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他在谈到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条件时，把国际援助作为条件之一。他指出：前段时间，国际上弄不清楚中日作战的情形如何，中国需要些什么援助，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无疑是一种损失。为此，他要求“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但是，******在强调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始终主张“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抗战初期，他在武汉接见救亡剧团二队时就指出：“对于抗战前途的救亡工作，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否则便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境。”1938年10月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十五个月的抗战史绩，已证明中华民族主要的靠着自力更生的国策和信心，支持了这一血战，一切速亡论的悲观心理与速胜论的侥幸心理，已被粉碎无遗。”他坚持认为，我们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外援。而不是依靠外援”。
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内部困难日益增加，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出现了一股依赖美国打败日本的严重倾向。******向国民党官员表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国。新闻界一部分人也对时局表示悲观，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地中海被切断得越快越好，这样可以促使日本南进，英美也就非努力对付日本不可。
针对这种把中国抗战希望一味寄托于美英等国的想法，1941年5月25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目前战局》一文，指出：日美矛盾在激化，但它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为了先对付德国后对付日本，英美会不惜代价与日本妥协，日美之间不可能近日内发生战争。根据这种判断，他的结论是：“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拿我们这种自信的坚决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来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的火焰之中”，而不应该只是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这篇文章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他发表了《“九一八”十年》一文，再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倾向，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我们固然决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但我们更不应将我们最大的甚至一切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的援助上面，将我们全民族的命运，押输赢于他人的赌博场中；这是无可救药的奴隶根性，决不是我大中华民族抗战四年来所发扬的独立自尊的精神”，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到了抗战后期，******对待外援的态度就是：你帮助我，我抗日；你不帮助我，我照样抗日。
四、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外来干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神圣事业，必须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这是******始终不渝的信念。1941年6月，他撰文指出：“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对敌人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对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中国人民同样有一个民族利益问题。他说：“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都是许可的，但这种运用，这种配合，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这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明确指出了在争取和接受国际援助中，中国人民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立场，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根本出发点。
所谓“民族立场”，综合******的论述，就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对外交往中，既要反对一味依赖他国、甘作随从的奴隶思想。也要反对盲目排外的关门主义意识，要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既与别的民族进行正常交往，又不能失掉自尊与自信。
******在一份文件中很好地阐述了“民族立场”的内涵。1944年8月，他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着重提出，在对外交往中“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立场”。他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外交史上，在民族立场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观念：排外和惧外。即使到了今天，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为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交往中，“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坚持在对外活动中的“民族立场”，不单单是******对中国近百年外交历史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从事国际交往的工作指针。抗日战争时期，英美两个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国，给予了中国抗战以重要的物质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功利主义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利用中国战场拖住和消耗日军兵力，以减轻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扶持一个战后继续依赖它们的国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44年底，他曾这样概括同盟国的政策：英国对东方还是帝国主义，它还在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仍在想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不是性质上与英国不同，只是方法上不同。在美国虽然有进步与保守两个方面，但决定政策的是罗斯福，这个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提出一切统一于美国指挥，皆由于愈早结束（解决）中国问题愈有利，这不是偶然的。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扩张，不仅同日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也受到了苏联的抵抗。因而美国的政策是扶蒋拉共抗日，是防苏压英。因此，******在欢迎同盟国对中国抗战进行援助的同时，反对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如第六章所述******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关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参加政府问题上的交涉，就充分体现了“民族立场”。
不管美国政府以什么的条件作诱饵，只要是损害民族利益的，都予以拒绝。因此，当赫尔利以美援、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军队等为条件，引诱****在国民党不改组政府的前提下，“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时，******严正地回答：改组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政府不改组，无法挽救目前危局”，拒绝了美国的诱惑。拒绝美国参加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提议，并不表明****希望断绝关系。所以，“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联名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要其向美方表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
******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他善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不断对实践加以归纳总结，并将这些总结用于指导统战工作中。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内容，而且奠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乃至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绝不仅仅限于实践方面，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是一位统战方面的理论大师。
******之所以在理论上也有着杰出贡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第一，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他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的先决条件。从他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内容来看，他总是背倚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抗战中的实际问题，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统战思想处处都闪烁着将二者结合的光辉。
第二，长期的、大量的亲临第一线的统战实践，是******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前提条件。抗战时期，他始终战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前沿，接触和结交了大批国内国外的统战盟友。这使他能直接面对诸多具体的复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体验，能够对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加以比较、提炼、总结，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