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 2，055，555 2，555，675 45 55
1891年日本一国就买下了朝鲜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日本还为朝鲜政府承担铸币工作，并借钱给朝鲜政府。日本常住朝鲜的人口数，在1892年达到了一万人。这种经济优势逐渐受到中国的挑战，后者对朝鲜的输出从1886年至1892年节节增长。日本很难对这种发展熟视无睹。当这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日本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割裂朝鲜与中国的机会。机会到来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之后李鸿章所做的预言到来了。
两个事件让远东着火了。1894年4月初，1884年政变的领袖金玉均抵达上海，同来的有洪英植的儿子。洪英植是政变后陪伴国王到达中国兵营并当即被处死的那个邮政总办。他的儿子痛恨其他亲日派领导人将他父亲弃之不管，打算采取报复行动。他首先赢得了金玉均的信任，然后和他一起从日本旅行到上海，短暂停留之后，他将金玉均射杀在旅馆里。上海当局遵照李鸿章的指令办事，逮捕了凶手，将他和被害者的尸体送回汉城。国王立刻给了他一个政府中的高位，而那具尸体则被公开示众，然后于4月10日夜间分尸。这违背了李鸿章、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 R. O’Conor）的意思。大约同时，东京发生了一起针对朴泳孝的刺杀未遂案，朴是1884年危机期间的另一著名领导人。后来，那个朝鲜刺客向日本当局招供，声称他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行事。在随后的议会讨论中，这两次刺杀都被视为针对日本的敌对行为，议员们敦促政府采取行动。然而，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即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他也是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始作俑者之一。]拒绝仓促行事。他们仍然遵守自己的时间表，而朝日关系已经恶化了。
另一个事件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一个宗教组织，成立于1860年，或那一年前后。其教义是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大杂烩，因此其名为“东学”，表现出与西学即罗马天主教的强烈对立。1864年以后，该党经历一次巨变，开始指导其追随者们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政府腐败和外国入侵的活动。他们在1892年和1893年两度请愿，表达了该党的观点，但政府没有理睬。该党继续做大。1893年的饥荒驱使很多饥饿的民众成为其信徒，于是爆发了一场短命的起义。1894年，南方对民众的横征暴敛使东学党的诉求有了更大的力量，于是又爆发了一场起义。这一次，造反者越来越强，直到局势完全失控。朝鲜的新军在与造反者的作战中一败涂地，国王转而向中国求助。
1885年的中日条约规定，如果签署国的任一方要向朝鲜派兵，必须通知另一方。朝鲜的请求是在5月底提出的，到了6月2日，日本公使馆的一名译员拜访袁世凯，表达了日本对其在朝鲜的贸易和侨民安全的担忧。他询问中国为何尚未派兵平息这场造反，然后说：“如果中国派兵，日本别无企图。”第二天，日本临时代办杉村向袁世凯重复了这个提议。[袁世凯致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34页上栏。]
为了回应朝鲜的请求，李鸿章将其淮军一千五百人派往朝鲜，与此同时，向日本政府知会了他的行动。部队起航的那一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还催促他尽快向朝鲜派出中国军队。李鸿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日本军队也在前往仁川的途中，其借口是保护日本臣民及其财产。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连忙去见杉村，要求解释，而对方再次向他保证：“日本别无他图。”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立刻抢走了起义消息的风头。紧张局势突起，俄国和法国的公使馆于6月10日开始撤离其工作人员。两天后，率领一千名日本官兵返回汉城的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告诉袁世凯：叛乱一经镇压，和平与秩序一经恢复，日本会立即撤兵。他接着通知袁世凯：日本有意参与平叛作战。
李鸿章无意发动针对日本的战争，意识到时局已是危如累卵，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停驻于平壤以南的光州。而袁世凯则与大鸟达成了口头协议：两国都不得向朝鲜增兵。朝鲜政府面对着将要爆炸的局面，又请求李总督撤兵，其理由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前因南道土匪猖獗，恳请天兵前来代剿，乃该匪闻知此情，已即胆落，先后逃窜者甚多。”[袁世凯致李鸿章，1894年6月13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40页上栏。]
日本通过其精心算计的行为，现在已从李鸿章手中偷走了主动权，驻朝日军从6月12日的一千人增加到一周后的三千人。6月21日，日军又增至一万五千人。何况，他们驻扎在仁川、釜山与汉城这样的有利位置，人数上以二比一超过了清军。中国现在发现自己处境极为尴尬。中国军队本来是要到朝鲜南部镇压叛乱的，但如今无法抵达指定地点，因为日军挡住了道路，颇有预见性地沿38度纬线部署。而清军若在这个阶段撤退，便意味着将中国的宗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李鸿章不知所措。然而，有一件事在他脑子里是很清晰的：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日本开战。
起初，李鸿章直接与日本接触，试图获得双方同时撤军的结果。这个尝试没有结果，于是他请英、俄两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和卡西尼居间调停，以寻求暂时的妥协。6月28日，英国、俄国、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向日本和中国的公使送交联合照会，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走。中国同意了，但日本不同意。陆奥伯爵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这次调停的失败，其中写道：“这使我的国家不受约束，我个人很高兴。”[摘自《中日战争》第七卷，第150页。]
在外交官们提交其照会的那一天，日本要求朝鲜国王宣布国家独立和改革政府。金洪志被任命为首相，去跟日本谈判改革方案。陆奥又记载道：
政治改革的设计，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日、中两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我们利用这个，既可以和平解决正在恶化的中日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又能加速最后的“摊牌”。[《回忆录》，第300页。]
谈判是在明目张胆的威胁之下进行的，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7月22日，日军开进汉城，冲入王宫。国王、王妃及其所有的孩子被擒，作为俘虏押往日本公使馆，而年迈的大院君登上了已被绑架的君主的位置，恢复了摄政王的身份。终于，戴在铁拳上的天鹅绒手套取下了。
中国的朝堂内，军机处领导下的主战派，尤其是大学士、帝师同时又担任了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的笨拙与姑息发起了无情的抨击。翁同龢听取了袁世凯那位学者朋友的意见，而袁世凯本人也主张对日本施行强硬政策。绝望之下，李鸿章决定开战，向朝鲜增兵。7月25日，载有1，220名中国官兵的英国轮船“高升”号在朝鲜海岸遭到日本巡洋舰“浪速”号拦截，并被击沉。两天后，囚禁中的朝鲜国王被迫对其宗主国宣战。紧接着，日本天皇于7月31日宣战，中国皇帝于1894年8月1日宣战。
从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双方首先在朝鲜交战，然后在满洲和黄海交战。中国在三大战役中彻底战败。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
中国没有冒犯谁，没有做错什么，也不愿开战，却愿意做出牺牲：她是一个大“病号”，正在非常缓慢地从几百年升平岁月的积疴中恢复过来，当她跌倒时，遭到这个灵活健康而又武装到牙齿的小日本殴打——难道没人去把他拉开？[赫特致坎贝尔，1894年10月28日。]
7月初，在四个强国调停失败后，袁世凯请求政府将他召回，因为他继续待在岗位上，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总理衙门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一度是强大的“行政官”，而现在是个可怜的人物，没人前来拜访，所有的仆从都开小差了。他很快就病倒了，唐绍仪代他办理日常的公务。最终，经过李鸿章的努力，他奉命进京，要在前往天津之前，当面向总理衙门报告最近的事态。这趟郁闷的旅行于7月19日开始，一周后结束。但是在8月4日，李鸿章派他前往平壤，担任中国军队的军需官。袁世凯在抵达平壤之前，接到了平壤陷落的消息。他跟周周馥、胡燏棻一起待在满洲，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与装备。接着，他有了另一次机会见证淮军的腐败与极度的无能，还有它的惨败。这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经历，或许有助于促使他决定重操军事教官的旧业。的确，当他和胡燏棻随着溃败的军队撤退时，后者甚至向他提议，他应该立即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
在《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之时，这场战争画上了句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从许多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比现代以来在它之前的任何时期都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