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
苏童
之所以谈及这个问题，缘于我在不久前与一位记者朋友谈话的时候，他多次提及我以前写作的先锋姿态。也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言谈之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我的批评：你背叛了先锋小说。
他谈到了《米》，他很喜欢《米》，我知道好多朋友对我的这个长篇处女作的喜爱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喜爱。人们大多喜欢血气方刚、剑走偏锋的东西，哪怕它粗糙，哪怕它有严重的缺陷。所谓“先锋”当然只是对其作出的文学化表述，究其实质来说，那是一种对年轻的热血沸腾的写作的关注。事隔多年以后，我努力地回忆我在写《米》时的写作状态和情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我酷似一只横行无忌的螃蟹。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热血，同时非常冷血，几乎就像一次文学的极限体验，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我甚至觉得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有点像跳大神的状态。除去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米》大概加深了我在读者中的先锋印象。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它的优点很明显，有锐度有力度；缺点同样也很明显，整部作品涉指人性空间，但我不满的恰好是这个人性空间，它过度尖利而失去了弹性，一个应该是丰厚的多层的空间未免有点狭窄单调。
长话短说，我想借此弹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在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之后，我渐渐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没有一种写作姿态天生是先进的，没有一种事前确立的写作姿态可以确立作品的写作高度和写作质量。至于说到先锋立场，我对它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如果一个作品有生理组织的话。我理解“先锋”更多地把其理解为一种写作姿态，如果说文学场是个竞技场，先锋大概是个跑姿特别、步伐节奏与他人不同的选手，他必将是引人注目的，但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他跑得快吗？他的成绩好吗？谁也没法确定。这时候我当然也茫然失措。于是我想先锋不先锋也许是不重要的，好比万河奔流入大海，问题不在于你是一条什么颜色什么流向的河流，而在于你是一条河流还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方池塘，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让自己像一条河一样奔流起来。
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先锋本身是一种先锋，同时写作者宣誓效忠于先锋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保守陈腐一样有害。文学话语中也要警惕霸权，不该臣服于来自先锋派的权力话语，和抵抗来自保守的甚至被异化的现实主义霸权一样的重要。所谓独特的文学品格永远是最迷人的梦想，是在嘈杂声中难以分辨的自己的呼吸，良好的写作习惯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聆听的姿态，在聆听中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长期的写作生活中曾经背叛过自己。就文学范畴来说，背叛也许是变节，也许是革命，我也许并不真的关心这样的悬疑之争，在对自己的灵魂做出坚贞的许诺之后，一切都可以改变，唯一不可改变的是河水奔流的姿势，那是一个作家不可更改的写作的姿势。
2.苏童故事
赵玫
初识苏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记得那是四季中的哪个时节，但却记得那是一个晚上。那时候苏童还在《钟山》做编辑。或许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一次他和范小天一道来天津，后来大家就成了朋友。其后我写的一些小说，总是在《钟山》发表。想来大概就是因为在那个季节的那个晚上，认识了苏童和范小天吧。
说起苏童便一定要回到繁花似锦的80年代。是80年代让北师大毕业的苏童成了一个精美的闪亮。80年代是文学的一个异常繁荣时期，以至于我们今天提起那个时代的往事，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满怀了激情。
于是听到了苏童对那个时代的激情诉说，并且看到了他对于文坛的关注，他阅读作品的深入，特别是他对于作家同行们的那种宽广的胸怀、欣赏的态度，非常感人。
了解那个时代苏童的态度，是因为我曾在1988年编辑了苏童的一篇文章：《风景这边还好》。
苏童说1986、1987年的小说风景这边还好。他说他最喜欢的一些作家譬如马原、刘恒、莫言都是这两年涌现的。他认为这两年貌似沉寂的文坛正萌发着小说革命的胚胎，有这么多的人在做着种种努力，把小说拉回到小说中来，而舆论界的淡漠则给作家们提供了清静安恬的气氛，他们可以闭门思过或者反省，这对于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作家是有益的。事实上1986年以前文学对以后的文学并未构成障碍和负担，所以苏童认为，1986、1987年小说的发展进程显得舒缓有力。在骚动的1985年以后的两年，一些叛逆的作家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说我们读到了一些超出预计的小说，那些作品沉甸甸地落在我们眼前，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譬如余华的《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譬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洪峰的《奔丧》；而在另外一条创作道路上，刘恒、李锐也亮出了他们的绝活，使人相信现实主义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一些作家你无法将他归入哪个流派，譬如老作家林斤澜，譬如叶兆言、魏志远等人。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群体分道扬镳、各显实力的时代。
这些言论如果不知道是出自一个小说家，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评论家在纵横捭阖、评点天下。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小说家的一种资质。他们能纵观天下，并有他们自己的思考。事实证明当年苏童对文坛的评价以及他对于未来文学的预感，都是十分准确的，他欣赏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并且预言了80年代以后的文学的多元化。
因为来来往往，便仿佛看到苏童在生活中是怎样一天天前行。最初的时候，他远离家乡，漂泊南京，好像还住过作协机关的集体宿舍。于是苏童那种独来独往的景象至今依稀。很自由随意的那一种，无牵无挂。后来大家不知道苏童这种晃来晃去的样子究竟像什么，然后就听说了苏童像一个美国大兵的说法。那么美国大兵到底是什么样子？很肥大的衣服？还是口香糖？
于是又听说那时无牵无挂的苏童是很多年轻女孩子的偶像。那些崇拜者们迷恋苏童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小说，还因为他那时白马王子的形象，并且正独自混在南京的状态。她们阅读苏童的小说，渴望向苏童老师请教，只是她们并不知道，苏童的感情其实早就交付给了家乡的姑娘。
那时的苏童曾有过怎样的梦想？幸好还有我曾经编辑的一篇苏童的文章，透露着他成长的心迹。那是令人感动的文字。他在《令人愉悦的阅读》中，说到了他在阅读塞林格、博尔赫斯以及索尔·贝娄之后的那种令他震撼的感觉。
无疑是阅读滋养了苏童。
苏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从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还始终记得苏童关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那段评述。他说他初读这个小说时觉得人物太奇怪，不懂其中三昧，但后来重读时，他才不禁要说，什么叫人物，什么叫氛围，什么叫底蕴和内涵，去读一读《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明白了……
记得80年代我曾写过很多作家印象记，苏童大概看过其中一篇专门印象女作家的，之后他写信来谈了感觉，还有对女人的认识。具体的文字我记不清了，但大致的意思是，女人固然需要思想，但首先还应该是女人。这大概就是苏童对女人的认识了，因为在他所描写的众多女人中，思想总是不重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女人们是在用行为思想，用身体思想，用人生思想。所以每每读到苏童的女人，总是惊异于他对女人那么刻骨铭心的了然。从著名的《妻妾成群》，到刚刚发表的《人民的鱼》，不知道苏童是怎样了解女人的，哪怕那么琐细的内心。
苏童的另一次让我们感慨良多的说话，是在贵州的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中，苏童在简短的发言中说出了他的一种令我们震惊的写作心情。他说他尽管比我们年轻，但是他写作的年龄却已经很长了，所以他写作的心态便也就很老了，甚至是一种沧桑。不知道那时候年纪很轻的苏童怎么会有如此感慨，听苏童这样讲于是便也沧桑了起来，甚至悲凉，过后久久不忘，也曾常常和朋友们说起。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写作，真的沧桑了起来，激情不在，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甚至无以所写，便更是体验出了当年苏童说那些话时的那种真实和真诚的心态。
其实那时的苏童正大红大紫，不仅他的写作本身正日月星河，而且由著名导演们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也正让他光辉灿烂，但是苏童就是悲哀了下来，向那些他忠实的读者们坦诚写作年龄的老化。苏童的那次表白我一直铭记，也因此而常常反思这种心理的年龄界限。伴随着写作年龄的老去，激情和欲望便也慢慢离我们而去。没有了激情和欲望的创造，无异于制作文字垃圾。苏童这种对自身的审视是明智的，勇敢的，可惜很多文人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会有苏童这样的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