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之下和一怒之下，我又拿起笔写电视剧，并同时在多家报刊上开专栏，真正像香港或西方作家那样多面手写作爬格子奔命。为此我也开始“脱贫”了，我买了电脑、打字机，并毫不犹豫地按房改合同买了房子，还随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风格装修我的书房和客厅。朋友们来访，我大度地一挥手，走，到饭店去坐；妻子喜欢一件高档服装，我说你犹豫什么，买！带女儿到商店，傲然地指着柜台里的所有食品，想吃什么？尽管说！老母亲要洗澡，我说咱去桑拿，不光有热水还有热气，不光有人给你搓澡，还有人给你按摩。老母亲吓得说，你有钱发烧呀！我突地感到心头一热，当创作不仅是神圣是浪漫而是与按劳取酬与生存实际结合在一起时，竟会使作家们像奸商像大款像打工仔儿像绿林好汉。有人说，中国的作家完了，要被经济大潮淹死了。我心下暗暗发笑，全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全是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能产生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等文学大师，我们******还怕什么？
2.清楚到写不清楚的邓刚
孙惠芬
跟邓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如同本家哥哥。在大连，如果我平均每月参加两次饭局，那么这两次有一次半能遇到邓刚。遇到邓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有了他，这一顿饭就不会吃得无聊，没滋没味。他幽默、风趣、机智，脑袋一秒钟能绕地球两周半，往往会被他笑破了肚皮。不幸的是，有了他，你就别想有机会说话，他往往是包场包桌的，一顿饭下来全是他讲。他讲也不要紧，往往要适时地寻找机会打击你挖苦你，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其实邓刚酒桌上讲的话，你都听过一千遍了，那些风趣幽默的故事，被他讲得你差不多也倒背如流了，可是他每次讲，你都像第一次听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千遍了，还像是第一次讲，特别认真，该风趣该幽默的地方都没有变，有时候，大家因为知道那故事，知道他在讲那故事时在哪些地方风趣幽默，就反而等待他的重复，似乎只有重复了，大家才满足了。就像看******的小品，看一千遍了还要看，就是等待他抖那几个包袱。
或许，正是邓刚从大家眼神中了解到这一点，他越发地不可收拾，每顿饭临结束时，他都需要突然刹闸，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车突然刹闸，晃得你和他都一溜前倾，让你担心，他回到家里，会不会因为惯性而需要对着桌椅再讲一阵。
其实，邓刚不管在哪里讲话，是对着几个人讲，还是对着一礼堂的人讲，是对着女人讲，还是对着男人讲，你想从他的讲话中获得自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每逢人多的场合，智慧就像通电的焊枪遇到钢铁一样，火花四射，他在那样的时候，不光语言充满光彩，整个人都充满光彩，仿佛有一只追光灯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一个人光彩透亮了，周遭立即陷入黑暗暗淡无光了。
说起来，邓刚的口才确实是太好了，他口才好，不是伶牙俐齿那种，他的口齿甚至因为地方口音太重而有些含混，他的口才，主要表现在反应机敏表达准确上，表现在能把一件无趣的事说得有趣上，表现在他说话时生动的表情和表演上。邓刚是有表演才华的，说起话来，发丝也差不多都具有了表情，因为他一激动两只手就舞到了头上，恨不能把发丝拉直的样子。据说当初，一个反革命狗崽子的他，就是凭着一副好口才，征服了比他小十岁、出身好、温柔又漂亮的富家小姐的。他用讲故事的方式，一天一个故事。直讲得让一些个青灰色的晚上有了浪漫的气息。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夜晚，当把一个漂亮女子讲到自己怀抱，他的头发一定是笑弯了腰。
我是说，邓刚常常为他有一副好口才而自鸣得意。
邓刚确实能以他的口才征服别人。有一次，一起坐火车去沈阳开会，一上车邓刚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他刚看过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和马晓丽被他声情并茂的讲述吸引，一路上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他，听得如痴如醉，赞叹之余我们表示回去一定找出那个长篇好好读，不想邓刚听后却轻蔑地摆手说：“不用了，听我讲就不用看书了，书还能有我讲得好吗？”随后，又做了一个令我们哭笑不得的补充，“再说啦，刚才那个结尾是我加的，那个小说结尾写得不好，我临时改编了一下。”气得我们呀！
关键是，唯一一次没有打击我们，以为真正是跟我们谈了文学，结果，还是不忘自己的光彩。
因为他不忘自己的光彩，因为他总是善于打击别人，最初那些年，我一直跟他保持距离。
他是大作家，走近他，希望看到他的光彩是真，想从他身上获得智慧是真，想跟他平等地掏心窝子说说话也是真的，因为那时大家对文学都太痴了，因为太痴了，也都特别脆弱，特别想听到他发自内心的鼓励。可是他从不跟你平等对话，往往一说话就开玩笑，一开玩笑就把你要说的话撞到南墙。关键是，在他面前，你不能认真，你一认真他就嘲笑，就像那句名言似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邓刚不是上帝，可是如果你一说话他就发笑，他一发笑你就觉得你是天下头号傻瓜蠢材，你自然就觉得与他的心隔着十万八千里。
与邓刚消除隔阂和距离，是一次单独的旅行，那是一起参加吉林《春风》杂志社的一个小说笔会，我们从大连上的火车。当时，为了避免他的打击，我作了充分准备，沉默，坚决沉默。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在那一程，邓刚几乎很少讲话，全是我在讲话，全是他听我的讲话。我之所以讲话，是他以往人多场合那种调侃的样子丝毫不见，他的目光是和蔼的亲切的，恍如一个宽厚的兄长遇到了久别的姊妹，渴望倾听的表情让你那么想诉说。
那一程究竟说了多少话我真的不知道，好像把一生一世的话都说出来了，关键是，邓刚在听你说话时，那么专心，你能感到他跟进了你的讲述，不但如此，你任意一个小的感受，小的发现，都会受到他的鼓励，他的欣赏，使你觉得，那十几小时的旅程实在是太短了。因为一到了长春，一走到人群里，邓刚立即变了样，又变回到原来的邓刚，挥洒他的机智，用他的脑子，而不是用心，居高临下，侃侃而谈。
其实，一些年来，与邓刚有过好多次一起开会的旅行，每一次，都会有一程掏心窝子的倾谈，每一次倾谈，都是他在听，我在谈；每一次，都在谈着的时候，不断地受到他的鼓励。他的专心，他的善解人意，不但让你感到愉快，还让你感到你也有了他那样的光彩。可是，每一次，当旅程结束，又走到人群里，或再在某个场合相遇，你都会感到，那样的谈话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他的目光既不亲切又不和蔼，他一如既往地打击你，批判你，让你觉得你跟他隔着十万八千里。
为了找回与他真诚的沟通，有时，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可是，这样的电话，你十有九次要失望，因为常常一拿起电话，他在那边听出是我，第一句话就是，愚蠢的青堆子，怎么回事，又无病呻吟了。
他居高临下地打击你，你一下子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不是单独旅行，邓刚对我的打击是一以贯之的，他打击我最有力的词是愚蠢。事实上，在邓刚的语汇中，愚蠢是一个最常用的词，不管说到什么人或什么事，只要不对他的思路，他就说人家愚蠢。不过，他说别人愚蠢，也许是信口开河，说我愚蠢，是真的觉得我愚蠢，因为他在愚蠢后边，往往要加上青堆子。青堆子是我的故乡，他叫我青堆子，是嘲笑我是乡下人，在他觉得，乡下人都没见识，土气。
别看他觉得乡下人愚蠢，乡下人在城里遇到了困难，他往往不由分说就挺身而出或许正因为觉得你愚蠢，他才挺身而出。记得有一年年末，市委召开年终文艺界茶话会，参加那个会，必得获过国家级大奖，我没有获过国家级大奖，却让我去参加了，可是让我去参加，与会每人一份的名单上，却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关于我的介绍。当时，因为名单上没我而我又在座，心里觉得很不得劲儿。当时，不知是察觉到我的不得劲，还是邓刚也觉得不得劲，让他发言时，他说，今年，我们文学这边，有个重要收获，孙惠芬刚刚写完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我觉得是重大收获。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替我说话，是想让在座的大家知道我参加这个会是够格的。事实上，我的小说只有四十万字；事实上，讲文学成就，字数并不能代表什么，你如果写了一堆垃圾，字数再多也不能怎么样。我深谙此理，可是因为那时刚来大连不到两年，城市对我的漠视让我感到冰冷，又因为长篇耗尽了身体里的热量，特别渴望来自外面的关怀和温暖，听完邓刚的话，我的脸忽地一热，差一点就泪流满面了。
真正泪流满面的，是又一次，那是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在大连文艺界遭到质疑。其实是一些退休的文艺界的老人，他们不接受我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认为有方向上的错误，上书市委宣传部，拿掉了当时被评上的一个奖。当一个老官员把电话打到邓刚家时，邓刚勃然大怒，但他在勃然大怒中迸发出机智来，居然也理直气壮地搬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之对阵。直到与我通话谈及此事时，他还义愤不平，电话里传出他呼呼直喘的声音，好像刚刚爬上楼，或者刚刚冲上一座山峰，当他呼呼带喘地向我转述他的态度，他的对我的坚定的支持，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
“****”时我虽然还小，可父辈们遭受的镇压深有记忆，我呕心沥血的长篇遭到质疑，是创作方向上的质疑，我是受不了的。那是我长大到成人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然而邓刚的态度，却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长大到成人以来，来自朋友方面的支持和友爱，其力量的巨大，只有我自己知道。
事后不久，他在《小说选刊》上读到我的小说《舞者》，那小说有点自传色彩，他读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愚蠢的青堆子，我在读你的小说，你让我老泪纵横。”
他让我泪流满面，是因为他鼓励了我让我拥有力量，而他告诉我他老泪纵横，还是为了鼓励我让我拥有力量，心底里的感激，真的是无以言表。我感激他，多年来从没当他的面说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缺点”。你想想，他都已经这么崇拜自己了，我怎么能再去怂恿他的自我崇拜？
一些年来，我一直自作多情地以为，邓刚帮我，是因为我是乡下人需要帮助；后来，当我看到他在一件又一件别人的事情上挺身而出，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愚蠢，简直是愚蠢透顶。
那些别人的事，有老作家出书之后得不到反响，寄希望他的肯定的事，他需要在自己创作的间歇，认真地把那些长篇一部部看完，然后登门去跟老作家倾谈。有青年作者酷爱写作，扔掉工作，却怎么苦心都写不出来，最后家人都养不起，要重返工作岗位的事，他得知这样的消息，立即站出来，求人居然求到十几年前的朋友，让朋友帮忙安排工作。有文学同行因为工作有误，触犯了法律，需要精神上的援救的事，他闻知消息，一趟趟驱车去监狱，与判了刑的同行谈心，给予同行精神上的支撑；至于一茬又一茬的文学青年，如何不厌其烦地电话造访和登门拜访，需要他的鼓励和扶持，更是多至铺天盖地。他的热情往往遭遇“文学式精神病患者”，弄得他遭了殃，白天晚上被围追堵截，几乎就无法藏身，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写作。
有一回，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一个作者出了一本书，叫《俄罗斯不相信眼泪》，作者为写这本书，累得胃出血。而一个好心的女子，跟作者素不相识，却拿着书稿自费三次进京，在编辑的指导下帮助修改，最后出版，到书出来，那个女子家的厨房水池里，已长出了几寸的小草。邓刚被作者感动，也被这女子感动，亲自组织召开研讨会，而我们，并没把这会看得有多么重要，以为不过是邓刚对那漂亮女子感兴趣，去晚了不说，会上还不发言，邓刚过后大发其火，说你们应该学会尊重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精神，你们应该知道给他们精神鼓励有多重要。
以往邓刚所有的批评都是不专心的，唯这次他专了心，他专了心，我们就有些无地自容了。
有人说，一个人童年得到的关爱越多，长大后给予别人的关爱也就越多，随着对邓刚的了解，我对这句话开始怀疑。邓刚童年恰恰充满苦难，他在他们的家庭里排行老大，是长子，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姓氏。邓刚原姓马，叫马全理，后来才改姓邓。一个家庭不得不改掉姓氏才能活下去，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我一直不忘邓刚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这人，很少流泪，没有什么能让我流泪。可是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小弟那忧伤的眼神，止不住就想流泪。
他这么说着，眼圈再一次红了。
他曾跟我讲过一个关于小弟的故事，他说在他父亲被镇压的年月，一到夜里，小弟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有一天晚上，外面来了一只野猫子，小弟钻到被窝使劲压住自己的头。为了给小弟壮胆，他拿着砖头，一个人来到院子，瞄准野猫的身影，狠狠地砸了过去。结果，猫在砖头底下惨叫时，他的小弟在屋里也嗷地惨叫了一声，那声音听上去比猫叫还惨。这个故事，让我不忘的，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何有勇气，深夜里一个人往外冲，不是，而是邓刚向我讲述时一再重复他小弟的那声惨叫，那声惨叫是从十几岁时就注入了他的内心的，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心一意拼杀野猫时，居然耳畔里还留心着弟弟的反应，这里边有着怎么样的善良和爱！
邓刚的小弟叫邓武，第一次见到邓武，是有一年邓刚带着他到我居住的县城签名售书。他一直跟在哥哥身边。说是小弟，个子却比哥哥还高，只不过要细弱和苗条。我和邓武一样，都是家里老小，都有一个大自己很大的大哥，可是我从没见过一个哥哥会用那样的目光看弟弟，那目光，要说是雾，比雾要清澈；要说是水，比水要柔软，那柔软的触须落在弟弟身上，简直让人痛不欲生。要是你见过邓刚看小弟那眼神，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坚硬的物体。要是你见过邓刚看小弟的眼神，邓刚在你面前表现得再坚强，你也知道他心底里是多么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