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是有很多很经典、很智慧的俗语，这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堪称经典，至少在人才使用、或者叫人力资源学上，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论断。
但事实上，能真把这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人力资源内涵用到淋漓尽致的还真不多，因为这句俗语看着简单，其实在实践上也还包含着三层不同的境界。
第一层，不是什么好词，叫任人唯亲。第二层，刚好相反，叫任人避亲。第三层，又和任人避亲相反，叫举贤不避亲。
先说任人唯亲，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句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在官场上，这一点就更鲜明了。说起来当官是做百姓的公仆，但这个公仆却比主人还富，享受的利益也是最大化的。因为要享受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就有了任人唯亲，因为让家人、让亲戚、甚至让身边的人享受到一人得道后的利益，其本质就是一种利益最大化。所以所谓任人唯亲，当然就是“鸡犬升天”的一条最方便的渠道。
但这样一来，任人唯亲就成了满足私利与私欲的代名词，也就成了缺乏眼光甚至人品卑劣的代名词，所以有信仰的知识分子爬上领导岗位后，都很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古代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般不会在自己发迹后迅速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秘书什么的快速提拔起来。不仅不提拔，甚至还要刻意打压，只是因为要避嫌，要避任何任人唯亲的嫌疑，这也就是任人避亲了。
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发迹之后，虽然特别注意培养教育几个弟弟，但从没想过要通过自己的权位来帮助弟弟们。
像他的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考科举老考不上，曾国藩这时在北京已经是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已经到地方上任过乡试的主考官了，可他帮弟弟的方法还不过只是频繁地写信指导，甚至帮助他们改文章，但从来没有帮他们想办法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所以他在家书里曾经劝弟弟曾国荃，说当哥哥的我知道你想成就功业，想考上科举，想像哥哥我一样考到北京风风光光地参加会试，但这一切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所以他说了一通的道理之后，还只是说：“吾愿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就是说你不必向大哥我抱怨命运的不公，只要努力，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就会成功！这话说得很漂亮，但也不自觉流露出了曾国藩的一种潜意识，自己的事业得凭自己打拼，别指望老大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什么捷径。
当然曾国藩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但也透露出了他心里那种根深蒂固的不能任人唯亲、而要任人避亲的观念。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是很忌讳那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他几个弟弟求他要跟他出山，甚至他爹也要求他带弟弟们一起出山，可曾国藩就是不情愿，所以最后勉强带了个最小的弟弟，可没过多久，还是因错严罚，把唯一一个最小的弟弟也赶回了家。曾国藩这样做，没别的什么原因，根本还是在于要任人避亲。
但这时的曾国藩也有一个很突出的举动，看上去似乎与他的任人避亲又有些矛盾。我们知道曾国藩一出山就志向远大，咸丰皇帝让他办团练，可他压根就不是在办团练，而是在办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湘军。之所以叫湘军，就是因为曾国藩办这支地方武装的初衷就非常明确，即以湖南人为核心力量，为中坚力量。
我们知道中国人在古代非常讲究三谊——亲谊、乡谊与年谊。亲谊就是亲戚关系，乡谊就是老乡关系，年谊就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建湘军，之所以叫湘军，之所以主要依靠湖南人，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湖南人。也就是说他主要是靠乡谊把这支队伍拉起来的。
要说他任人唯亲吧，他置亲谊于不顾，连最亲的弟弟都不用。要说他任人避亲吧，他基本靠乡谊关系拉起了整支队伍。这不显得有些矛盾吗？
其实不矛盾，关键的区别就在于目的的差别。
重亲谊的任人唯亲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所以目的往往是求利益、求私利。而曾国藩重乡谊的组建湘军，则是奔着功业最大化去的，所以他的目的是成事业。这两者看上去情况很类似，但一则求公，一则求私，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
但后来，曾国藩为什么又在使用弟弟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了呢？
这和曾国藩办湘军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所产生的认识有深刻的关系。
曾国藩办湘军，虽然立意很高，出发点很高，但同样，遭遇的挫折与磨难也很大，这种挫折和磨难不仅来自于对太平军作战的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更来自于内部的人事斗争。他开始办湘军的时候，湖南官场上上下下视他为异类，处处刁难他，弄得绿营士兵哗变，曾国藩脸面扫地；后来出两湖东征，没有地方督抚那样的实权，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结果四处遭白眼；再后来，借着父死奔丧的由头撂挑子不干，借机跟咸丰皇帝要巡抚的位置，也就是伸手要实权，结果还是被咸丰臭损了一顿，不仅被罢了职，还被天下士人耻笑。所以曾国藩内心深处是极苦闷的，这一点从他的日记和家书都可以看得很明显。
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苦苦支撑湘军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以家人子弟之法带兵，就是把整个团队带成一家人或者带成一个家族的模式，大家共享福也共患难，这样虽然条件艰难些，人心就不会涣散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越来越产生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认识——家，是人生事业绝对保障！家，是人生事业的大后方！而且就事业的发展来看，一个团队里最坚定、最基本的力量，一定是具有情感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是来自亲情的话，那就最有保障了。
所以，在经历频繁的人事打击后，曾国藩被罢职在湖南老家替父亲守丧的这一段时间里痛定思痛，开始把自己的家族事业和人生事业放在一起考虑了。咸丰八年，曾国藩重新出山，他一出山就写信给几个弟弟说：“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力挽家运。” （《全集·家书》）就是说我经此一难之后，看得很透，人生的事业要尽人事安天命，尽人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兄弟要并力一心，其利断金，这样才可以成就人生的功业，才可保证家庭兴旺。你看曾国藩把人生功业与力挽家运放到了一起，说明他已经彻底扭转了任人避亲的观念，这时候他要实践“打虎亲兄弟”的第三层含义——举贤不避亲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比较小心，也不敢让几个弟弟独当大任，都是跟着其他的大将作为副手进行锻炼。但当弟弟曾国华战死三河镇之后，曾国藩大为后悔，在日记和家书中反复检讨自己，一是说自己对弟弟关心得不够，二是说自己对弟弟培养得不得法，总之是哥哥以前大错特错了，才让弟弟遭此报应。你看，曾国藩其实还是非常讲究宿命论的。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用人思想彻底扭转，依赖亲兄弟、父子兵成为他用人思想中坚定不移的一个核心，曾国荃的地位迅速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湘军中最为核心的一支力量。曾国藩在后期写有大量的给曾国荃的家信，这些家信的内容涉及战事、军需、人员调配、家庭琐事等方方面面，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教育、培养、使用、保护之情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回头看，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个大型的家族式民营企业，他要从一个艰难的环境里自筹资金、自谋发展、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杀开一条血路，他的人才团队的建设就不得不靠非常的关系来维系。中国文化讲究义气，兄弟就是成就事业最好的臂膀，没有兄弟的刘备，想方设法要桃园三结义，拜也要拜出两个兄弟来，由此才成就了蜀汉的基业。曾国藩本来就有一大堆兄弟，这种现成的人才储备，他怎么可能弃而不用呢？
当然，曾国藩的“打虎亲兄弟”还是用在成就事业的出发点上，并不是任人唯亲式的谋私利，虽然他的弟弟曾国荃在他的庇护下也谋了大量的私利。后来，曾国荃打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之后，功成名就，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当哥哥的曾国藩却当机立断，劝弟弟急流勇退，对嫡系湘军进行大裁军。曾国荃虽然很抵触，但在曾国藩反复教导下也终于弃职回家养病去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打完虎之后，打虎的亲兄弟再聚在一起就有谋私利的嫌疑了，如今功成名就、事业告成之后，曾国藩裁撤湘军，把弟弟劝回家，一是要保护弟弟，二也是要体现自己用人的一片公心。
曾国藩在家书、家训中常谈及湘军的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以兄弟之情、师友之情来维系组织内部的情感，这种用情感来维系事业的出发点，也自然对其人才使用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但要说曾国藩特别注重兄弟之情与师友之情，也还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他曾经最器重的学生李元度。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多次谈及李元度，并对李元度事件充满了悔意。
那么曾国藩这位人力资源大师，在对待自己的学生上，又是如何产生终生的遗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