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中说：“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邢澍深受乾嘉考据学风熏染，其文集的学术成就也主要表现在考据方面，讲求朴实，注重文献资料的对比、考订，他对古籍的考辨往往能正本清源，多有不刊之论。现仅就文集举例数篇，以见其学术风貌。
《桓水考》一文，订正了自汉至清关于桓水的种种误解。《禹贡》云：“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潜即嘉陵江，河即黄河，渭即渭河，沔指汉水上游，但桓究竟是河水名还是地名，是哪条河，众说不一，疑窦丛生。伪孔安国《传》、马融认为是水，郑玄、郦道元却认为是陇坂，而非河流。班《志》、《水经》承认是河，但却错误地认为其流入南海。苏轼引《前汉书》认为桓水流入四川，却又不知是宋代的什么河。到南宋薛季宣又生别解，认为桓水发源于西倾山，向北流入了黄河。薛氏不知流入黄河者为洮水，而非桓水。明代学者何景明、曹学佺及《乾隆甘肃通志》皆相率讹传。清代胡渭《禹贡锥指》、顾祖禹《方舆纪要》基本指明了桓水流经之地，但又错误地认为桓水流经洮州（今临潭县），更不知古桓水乃清代白龙江。邢澍家居阶州，他通过对先前史料的仔细推敲和亲身勘察，“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考订古桓水即清嘉陵江支流白龙江。钱大昕、洪亮吉、张廷济都大加称赞。孙星衍称其“西倾目验地图真”，以表彰佺山先生的考订结果。
浙江长兴县三邪冈有东晋太傅谢安之墓，人们代代相传以为衣冠冢。邢澍出宰长兴县，耳有所闻，深表疑惑。他翻检《南史·叔陵传》：太建十一年（579年）叔陵生母卒，叔陵发掘谢安墓，弃去棺柩，埋葬其母。十四年叔陵因谋乱伏法，诏令毁其母坟庙，归还谢氏之茔。后谢安裔孙谢夷吾任长城（长兴）令，将谢安自建康梅山迁葬于三鸦冈。又据北宋湖州知府胡宿《乞为太傅谢安置守冢禁樵采表》：“公初葬建康之梅山，为陈始兴王叔陵发其冢，裔孙夷吾为长城令，徙于县南三鸦冈。”邢澍于嘉庆三年（1798年）春，与友人舟行三十里，步行五里到三鸦冈访寻谢安墓，墓地约十余亩，墓高危岿然，四周松柏苍翠，相环拱围。离墓半里，有丛祠，破败不堪，询问守墓人，方知当地村民一直祭享不绝。邢澍遂撰《长兴谢文靖公墓考》，以雄辩的事实考订三鸦冈实乃谢安墓茔，并非衣冠冢，在江南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钱大昕、阮元、秦瀛、张廷济、吴兰庭等人皆赋诗称颂。
《两汉希姓录序》是邢澍在姓氏学研究方面唯一留传下来的文字。他曾感慨两汉族系之紊乱，后世又矜尚门第，各据其谱所陈附会攀缘。邢澍博览诸编，考核阙如，执所由来，并延请钱大昕帮其检校，撰成《两汉希姓录序》6卷。《序》文“发明了考族辨氏之典，所关甚大，实开张澍《姓氏五书》之先”，对历代的姓氏书籍进行了审慎精当的评述。邢澍云：应劭《风俗通》中《姓氏》一篇，虽详于掌故，然多牵合，如尸出于封尸，阙出于阙党，於陵出于仲子，投壶出于晋卿。王符《潜夫论》略约而不详，林宝《元和姓纂》援引多讹谬，宋人著作昧于古义声音假借之故，穿凿附会，时有所失。他利用自己收集的金石碑刻考辨姓氏族系，详推支派，多出前人之上。他依据《祝睦碑》、《柳敏碑》、《张迁碑》、《凉州刺史魏君碑阴》、《北海相景君碑阴》、《刘宽碑阴》、《童子逢盛碑阴》等碑石考订出祝氏既祖祝融，又祖祝聃；相里既祖里克，又祖东里；柳氏既祖柳宿，又祖柳惠；张纸既祖星，又出张仲。诸葛、詹葛，库成、古成，申屠、信都等系方音之转；公百、公伯，中长、仲长，新垣、辛垣，公綦、公箕等系古字通假，虽字形不同，实属同一姓氏。可参看前文卷3《两汉希姓录序》笺疏。
唐天宝年间进士、翰林学士李翰著有《蒙求》一书共3卷，采摭经传故实，隶以韵语。邢澍发现《全唐诗》将李翰误作唐末五代人李瀚，或别本作李澣，且金三俊《蒙求补注》引《挥麈后录》，称李为“晋内相，后仕契丹通显”云云。邢澍据新旧《唐书》李华等人传文、 元好问《遗山集·十七史蒙求》和《宋史·李涛传》予以订正，认为作《蒙求》者中唐时期李翰，非后晋之李瀚。在《跋资暇录》一文中，订正了晁公武《读书志》和后儒著作将该书作者李匡文当成了李匡的错误。《资暇录》，《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作《资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0杂家类作《暇资集》，皆作李匡文。《资暇录》曰：“余宗人翰作《蒙求》。”若果如《全唐诗》、《挥麈后录》所云《蒙求》为五代人所著，《资暇录》所记将何以解释？邢澍《跋李翰蒙求》《又跋李翰蒙求》《跋资暇录》三篇札记各有所重，又互相参备，考证往往一针见血。
唐以前有古书《刘子》，杂论治国修身之道，《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而且《刘子》中《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绪言相同。南北混一之际，此书偶佚，但至唐复出。或认为汉刘歆撰，或认为南朝刘孝标撰，或认为唐贞观之后伪撰。袁孝政《刘子序》认为作者是刘昼孔昭，王应麟《玉海》亦从这。然《北史·刘昼传》称昼“缉缀辞藻，言甚古拙”，魏收、徐陵、庾信等曾讥笑刘昼不善诗赋，没有才气。《新唐书·艺文志》不加辨析，错误地认为《刘子》系刘勰所作，非刘昼所能为。明代程荣、何镗更是荒唐，竟将《新论》错成了《刘子》。邢澍正本清源，在《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一文中加以辨订。他根据《隋书·经籍志注》，又从作品的语言风格、思想情趣、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刘子》和《文心雕龙》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两书“体格既异，宗旨亦殊”，显然出自两人之手。相反，《刘子》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和《北史·刘昼传》“言甚古拙”的特色如出一辙，从而恢复了刘昼对《刘子》的著作权。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称邢文“足以订《四库提要》之误”。王重民、王利器、郭晋稀、杨明照、荣新江、陈应鸾诸先生皆认为作者为刘昼。参见前卷3《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笺疏。
邢澍曾拟撰《晋书辨惑》，“将取其虚妄者一一祛之”，但不知何故，《辨惑》一书未能成就，只留下《跋晋书束皙传》一文。邢澍以精辟的论述驳斥了《束皙传》采辑沈约等人的无稽之谈。《传》云：“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水流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此传言缘于吴均《续齐谐记》，《晋书》毫不分辨，全部采录。邢澍因枝寻根，酌流求源，从四个方面对《束晳传》中的浮泛夸饰予以辩难。其一：三月三日亡女之一事，乃郭虞，而非徐肇，周处《风土记》和《宋书》、《齐书》、两《礼志》皆有载录。姓名颠倒，当为一也。其二：周公成洛邑、秦王置酒河曲之事，不仅《汉书·礼乐志》和《续汉书》之《礼仪志》及刘昭补注没有言及，就是《宋书》、《齐书》也未记述。可见其说毫无根据。其三：六朝文士的作品，极尽夸艳斗丽之能事，无事不征，无事不采。即使如此，《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所录萧梁以前的诗文无一采用束皙之说者。可见前代文人并未听闻。其四：祓禊之典，实际始于《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以及韩诗所说《溱洧篇》和蔡邕听说《论语》“浴沂”。束皙为一代硕儒，岂能舍实据而采虚诞乎？《传》假言托词，随意杜撰，不足为信。
《文集》中的其他文章如《跋古文苑》《和惠畴诗稿序》《武阶备志序》《与张叔未书》等，文字虽短，但就一事一物的考辨都精深透辟，实事求是，反映了邢澍深厚的考辨功底和乾嘉学派的治学风格，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
邢澍的学术思想散见于《文集》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讲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邢澍认为做学问，尤其是考据之学，不仅要阅读文字材料，而且要亲自勘察考询。他在《武阶备志序》中曰：“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他在考订《禹贡》桓水时，曾住在老家阶州，亲身考察白龙江，“于此询究有年”。考订谢安墓时，偕友人舟行三十五里，步行五里至墓地探看，并询问守祠之人。他在长兴帮助吴云逵修纂《武阶备志》时，要求吴氏返回家乡，“登涉山川，博询故老。访钟楼于古寺，拓碑碣于荒祠”。他“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的学术思想是和乾嘉学派注重实证的学术方法相通的。第二，强调博览群书，虚怀若谷。邢澍的学术风格属浙西派，以钱大昕等人为代表，讲究博赡群书，收藏书籍。邢澍在谈到治学之道时曾说：“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博即博学，也就是说要有渊博的学问。通即通达，也就是虚怀若谷，眼界开阔。邢澍嗜学，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多有藏书家所无者”。为避免固陋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邢澍每成一文一书必求教于他人。在给孙渊如的一封信中曾写到，“惜不得日侍左右，尽质所疑”，情恳意切，俨然是一位谦恭的学生。他不仅对年长的学者章学诚、钱大昕、钱大昭等非常尊敬，常常请教，而且还请教自己同辈学者，甚至不耻下问，请教自己的学生张廷济。他曾寄诗数首，求廷济品评。他说：“拙诗数首奉赠，风尘息相之后，偶然拈毫，不识有当风雅否？乞正之。”虽然是谦虚之辞，但反映了邢澍力戒闭门造车，以致固陋，而力求开阔思想境界的治学风格。
邢澍《文集》的学术思想及治学精神对陇右学子影响深远。近人邵力子1938 年曾撰文曰：“今读其《文集》，订文史者，俱见湛深独到之思；考舆地者，率有创获不刊之论，在乾嘉诸贤中，不愧为卓然大家。”（《守雅堂稿辑存》校点本附录一《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