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如果能够综合曾国藩在家训中，包括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所提出的用人理论，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他所谓的人才论相比较于“唯才是举”这种说法，还是相当独特的。也就是说，他的“唯才是举”确实独特，确实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事实上，所有成功的人基本上都很会发现并使用人才，这基本上也是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像刘邦，相比较于项羽，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要长相没长相，要力气没力气，甚至出身也远不如项羽，人家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代，刘邦呢，最早不过是个无业游民。但刘邦只有一点比项羽强，就凭这仅有的一点优势，他最终战胜了项羽，赢得了天下。刘邦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他肯用人，他会用人，他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甚至连陈平这种据说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他也不管，也照样重用，这才叫真正的唯才是举！
因为曹操当年解释这个唯才是举的意思的时候就说：“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陈寿《三国志》）
意思是说哪怕是道德品质有问题，哪怕其人不仁不孝是个坏蛋，只要他本事，能治国平天下，你们就一定推荐给我，不管人怎么样，有点才我就用。所以我们平常讲人才要德才兼备，曹操的原意其实突破了这个界限，只要有才就行，德不德无所谓。所以说，刘邦奉行的也是这个标准。
但曾国藩就不一样，他也主张唯才是举，但他的人才论之所以说是更独特、更科学，是因为他有一套系统的主张与办法。他主张，正因为“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所以用人的事，没那么简单，不是一句唯才是举就能说得完的。
总的来说，曾国藩在他的家训里认为用人要分为四部来进行，我们可以称之为“用人四部曲”。
第一步，“广收”。
曾国藩也主张首先要尽可能地网罗人才，选人、用人的标准不要太严苛，因为“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觐”。（《全集·家书》）
这是说大家都要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但到哪儿去找那么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啊！人都是有私心、有私欲的，有德或者有才，有一样就不简单了，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那么求全责备。
所以他在家书里曾经批评他弟弟曾国荃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全集·家书》）是说你平常老说手下没人可用，那是你自己眼孔太高，发现不了人才。然后他又现身说法，说兄长我平常用人啊，“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 （《全集·家书》）
那意思虽然有点自吹自擂，但也确实符合实情，所以当时人就评价，当世最擅于用人的就是曾国藩，以至于一向不喜欢的王闿运在《湘军志》里也评价说，曾国藩身边人才济济，“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是说当时全国的人才都围绕在他身边。这还得了，所以曾国藩想要不成事都难。
但曾国藩用人也不是完全没条件，所以他这个“广收人才”论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官气、乡气”说。
他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也就是把人才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官气的人，一类是有乡气的人。
那什么叫官气呢？曾国藩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彼此妨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全集·家书》）
用现在的话说，有官气的人，就是有官僚气的气，曾国藩认为这种人最死气沉沉，最没有活力，所以虽然这种人可能也有小才，也有些个人专长，但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要想成事，一定要摒弃这种人。
那什么叫乡气呢？曾国藩说：“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无成，物议先腾。”（《全集·家书》）就是说有乡气的人好逞能，个性鲜明，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但也确实有本事。
对于这两种人，曾国藩说：“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全集·书信》）也就是说相比较有官气和有乡气的人，曾国藩用人的出发点是舍官气而取乡气。
曾国藩所说的官气和乡气虽然并非完全等同于官僚气与乡土气，但也多少有点这个意思，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否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说到底还是看实践能力。
所以曾国藩开始招湘军的时候，据说他坐镇招兵处，看到油滑的人，他就不吭声，意思就不要。看到朴实的人，他就“唔”一声，那就认可了。这一招说起来还是跟戚继光学的，当年戚继光招戚家军的时候，也是这个选人的标准。
所以，虽然说面对人才，要广收，要唯才是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甄别。所谓的唯才是举，在曾国藩那儿，主要是领导者的一种理念，一种强烈的人才意识。
第二步，“慎用”。
这其实才是曾国藩人才论里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发现人才的长处到底在哪里，要合理地用其长，避其短，能做到这一步，才叫真的会用人。
因为有材不用，固然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至于小材大用，那就会对事业带来危害了，这样反而还不如不用。
所以曾国藩说：“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全集·家书》）那意思，我这平生的智慧都在这上面了，除了慎用人才、用对人才，其他没什么好花心思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说明曾国藩在慎用上是有着很大的心得的。比如说他为什么如此重用塔齐步，在湘军初期，甚至把塔齐步推崇到手下第一的重要位置。按道理，要说从知识分子的共鸣上，他跟罗泽南早就是知己；要说从儒家知识分子的信仰上，他更推崇“忠义血性”的彭玉麟。但塔齐步不论从哪方面都比这两人差远了，而且还是一个满族将领，还是原来的绿营将领，曾国藩怎么会对他这么重用呢？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穿草鞋的将军。
当然，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穿草鞋的将军，这说明他能吃苦，能干实事，能打硬仗，后来果不其然，塔齐步的军事才能居然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数次扭转危局，奠定湘军胜利的基础。
但要说湘军出山之前，曾国藩也并不知道塔齐步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他为什么还对如此看重塔齐步呢？原因还就在塔齐步原来是满族绿营将领的身份上。
曾国藩是一个做事极讲究布局的人，他打一开始就没想只办个和别人一样的团练，就算是办团练他办的和别的省都不一样，规模都要大得多。他这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大手笔，所以从办团练到办湘军那是早晚的事。
但要办起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来，就要面临一个清王朝两百多年来一直要担心、要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满汉相防。满人一直都不放心汉人带兵，所以就是汉军的绿营，主要是军事负责将领也一般都是满族人。
所以曾国藩要办湘军，全是汉人知识分子为主，要是一个满人也没有，朝廷怎么信得过你呢？但一般满族将领当时又都是纨绔子弟，人才都算不上，又怎么能用呢？所以，难得有塔齐步这样一个人，曾国藩极为推崇，极为倚重，就看出曾国藩用人上的精明与慎重来了，他是要布一手棋，而塔齐步这手棋在他那儿要发挥的作用绝不只在于眼前，而要在于长远。
可惜，塔齐步太能打仗了，所以死得太早，曾国藩固然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而痛惜，但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一手好棋的丧失而痛惜。后来，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满人主政的朝廷对他时时小心提防，再找塔齐步这样一个含金量高的棋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样，推崇罗泽南也体现出曾国藩用人的高超来。
曾国藩用罗泽南开始从来不拿他当自己的下属看，因为罗泽南比自己年龄大，出道也比曾国藩早，所以曾国藩虽然名义上是湖南团练大臣，但一直尊称罗泽南为兄，并处处说罗泽南才是湘军的创始人。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大力推崇，后来《清史稿》也说：“至今言咸同中兴名臣，无不以泽南为冠首。”就是说，他在中兴名臣里的排名，甚至排在曾国藩的前头。
当然，曾国藩这么推崇罗泽南也完全是发自真心的，但这样一来，罗泽南作为湖南当地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他死心踏地地跟着曾国藩，所以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以及他影响力所及的一批读书人，也就都聚拢到了曾国藩的周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湘军中的骨干。
在罗泽南罗老师的影响下，他们也都以曾国藩为师。后来罗泽南强攻武昌战死之后，罗泽南的那些弟子就只认一个曾老师了，像湘军大将李续宾，在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老家守父丧跟咸丰皇帝斗气的一段时间里，连兵部都调不动他，他还是只听已经辞职在家歇菜的曾国藩的话。
所以用人真是一门艺术，曾国藩为什么讲“慎用”？一是怕用错，更关键的还在于怕不能发挥出人才的最大作用。
不仅不用错，还要发挥出人才的最大作用，这才是“慎用”的诀窍。
第三步，“勤教”。
这一点也是曾氏人才论里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也体现了曾国藩他自己就是一个“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勤于实践的人。
曾国藩一直认为找到了人才，用对了人才还不算完，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还必须善于引导人才，使人才不断提升，不断发展。所以，曾国藩算是提出了最早的人才培训的概念。
你看，虽然曾国藩真正认可的入室弟子，严格说起来也就是李鸿章，但当时很多湘军将领都以师礼对待曾国藩，曾国藩对此也坦然接受，因为他确实在长年征战的过程中，很注意对手下的人培养，而且这些培养，他大多是亲力亲为。
所以他治军的时候，很注意思想政治工作，每次练兵都要亲自训话，一次训话都要半个时辰到一个时辰。这个气力花得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他教训的勤，他手下的人才也才跟他跟得紧。
所以曾国藩的勤教，既是一种人才培训的手段，也是一种凝聚人才的手段。
第四步，“严绳”。
这就要说到曾国藩为什么容不下王錱了。
曾国藩是非常讲究所谓人才是要能为我所用的，而使用人才，一定有一个环境，要么是一个团队环境，要么是一个组织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体系里使用人才的，这个体系小可以小到一个团队，大可以大到一个政党，甚至国家机构，但不管大小，这个人才环境它要自成一个体系，就必须要保证这个人才环境的有序与稳定。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市场经济，有些小企业为什么始终做不大？原因就在于它的人才流动、人才跳槽太厉害，无法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才环境。湘军也是一个团队，也相当于一个企业，它为什么做大了呢？就在于曾国藩这个团队核心他很会并且很注意打造这个有序和稳定的人才环境。
为了保证它内部的人才环境的稳定，所以不稳定的因素，他就要剔除出去。所以他说过有两种人他不用，一种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一种是虽有大才但性格极其偏激的人。因为这两类人最容易破坏整体人才环境的稳定。
他认为，王錱就属于第二类虽有大才但性格极易偏激的人。
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来，应该说曾国藩对王錱性格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准确的，要不然王錱也不会自作主张并轻易把他和曾国藩的内部矛盾公开化。对曾国藩来说，这会给其他人起来很危险的示范作用，到时候一个王錱就会影响两个、三个甚至几个王錱来。一个团队里，不要多，有几个这样的人，你的人才环境就要被打破了，就难以掌控了。所以曾国藩宁肯舍王錱之才，也要跟他较真。
但王錱确实有才，后来左宗棠重用王錱也确实建立了不少功勋。可曾国藩虽然面对左宗棠的嘲讽挖苦也不后悔。从长远的实际效果来看，他这么做虽然绝情了一些，但对湘军这个团队的建设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正面意义的。
所以，所谓“严绳”，就是对人才的管理与驾驭。这也算是曾国藩人才论里最有特色的一点。
所以统观曾国藩的人才论，他并不只说“唯才是举”四个字，他在家书里总结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全集·家书》）
可以说，正是这个“用人四部曲”，成就了那个人才济济的湘军团队。这样，也就成就了那个可以成大业的湘军团队。
不难看出，曾国藩的人才论其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学上的系统论意义，这比我们中国古代简单的“唯才是举”论是要进步了不少。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和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好学善思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当时西学东渐的社会思潮有关。
林则徐号称清代政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国藩则可以说是清代政坛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二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开辟洋务运动。他因为关注西学，甚至引导两个儿子一个去学西方社会科学，一个去学西方自然科学，他的分析眼光也在这个过程自然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影响，所以他的人才论才会有了典型的社会学意义。
既然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影响，那么曾国藩在用人、识人的时候，又会如何看待“科学”与“知识”这些重要的元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