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略特相反，瑞恰慈是个思想严密的理论家，或者说文学的哲学家。瑞恰慈写于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上半期的七本文学理论与美学著作，试图把现代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这几本著作：《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5)；《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1926)；《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对西方现代批评各派，尤其是新批评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提出的一系列论点，都由新批评派的研究而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新批评派断然拒绝瑞恰慈的心理学方面，但即使在反心理学立场上，新批评的理论也是在与瑞恰慈辩驳中发展起来的，而语义学则成为新批评的基本立足点。瑞恰慈与奥格顿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至今是符号学的基础论著之一。
西方文论史家不少人试图把英美现代批评分成艾略特和瑞恰慈两大系统。有人认为新批评派应置于艾略特门下，也有人直接把瑞恰慈称为新批评派首脑。应当说，新批评派是早期艾略特与瑞恰慈结合的产物，前者提供了思想倾向和一部分重要论点，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但新批评派对他们二人的理论是有取有舍的，无论艾略特或瑞恰慈，都只是在部分根本问题上与新批评派主流一致。
新批评虽然源出于英国，却繁荣于美国。在美国“新诗运动”中形成了许多诗派，其中一个风格相当特殊的派别称作“逃亡者”诗派(The Fugitives)：1921年美国南方田纳西州梵得比尔特大学教授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领衔，与他的几个同事和一批学生出版了一本小诗刊《逃亡者》。1925年该诗派的主要人员渐渐星散，杂志停刊，但是派别犹存：新批评派的几位主将一直兼顾诗歌甚至小说创作。
在这以后，兰色姆与原《逃亡者》诗派的三个学生——阿伦·退特(Allen Tate，1888-1979)、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与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三人保持通信来往，并且都从诗歌创作转向文学批评。三十年代中期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书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兰色姆的《诗歌：本体论笔记》(Poetry：A Note On Ontology，1934)，文集《世界的肉体》(The World"s Body，1938)；退特的《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1938)，文集《关于诗和思想的反动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1936)、《疯狂中的理智》(Reasons in Madness，1941)。但影响最大的是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大学文学系课本《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38)和《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这一系列著作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特点明显的文学理论系统，在三十年代还没有“新批评”这个名称，他们被称为“南方批评派”(The Southern Critics)，但新批评派的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已提出。
1941年，兰色姆出版《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评论艾略特、瑞恰慈和艾伏尔·温特斯(Yvor Winters，1900-1968)等几个人的理论，他称这批人为“新批评家”，但他对这几个人的理论并不满意。全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征求本体论批评家”，明显地表示他以及他理想中的文学理论不可能在这些“新批评家”中找到，他和他的同道才是“本体论批评家”。
不料此书一出，“新批评”这个名称就正式流行开来，而且，出乎兰色姆所料，此词所指的竟然主要是兰色姆自己和他几个学生组成的“南方批评派”。虽然新批评派一直对这个以讹传讹的称呼很不满。我们在本书第一节中点过他想更改的一些名称，但在“新批评”大行其道后，他们也就只好接受了。
因此，兰色姆是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中洗去了心理学因素，从而把新批评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textual criticism)基础上。有论者认为兰色姆是柯尔立治以来一百年中最重要的英美文论家。但在一系列观点上兰色姆与他的学生不合，甚至多次卷入与他们的争论。从我们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新批评派的真正核心是他的上述三个学生。
大部分现代美国文论史还把三十年代开始活跃的另外几个批评家算作新批评派，他们情况不太相同；R·P·布拉克墨尔(R.P.Blackmur)是新批评细读式批评方法的出色实践者，他偶尔谈理论时(例如著名的“姿势论”)却超越了“新批评”；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试图把异化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和弗洛伊德主义合成一个庞大的“象征行动”体系。当代很多文论家认为伯克理论很深刻，认为他与巴赫金都是“学派夹缝里漏过的人”，巴赫金之超越俄国形式主义，就像伯克之超越新批评，这话意思是伯克应当与巴赫金地位相当。
这些人被算成新批评恐怕是因为他们多少对文学的形式分析比较关注。实际上布拉克墨尔开始其批评生涯比其他美国新批评派都早。在新批评派刚形成时，他的文章《批评家的任务》还认为“始终存在的危险是排除某种特定理论之外的有价值的观点”。可是到了1956年他也只好承认：“人家攻击我时，总把我当新批评派攻击，说我好话时，就说我是如何偏离了新批评。”无论如何，布拉克墨尔是公认的新批评派一个重要的批评家。
瑞恰慈离开文学研究后，他开创的学派在英国实际上几乎后继无人，只有他的学生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几乎青出于蓝。燕卜荪原是剑桥的数学系学生，对文学感兴趣。1930年在瑞恰慈指导下写出博士论文《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一书，把瑞恰慈的语义学文学理论用于批评实践，成为新批评的第一个实践范例。此书对现代西方诗歌的影响极大，以至有论者把现代诗分为“前燕卜荪”与“后燕卜荪”(PreEmpsonian and PostEmpsonian)两个阶段。但是，燕卜荪的第二本书《牧歌的几种变体》(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1935)就离开了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形式主义。其理论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原型批评与形式论。1951年燕卜荪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写出《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书当时无人能读懂，现在被视为符号语义学的先驱。
三四十年代在英国有重大影响的《细察》(The Scrunity)杂志批评派别，曾被认为是与“南方批评派”相对应的英国文论派别，这一派的领袖是F·R·李维斯(F.R.Leavis，1895-1978)，主要人物有Q·D·李维斯和L·C·奈茨(L.C.Knights，1906-1997)、马丁·塔纳尔(Martin Turnell)等。但他们除了“细读法”和语意分析批评方法与新批评相近，其他方面很不相同，他们更着眼于道德批评，而认为瑞恰慈与燕卜荪等人的形式论批评方法“忘记了诗歌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不把“细察”派作为新批评派的支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极盛期。他们原是以反学院派自居的“在野党”，布鲁克斯直到1943年还在抱怨新批评派“在大学中毫无影响可言”。到了战后，新批评派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了统治地位。此时，大批文论家、美学家、大学教授归附新批评派。当时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几乎全是新批评派的论著。当时论者评曰：“说当代批评，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新批评。”这话在当时确是事实。
这个时候，一大批文学理论家加入了新批评的队伍，成为“第三代”新批评家。虽然这些人不一定比“南方批评派”的人年轻，而且不少人理论修养比原新批评派深厚。这些人中最出色的当推威廉·K·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Jr.)和雷奈·韦莱克(René Wellek)。他们两人与布鲁克斯和沃伦从四十年代后期起长期在耶鲁大学共事，形成了新批评后期中心，论者称之为“耶鲁集团”(Yale Group)或以耶鲁大学所在地命名为纽海文批评学派(New Haven Critics)。与此同时，兰色姆在俄亥俄州肯庸学院(The Kennyon College)邀请讲学，培养学生，召开国际会议，出版《肯庸评论》而名声大振，形成新批评后期另一个中心，新起者出色的有墨雷·克里格(Murray Krieqer)等人。在这个时期试图从美学上确立新批评地位的有同维姆萨特数度合作的美学家蒙罗·C·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等人，新批评立场最“坚定”的埃里西奥·维伐斯(Eliseo Vivas)等人。
本书将以新批评派主导理论为论述线索，不去人为地划出“正式成员”与“边缘人物”，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必然会把南方集团—耶鲁集团作为新批评的主流。这条主流中的人物，观点也有分歧，这是新批评理论复杂性之原因，我们必须慎重地加以辨明。上面谈到南方集团—耶鲁集团之外的其他“新批评派”，只在其论点能有参照价值时，我们才涉及。新批评派“成员”各自理论之全面评述，就不是本书能办到的了。
新批评派似乎是因过分得意而暴卒的。韦莱克与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1949)和维姆萨特与布鲁克斯合著的《文论简史》(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1957)一横一纵，使新批评理论系统化体制化“律令化”了，却也使新批评形式主义的狭隘性暴露无遗。但是，取代“新批评”的却是另一些形式主义者，主要是五十年代初的芝加哥学派，1957年出版《批判解剖》(The Anatomy of Criticism)一书的加拿大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赖(Northrop Frye)。他们与新批评派的争论展示了形式文论可能的幅度，因此值得仔细介绍。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法国繁荣，美国文论界也迅速地迷恋上舶来理论。对当代美国文论起了重要影响的是两个常在美国大学讲演的外国学者，即现象学系的日内瓦学派主将之一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和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因此，新批评之后的美国文论形势十分混乱，结构主义在美国尚未站稳脚跟就因时风变化而面目不清。现象学是一种复杂的唯心主义哲学，它的文论有一些形式主义因素，却很难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虽然现象学是扭转美国当代文论中新批评倾向的主要潮流之一，本文为了使论题集中，只有在偶尔情况下才涉及现象学问题。
本书将仔细讨论新批评派区别于其他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流派的特殊性，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对新批评零乱的理论本身做一番整理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批评派自己的论述十分散乱，各人都热衷于夸大自己的一套概念解决全部问题的能力，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也可能是由于怕被人看成一个集团，他们也很少试图把同人的理论综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对新批评派内部的异同逐一作出评判。
更重要的是新批评派站在形式主义囚笼中，无法看清自己的真面目。例如韦莱克和奥·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几乎把文学基本理论的论述淹没在批评方法论之中，而我们欲对新批评派有个全面理解，就必须从新批评派对文学的基本特征和作品结构的理论出发，由此才能顺利地评价他的方法论。
或许这种寻根追底解剖和系统的整理并非新批评派所愿，从下面我们的论述可以看出在理论上有时作蓄意含混正是某些新批评派掩盖其思辨矛盾的惯用办法。
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整理和解剖，我们才能在本书结论中详细说明新批评派区别于任何其他形式主义的基本特点；也只有通过与其他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对比，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新批评派是当代形式论成熟的中间环节。
新批评对十九世纪形式主义是轻视的。瑞恰慈说唯美主义“片面、狭隘”。兰色姆称“为艺术而艺术”是“同语反复”，是“缺乏实质的无目的的艺术自足论”。燕卜荪把英国唯美主义称为“世纪末无谓的口角之争”；可是当代美国崇奉结构主义等欧陆理论的年轻批评家也蔑称新批评派为“土产形式主义”(Native Formalism)。但如果我们仅根据形式主义本身的演变说明新批评派的兴衰，那就是被形式主义的形式所欺蒙了。一百六十多年来，形式主义文学思想的演变始终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的总体条件相联系的。文学理论，作为艺术哲学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不从文化史的出发点上看问题，我们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任何一种形式主义。
但是，也只有在对新批评派理论逐点的剖析之后，我们才能在本书结论中尝试说明新批评派是怎样一些具体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之产物。这样做似乎是颠倒了因果次序，却正是不先入为主做研究的比较适宜的方法。
因此，本书将分成三个部分：新批评派关于文学基本性质的理论；他们的批评方法论；他们的诗歌语言研究。最后，在“结语”中我们将剖析新批评派产生的文化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