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纪念军艺建院50周年访谈
苗长水（口述） 蒋昭媛（整理）
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有同样的经历，青少年时期赶上“****”，生活没有什么管束，很自由，学业上却比较荒废。我的父亲苗得雨是诗人，家里书比较多，交往的也多是诗人、艺术家，我从小就对文学耳濡目染。但是直到我十七岁那年入伍，真正生活在连队里面，才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短诗《小鞋匠》，就是那个时候写的；现在看来其实写得很简单，但就是因为这首启蒙阶段的小诗，让我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们这一届的许多同学在进军艺之前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我则是真正被军艺培养起来的。之前我是报社的编辑，主要从事一些新闻、公文写作，文学创作却很少。到军艺以后，我感受到了浓烈的文学气氛。
文学系第一期学员报到那天，我是和李存葆、李荃一道来的，一大早就到了。系党支部书记吴斌家在总政歌舞团，为了准时接我们，在系里的板凳上睡了一宿。
当时文学系的老师刘毅然和我们是同龄人，即《摇滚青年》的作者，那时他早上天不亮就去接老师，早饭都来不及吃。我们晚上搞创作，早上有时候起不了床，有一次上课就去了六个同学，刘毅然因我们落课，都气哭了。
不能不提我们首届文学系的徐怀中主任，他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军人，在昆明军区当过文化部长，作品在50年代就有名了，但真正产生反响的是改革开放后反映南疆保卫战的《西线轶事》。我觉得他的创作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可以领潮流之先，是因为他比我们同时代的老作家的思想更能与时俱进，甚至开明得让我们这些学员都感到震撼。现在想来，正是由于怀中主任那些创新大胆的办学思想，文学系才能取得后来的辉煌成就。
还有给我们讲孙犁的冉淮舟老师，他的剖析深入透彻，对我影响颇深。
在军艺，既是大学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的课程，让我们接触到了和以往的部队生活截然不同的领域，它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我们的思想，启蒙了我们今后的文学之路。为了进一步让我们接受艺术的熏陶，学院还积极组织我们去看多种优秀的艺术演出。我至今仍保留着去看法国芭蕾舞剧《吉赛尔》的说明书。很简单的故事，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是在“首体”看冰上舞蹈，那是我第一次看世界顶级的花样滑冰。我记得当时在场的同学几乎都惊呆了，我们那一刻都为这种新式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所折服。我们还参加过法国电影周，一起去看过“新浪潮”电影。是这些让我们目不暇接的新玩意儿启发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那时，新生的文学系绝不因循守旧——什么新奇来什么，什么热门来什么。我们听着顶级的讲座，我们看着最前卫的演出，我们接受着最前沿的思潮。那是个富有活力和激情的年代，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催生了众多震撼文坛的大作家，是一种必然。
阅读也十分重要。
说到读书，我在连队的时候什么都读，特别喜欢契诃夫，也读《牛虻》，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读完激动得不得了；上军艺以后才开始系统地涉猎，国内的爱读孙犁，国外的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
同学们都爱读书。李存葆给人的印象很粗犷，好像一点儿不沾书卷气，但实际上他是有时间就会手不释卷的。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是要明显高于对外国文学的，我想这也是他创作上率真风格的主要形成基因。我对外国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兴趣要优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打开杂志和书，总感到像一个人写的一样，缺乏语言风格和思考生活的独创性。但有时照着存葆兄的嗜好，认真读一读国内文学杂志和书籍，也有收获。最有利的是能更清晰地选择自己的突破方向，发现自身也存在的某些缺陷。看外国作品是找不到我们自身缺陷的。
当年在我们军艺文学系第一期的同学中，莫言买书是比较多的。他未成名，经济困窘，但床头上总是摆着一摞摞新出的中外文学书籍。读得比别人多，成名就比别人快。当时莫言和崔京生住在一起，上次我和莫言去上海，到崔京生家里做客。我对莫言说你见到崔京生的爱人得叫师母，莫言自己也承认崔京生对他影响很大。他给莫言带来了很多新思想，比如爆炸文学等等。当时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他的《水米之魂》写得非常超前。他非常有才，是当时很有希望冲出来的作家。后来没有“冲出来”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太超前了，有一组不错的小说《人民文学》没敢给他发，我觉得那时他是最有才气的。
很多同学没有想到我能写出来。我碰壁碰得比较多，大家总开玩笑说，你的稿子又被枪毙了。
创作需要实践，有过失败才能有成功。毕业之后回沂蒙老家，唤醒了童年的记忆，慢慢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同时也受到《解放军文艺》《十月》《人民文学》很多老编辑的帮助。他们对文学负责，知识渊博，很有见地，文学系很多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这些“伯乐”们发现培养起来的。
我自认为我的风格还是比较依托生活的，我认为生活比想象更奇妙。我始终对部队基层生活密切关注。《超越攻击》所写的部队，我从80年代就比较关注。那个部队出事多，能干事，比较有性格，领导也很重视文化。何继青、徐贵祥等就是从那个部队出来的。
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是济南军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部分纪录。“5·12”第二天我接到领导电话就跟着车走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有很多生活细节并未在第一时间表现出来。我并不是采访，而是在执行任务，很多东西你仅仅采访无法感同身受。我在火车上一边走，一边和官兵们聊天，随时借着灯光写下来。这些东西都是后方需要的，我们甚至比新闻报道还快。通信中断了，我们开着车拿着无线网卡到处找信号，只要有信号就马上发给后方。
2008年以后，军队一有大的活动，我都积极去参加。只有不断深入连队，你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下部队的真实生活。我写的很多东西你不在部队生活，你不亲历光凭想象是虚构不出来的。可以说部队是我创作的第一源泉。
2.这一次，写写儿子
苗得雨
沂蒙山老家人说：“苗家庄有两个名儿起得最好，苗得雨和苗长水。”我是上抗日小学前自己起的，长水是他老奶奶起的。他老奶奶说：“孙子是八路军浇大的苗，重孙子就叫长水吧。”后来任********、当年在我家乡任抗联主任的李子超同志说：“这老太太虽然没上过学，可是知识渊博。”有人说：“作家不遗传，你出了个作家儿子，你是怎么培养的？”我说儿子成为作家我一点没想到，我给多少个作者谈创作，但没给儿子谈过。他从上学到参军——一个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光中，我正倒霉，倒霉时家人“沾光”首先是孩子中的老大，他不会忘了“教训”。我自己“栽”到文学上，怎会让儿子再“栽”？他是一颗自生果。要说有影响，可能是“无心插柳”，我、妻子，他老奶奶、奶奶，乡亲、伙伴和沂蒙山那片地方。他自己也不是“有意栽花”，他心中的一片深厚生活积淀，形成于自然。沂蒙山在他心中有不寻常的位置。他在一篇散文中讲童年在沂蒙山老家，想爸爸妈妈了，老奶奶哄他说：“你到家门外边去望着吧，看见有个要饭的小媳妇，坐在坡里用土坷垃洗澡，那就是你娘来了……”末尾说，“我的感觉是，在你的一生中，在不知不觉间，总是有些种子种进你的心灵。它们一颗一颗被记忆的丰沃土壤埋藏下来，而后它们也会像种下时一样，在你不知不觉间，发出根芽；然后生出枝叶，越长越高……”
我从1963年到“****”，连续受到错误批判，十余年间的磨难，使我已下决心“不再走那条路”。想不到一遇到“解放”，手又痒痒起来，这时候，儿子已经在“那条路上”学步了。由师报道组写稿——同我当年在解放区写新闻也写诗歌、散文，儿子给师宣传队写演出节目——也如我给农村剧团写剧本、曲艺。儿子调军区报社当编辑到创作室——也同我从新闻走向文艺。也巧，1975年10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我重新在全国发稿的第一组诗作，那期上也有儿子的“处女作”。但真正引起读者注意的，还是十年后的那个中篇《季节桥》。当中发过也有影响的《净土》《有这样一条河》《间奏曲》等，也就是“间奏”。1984年他去军艺前和去军艺后，下力写了一组，有的得到系主任徐怀中的赞赏，同学尹卫星曾在介绍军艺的文章中说长水有一批作品叩响几个编辑部的大门，然而没有“响”出来。一闷近两年。这孩子有一个特点，凡没有发出的稿子，他从不再拿出来发。
1985年春，我们在一起看法国电影展，我在空余写了篇当年我家乡青年女性命运的散文《识字班大姐们》。他翻了草稿后说：“爸爸，你这篇文章先别发，我抠个细节，弄个中篇。”原来其中写村上第一对自由恋爱的胡儿与采妮私奔的故事，给了他什么触发。待他重新写出，就是这春天拆冬天修、时隐时现的“桥”了。这部小说第一次引起青年评论家的兴趣：“和以往小说相比，出现了似曾相识、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见、风韵别致的情景。”（李彤）这个中篇家乡的乡亲不一定能看到，但1997年电视台约我们父子回家乡拍专题片，有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跟着，默默地帮着维持秩序，一问，原来他就是采妮和胡儿家的后代。
儿子真正打响和久久有响声的，是又憋了一年多，于1987年4月间憋出来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这个中篇，呈现出了异样的光彩。当时主持《小说选刊》的老作家李国文看到后即予重点推出并写了推荐文章，《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等都作转载。此后一连串中篇《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冢》《战后记事》《南北之梦》等推出，让青年伙伴们说有“目不暇接”之感。不少评论家由衷地写了评论。如雷达的《传统与创化》、牛玉秋的《战争与人性美》、宋遂良的《长长流水、款款深情》、谭好哲的《人生因真情而美》等，有的文章我看到了，有的文章我看不到，儿子也不给我说。知道的还有部队的韩瑞亭、朱向前、黄国柱等评论家的文章。还有常给他当编辑的王瑛、李敬泽、杨德华等都在国内外一些报刊上写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雷达说：“苗长水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尝试为文学拓宽了路子。”老友江晓天评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去信表示感谢时，他才知两苗原是一家。
几年后几部长篇推出，轻易无兴奋之语的儿子，说还较为满意。伙伴们也说能响一阵了，其中《等待》我读了两遍，都久久在一种情绪中走不出来。我说：“就写等待不来的‘等待’。那一句‘百分之百的美丽是没有的，但百分之两百的美丽却是有的’，可以和托翁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媲美。就凭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也会成功一半。”爸爸的感动可能不冷静。我为在评论家中没有得到多些的识者而惋惜。
儿子冷静了。两年、三年、五年，一冷至今。一直在“按兵不动”着。多家出版社约他编集子，包括外文翻译集子，他都不着急，多少地方约稿，除了非写不可的，差不多都没有应约。一部长篇已敲打了四五年，有说已写完了，有说写了一半的，我说：“你这个属小龙的，也成了‘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了。”老同学邓友梅在电话中说：“这孩子不浮躁，是块难得的材料！”
他是个很珍惜水准的作者。从来没有一篇作品是靠名气凑合的。他记忆好，写作有灵气，稿子都是一遍出，清清楚楚。字也写得一笔一画，读他的原稿，首先见了字就喜欢。他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但也从不锋芒毕露，很能和人相处。家中有些故事，都是不露声色，漫不经心地捡去的，什么时候在作品中“露”出来，我们才发现。
他的妻子工作忙，他想自己是“坐家”，劳动从小就锻炼，就多担家务事。哪怕电脑上正打出灵感，也不耽误时间去采购、做饭、照应孩子。有一次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我家的吃饭问题》，说妻子宁愿忙这忙那也等着吃丈夫做的饭；儿子打馒头，玩着忘了，说人家伙房下班了。这一下把妻子、儿子都得罪了，妻子贤惠，不好意思说；儿子直截了当：“我爸爸写小说最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