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死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之间的一段时期。尽管他经历了一战，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再次领教到战争的残忍，也没有从世界性灾难的角度领教纳粹对犹太人令人发指的杀戮，也没有看到他的亲人的悲惨遭遇，也就是说，他的三个妹妹，在二战时期被抓进了德国纳粹集中营，后来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那里。但这个悲惨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卡夫卡死亡恐惧的意义，使他的个体悲剧上升到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
而更具有悲剧性的就是，这个被称为“耗子民族”的社会群体，在孩子还未成人的时候，稍微能辨别一点周围的生存环境，就得学会像一个大人一样照料自己。那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可悲的民族，也就等同于说是一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只有可怜的梦却没有未来的群体，“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地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见《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孙坤荣等译）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卡夫卡对自己两个弟弟降临人世的敌对情绪，不难理解一个民族共同的悲剧，一方面，现实社会和家庭都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完整而美好的童年，说直白一点，是生存、敌人和自身的原因使然，也是整个犹太民族存在性不安的致命因素；另一方面，这个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一样强大的民族，因为人口的剧增而为整个民族增添了负担不说，他们似乎更容易为杀戮者找到清除和毁灭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人口太多，社会压力过大等。而更让人悲哀的是，这一代一代的彼此排挤和外族人对他们的排挤和杀戮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还有什么比来自于自己人和别人双方面的死亡威胁更使人感到死亡时时刻刻、一步步逼迫而来的绝望和恐惧呢？
同时，犹太人又被称为“死人的孩子”，“懦夫”，“胆小鬼”等。这是犹太人遭受的最为悲惨的磨难之一。在还不能随意杀戮犹太人的岁月里，歧视就成了那些人对付犹太人最主要的方式，而带着侮辱、鄙视性和恐怖的，就是这句“死人的孩子”。
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会记载这样的情景，即犹太人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即使时代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和遭遇不仅没有得到改观，相反，却越来越糟糕。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波希米亚地区，由于捷克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情绪，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儿童，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各种形式的欺负、凌辱、歧视、谩骂和迫害。在弗洛伊德时期，在他所在的大学里，反犹太情绪更加狂热，致使犹太学生终日惶恐不安。在1897年的“十二月风暴中”，捷克青年学生运动势头强劲，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打砸犹太人的商店，而卡夫卡的父亲仅仅因为会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才让他家的商号幸免于难。这次极为严重的风暴没过去多久，“希斯纳案件”又上演了极为相似的一幕，烧毁、打砸和抢劫犹太人的商店。而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已是世人皆知道。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犹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擦干净伤口之后，继续龟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中过着他们胆战心惊和朝不保夕的生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邪恶与懦弱之民族，是一群死人的孩子。他们就像一个个幽灵，在肉体被摧残致死之后，彷徨在布拉格的老城区。
但在卡夫卡的诸多著述中，他很少提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外族人对犹太人的各种暴行。这不是卡夫卡的疏忽，也不是他有意隐瞒。这实在是一个过于沉重和残忍的话题，无论是卡夫卡本人，还是他的读者，乃至亲人，都不愿意揭开整个犹太人灵肉两方面的伤疤。他们大多愿意就这么生活下去，即使麻木，冷漠，即使像耗子一样，躲避着行人，也总比老是在痛苦的倾诉和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活着强。但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面临的绝境是无法改变的，只要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身份一天不消除，那么他们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不过，生命终结前的卡夫卡却多次提到犹太人被殴打等“肉搏”事件。他逐渐从逆来顺受的犹太人命运的情形中，开始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思考犹太人的命运，也许有着某种人格的升华，或许是卡夫卡命运的进一步恶化，他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状态开始有意识地活跃起来，他不想再做“死人的孩子”，但他只能思索着，同心上的恋人一起对话，对话的中心话题之一，仍然是说不完的犹太人命运。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着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威胁在威胁着他们。’……我的三十八岁的犹太人生涯说：……你三十八岁，已如此疲倦……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根本不是疲倦，而是不安，是在这随处有失足之虞的地球上害怕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而是唯恐在这巨大的不安后面将有巨大的疲倦跟随而来（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
“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
这种恐惧带来的后果是长久而严重的，它们致使对死亡的恐惧直接使很多犹太人，包括卡夫卡，慢慢地让自己的人生追求有了更严重而清晰的脉络，成为一种“向死而生”的博大而深刻的命题和命运。
在《杂感》第73节中，卡夫卡写道：
“认识开始的第一个信号是求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另一种生活又遥不可及。人们不再为死而感到羞愧；人们情愿把他从这个所憎恨的旧牢房里移到另一个他将学会憎恨的新牢房中去。”
可以说，整个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从某种程度和角度来看，都是一座牢房，生活在其间的犹太人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在自觉意识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每个犹太人的思想的时候，主动求死，也就成了他们对待自己最后的方式，看起来很有力，很悲壮，但更多的还是无奈，还是死人的孩子对死亡一贯的态度：恐惧。
“死亡我是可以做到的，忍受痛苦却做不到；通过逃避痛苦的尝试我反而明显地加强了痛苦的程度；我可以顺从于死亡，却不能顺从于痛苦，我缺乏这种心灵运动，就像是一切都装好了，把我已经系紧了的皮带痛苦地又一次系紧，而车却不启动。最糟糕的是，这是非致命的痛苦。”（见《卡夫卡集》 《杂感》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与死亡恐惧进行对峙和反抗的过程中，卡夫卡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了一个作家，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的好友雅诺施也是这么认为，而且觉得他是一个有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和人格的作家。顶着这项桂冠，卡夫卡陷入了对生活和死亡更深的不安之中。他既把写作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写作维持和拯救了他，换句话说，由于写作的长期维持，就成了他一种理所当然，又非常高贵的生活。按照他自己对好友勃罗德的话说，如果不写作，他的生活将会坏很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他最终的结局必将是发疯，然后死去。他渴望自由，又能向疯狂挑战的胡作非为，以此来完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他以为作家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但是报偿是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地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被束缚的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行为与举动，使得报偿成为一种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却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一种写作，但我知道这一种。”（见《卡夫卡集》 《致马克斯·勃罗德》456-45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家的生活毕竟不同于常人，他们经常失眠，经受着寂寞、孤独、神经衰弱、饥饿、误会和黑暗的折磨，卡夫卡也是如此，睡眠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思考的愉快很快就会被肉体的痛苦所替代，生存的不安在黑暗中呈现处死亡的阴影，他感觉到的是这个如若或者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大地上，这一切归纳为一个词，那就是黑暗。他时刻陷入了这片永恒的黑暗之中，黑暗的暴力（或者说黑暗本身就是暴力）肆意地从大地的各个角落冒出来，摧残着他的生命。
“每当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同上）
夜晚带来了思想者最渴望得到的氛围，文学家同样对夜晚情有独钟。但当黑暗成为卡夫卡生命中的又一个隐喻和象征时，他最深沉的感受仍然是恐惧。在这里，魔鬼性质的东西代表了卡夫卡一贯以为的某种存在着的他无法排斥却经常看见的东西，与他形影相随，最终导致他经常产生死亡的错觉，或者希望在恐惧中尽快死去，他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哭他的。别人哭他，或许只是一种伪装得很好的，很体面的方式呈现的假象，但对于一个迷失于尘世，没有祖国没有身份，独自在灵魂漂泊的异乡人来说，能看到在死亡之后有人这样那样地哭他，多少也是一种慰藉和补偿。同时，他自己也哭，为自己哭，为这个实在不值得留恋的世界哭，哭那些爱他和不爱他的人，甚至莫名其妙地哭。这又一次是我想起了里尔克，他那首著名的《沉重的时刻》的诗，是不是就是对卡夫卡生命的哭泣的某种回应呢？我不妨在此将此诗摘录于此。
沉重的时刻
（奥地利）里尔克 著 冯至 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那种哭泣的感觉除了给予了卡夫卡情绪的充分发泄和获得心理报偿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作为一个作家极为敏感的直觉和对生存景况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忧虑。在《致父亲》中，他在谈到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存方式时，同样谈到了死亡，他相信他的那个从小就强大得令他仰视的、不将他放在眼里的父亲，能通过他这个当了作家的儿子，理解他在文字和心灵世界里的一切作为，包括恐惧，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有，他们也不能畅谈。能畅谈的只能是那几个朋友，包括马克斯·勃罗德。
“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死后，看别人怎么哭自己。作者注），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是活着），不停地哭泣。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但它不必以死亡恐惧表现出来，而是能以惧怕变化、惧怕乔治谷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活过。这样讲，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活着就必须要有女人、孩子、田地和牲畜。为了活，需要的仅仅是：放弃自我享受；搬进房子，不是为了赞赏它和装饰它。对此不妨这样说：命运交给大家了，却没有任何人接到过它。但为什么人们尔后要懊悔，为什么要懊悔个不停呢？是为了使自己更美，更有欣赏价值吗？也可以这么说。但除此之外，为什么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里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
卡夫卡在这段文字里依旧带着他喜欢的那种箴言或悖论式的思维习惯和语气，对死亡进行了归纳：带着可怕的恐惧去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他还没活过，所谓的“生活”仅仅只是一种“表现”的东西，也许存在，或者根本就不曾存在；另一个理由就是他作为作家写过的事，都将发生，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存在性不安的主要愿意呢？更让人瞠目的是，他说他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活着的，是一个无法赎回自己的活死人。活死人存在的空间就是永恒的黑暗，失眠是他们最能与黑暗和噩梦对话的方式，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去死，而在世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是享受，而是死亡，是恐惧。由此，卡夫卡似乎也乐意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虐待自己，以此来抵御他躯壳所来往的世界的恐惧和无形的虐待。他放弃了对世界的享受，仅仅就是为了表现他自己的以为的“活着”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他是在充分享受死亡恐惧和存在性不安带给他的虐待，毫无疑问，这种心灵和精神的虐待他很享受。他这种“享虐主义”的心态，必然使他对作家的生活有不同于任何人的卓越体验和感受。从童年的经验，到父母之爱的相继缺失，整个世界的味道，都让他看到了他（甚至是一切“他”）的下场：现在，他真的要死了。而在我看来，他因为已经死了而活着，活得平静而又忧郁。但在他人看来，他已经死了，不管是现在，还是现在以前，或者现在以后。
卡夫卡继续对马克斯·勃罗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