果中国打算维护自己的完整，赶上西方世界，就应该改变自己，但不能像李鸿章与张之洞那样零零碎碎地改变。仅仅“弥缝”[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卷，第8页。]是不够的；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因循守旧”。[康有为：第六书，载《戊戌变法》第一卷，第198页。]维新派建议皇帝坚定地宣告变法，改变科举制度，设立起草宪法的机关。
这个宣言在6月11日及时发布了，康有为被任命为宪法办公室的负责人。五天后，皇帝允许他觐见，召对时间长达九个小时。百日维新已在进行之中。皇太后领导下的保守派对这种迅猛的发展感到惊恐，打算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他们在康有为觐见的前一天作了三个决定：解除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恩准回家”；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指挥全国的军队；皇太后与皇帝将要在天津阅兵，日期待定。将翁同龢革职的消息如同一颗炮弹落在京城，荣禄的新职位被解释为保守派加强对军队控制的措施。这两个动作的意义很明显，但人们对阅兵式的意义还没有完全吃透。
相处了二十多年的师傅被革职，使皇帝感到悲哀，但没有令他落胆。变法上谕的颁发，仍然比他去夏宫向皇太后请安还要频繁。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旧军队要进行改革，许多冗余的机关被撤销，一些新人被任命到负责岗位上。与此同时，高官显要们忙于往返于北京与天津之间，花费三个小时的旅程去向荣禄讨主意。聂士成将军的武卫军从大沽向天津推进，董福祥的甘军从冀州转移到京郊。维新派都知道，他们的成败如今取决于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尤其是袁世凯的态度，而他表示了对这场运动的支持。9月14日，袁世凯奉命进京，接受皇帝的召见。召对发生于16日，皇帝随后宣布，袁世凯从省级按察使升任兵部侍郎，总管全国新军的训练。第二天早晨，袁世凯进宫谢恩。就是在这时候，他的君主将不可更改的决定和未来的变法计划告诉了他。9月18日，他去拜访了李鸿章，然后拜访了庆郡王。当日黄昏，他接到荣禄发来的电报，催他立刻返回天津，据荣禄说，有报告称，英、俄两国的军舰向烟台行驶。袁世凯及其秘书正在临时下榻处华法寺起草回电，门人来报：不速之客谭嗣同求见。
谭嗣同是一位生前死后都颇有影响的年轻思想家，是变法运动的激进领导人，当时他在军机处担任要职。袁世凯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袁世凯的这次关键性的会面。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有为]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皇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唯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
初五日请训，……请安，退下。……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邽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戊戌日记》，写于小站，1898年10月10日，于1926年2月2日、4日、6日分四次载于《申报》。斜体字系本书作者所为。]
同一件事也记录于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传》：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戊戌变法》第四卷，第52页。]
袁世凯自己的记述大不同于梁启超的记载，也大不同于其他的记载。对照一下这些记录，就会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谭嗣同虽然激进，却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会像袁世凯所描述的那样诉诸威胁。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何况他应该知道，威胁一个在朝鲜以大胆而闻名的人是徒劳的。
第二，在袁世凯觐见皇帝之前，谭嗣同便已建议去争取袁世凯对于君主的支持。因此，记载中提到的密诏很可能是真的，是朱笔所书，而非黑墨所书。
第三，在两份记述中，袁世凯都主动地发誓要支持皇帝，不辜负维新派的信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直到9月21日早晨才把阅兵式的谋划告诉荣禄，这时政变已在北京发动了。那么这里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荣禄要编造有关英国军舰行动的情报，以把袁世凯召回？袁世凯在9月20日从日落谈到午夜，究竟谈了什么？
第四，事实上，袁世凯抵达天津的时间，不是在他所说的日落之后，而是在下午3点钟。《国闻报》（1898年9月21日）报道他乘坐11点40分的火车离开北京，于下午3点钟到达天津。在天津站，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新任的兵部侍郎返回。
所有的记述在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即袁世凯在抵津后便直接去见荣禄，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他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上海的报纸《申报》说，荣禄将袁世凯告警的内容直接电告给皇太后（1898年10月8日），而许多其他的记载则说荣禄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夏宫当面吁请皇太后采取行动。这两件事，他有时间做其中的任一件，也有时间两件都做。
在9月21日黎明，皇太后从北京以西约二十里的夏宫出发，前往紫禁城，宣布她第二次垂帘听政，将皇帝幽禁于一座湖心宫殿。康有为与梁启超在紧急关头，在英国与日本朋友的帮助下设法逃到了海外，而维新派的另六名领导人，即人们一直所称的“六君子”，被清廷捕杀了。被撤销的机关又恢复了，考试制度的改革被逆转了，官府中的所有维新派都被肃清，或被革职，或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维新结束了。9月25日，荣禄应召进京，袁世凯接任总督与北洋大臣，三天后其职又改由裕禄续任。9月29日，袁世凯从皇太后那里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因为他把死神之吻印在了百日维新的脸颊上。直到皇太后于1908年去世时为止，袁世凯一直是她的心腹。
短命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希冀能够借此给民众带来和平与繁荣，给政府带来力量和权威。这种体制究竟应该是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究竟应该是独裁的还是民主的？它的取得，应该是通过逐步的改革，还是通过一场革命？无论如何，很少有人赞成这个腐朽的王朝照原样存活下去。在这种探索中，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们注定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会导致混乱。他们的经历或教育背景若非从侨居海外获得，便是从阅读外国书籍学习的。于是不同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不同的模式，还往往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忠告。每个国家都热情地告诉中国该怎么做，于是中国因过多的信息与建议而困惑，这些忠告无助于公正而具有独创性的评判。于是在世界的眼光中，这个时期的中国显得昏乱、犹豫、摇摆而分裂，而由于“特许权之争”还在继续其无耻的进程，还会有更多的屈辱在等待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