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言萧瑟我轩昂
熊召政
一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自己。我曾写过一首《楚狂人》的诗：
楚狂人说楚人弓，半壁江山一往红。
百战纵然输社稷，人间依旧吊英雄。
由此可见，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与理想是不可分的。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记得我考上县中学时，是“****”开始的前一年。报到那一天，县中学大门的两侧各挂了一条横幅，左边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右边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脑子一热，竟然跑到右边的横幅下站了好一会儿。那时候，天真少年们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或者炼钢工人，或者拖拉机手，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狂人委实没有几个。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并从此送我一个绰号：熊作家。
如此称呼，自然是取笑我。我于是跟他们赌气，今生一定当一个作家给你们看看。幸亏我的父亲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才扫盲的木匠，根本不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舞文弄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正规的初中，“**********”就开始了——我的灾难也开始了。如果要细数我从少年开始吃过的苦头，或者干脆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灾难，那足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姑且略去不谈。
1979年之前，我似乎从来就没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当了一年兵被遣送回家，随后全家下放农村。屡次招工，名额皆被有权势者侵占。好不容易安排进了县文化馆编辑一份油印的刊物，却因几次用了“坏人”的稿子差点被抓进监狱。有智者言“苦难是最好的营养”，此言不谬。正是因为备尝艰辛，才养成我百折不挠的性格。
就在1979年，我写下了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没想到，这首诗竟然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也就因为这首诗，我的作家生涯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二
1981年年底我开始当专业作家，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我们省作协当时的专业作家一共有八位。姚雪垠、徐迟、碧野等都是大家，鄢国培、祖慰和我都是80年代调进的，我最小，又是最后一个，祖慰老笑我“第八个是铜像”。第一次参加专业作家会议，同这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在一起，我立马感到心虚。特别是姚雪垠和徐迟两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他们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欢迎，如同今天的歌星、影星。姚雪垠第一次同我谈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写了一首诗就沾沾自喜，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听了诚惶诚恐，本想对他说：“姚老，我今后也要写历史小说。”但没有勇气说出口。徐迟最具名士气，也最能坚持理想。当时的省文联党组书记、老诗人骆文同志把我推荐给他，他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成匕首和投枪。”我顿时觉得讨了个没趣，脸腾地红了，大概就是这一红，让他发现我还是一个朴实的来自山里的文学青年，他严峻的脸色又和缓下来，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并约我第二天单独去见他。大约谈过几次后，徐老发现“孺子可教也”，便对我说：“我要花三年的时间，把你的文学观扭一扭。你先要读书补充知识，我给你开了一个书单，你按着这书单去读。”我接过一看，三分之二是外国的，第一部分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中国作品部分，第一部是《楚辞》，第二部是《昭明文选》，大概有上百部。我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这么多书三年岂可读得完？后来证实，三年的确读不完，从1982年到1989年，这期间我便在徐迟的指导下读书和写作。他规定，凡我的创作，不管长短都要先给他看，他同意我拿出去发表才可寄出，我每有新作就赶紧给他送去，他总是不紧不慢朝抽屉里一放说：“先放一放。”有时，他一放就是几个月，其间让我一改再改，他说：“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一定要养，要精心地养，方可成才。”有时，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他都要帮我反复斟酌。经过长达七年的耳提面命，我的文学气质的确被他扭过来了。在徐迟那里，文学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操，这一点，我已完全继承了下来。1993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徐迟乍一听这消息，气得不理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不通音信。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斡旋下，他才同意见我。我对他说：“我下海经商是离开文坛而不是离开文学。”他听后转怒为笑，答道：“如此说，我就放心了，这文坛越来越让人失望，早就该离开了。”
三
人们形容时下的风气：“能唱几首歌的都是歌星，漂亮一点的都是演员，个头儿高一点都是模特儿，剩下的全是名人。”世风日下，徒唤奈何？其实不用骂别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免俗的人。譬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一棍子能打着三个总经理的年头里，我也气抖抖地加入了总经理的行列。不过，我下海也并非全部自愿，其实有一些至今仍不能言说的理由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下海经商的第一个项目是建造一座高尔夫球场。在朋友们的信任与怂恿下，我出任董事长。我当时很投入，每天脑子里所想的完全是同文学不搭界的事。这其中既有刺激，也有挑战。我好胜心强，不愿意让朋友们笑我半路出家不懂商战。一年后，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商界开始把我当成职业商人了。我自己亦树立了强盛的商业信心。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发觉我的文人心态并没有改变。一个商人，如果拒绝与狼共舞，那他注定不能成功。至少在我经商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偏偏我讨厌这规律，我有《经商一年戏作》两首为证：
投身商海作遨游，又赚钱来又赚愁。
一个天生诗佛子，从来故意失荆州。
爱钱偏又爱清高，避席常因浊气豪。
还是去当闲士好，清风明月自逍遥。
这种心态的不可改变，决定我不可能当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下海三年，我便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有商人朋友讥道：“作家有什么好当的，你爬格子累死，又赚不了几个钱，这年头，谁还看书！”我把这种话视为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仍用诗回答：
一灯能灭千年暗，半卷诗书百代香。
商海漫言名士劫，人言萧瑟我轩昂。
四
1998年，我终于上岸了，在商海五年，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卸下总经理的职务是自动退役，并非仓皇出逃。我回到专业作家的岗位，除了不愿意“与狼共舞”这个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抽出一段时间潜心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大约在我1993年下海经商的同时，我对明朝万历年间的第一任首辅张居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所有情况，已在我的其他相关文章中详尽论述过，所以不在这里复述。经商的五年，也是我研究明史的五年。在飞机上，在小车里，在床头，我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闲，阅读有关典籍。当我决定要回到作家岗位时，商界朋友说：“你还能沉下心来，去过那种寡然无味的文人生活吗？”我回答：“古卷青灯的生涯，乃人间至味，不是闲人，安能品菜根之香？”
说到做到，我从董事长专坐的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里走出来，回到书斋独守寂寞，一坐就是五年，如今已把《张居正》前三卷写完，最后一卷正在写作之中，不久即可付梓。我当初下决心“十年磨一剑”，如今，这剑——属于我自己呕心沥血锻造的干将莫邪——不久就要问世了。
屈指算来，我已当了二十二年的专业作家，真正是弹指一挥间。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总是在自信与自卑两极中摇摆。与时下的才俊相比，我是老派人物，人过四十后，便以士大夫自居。今春，承《人民日报》文艺部邀请，我二游浙江天台山，赋诗一首，道得我当下的心境，抄录如下，权作本文结尾：
我本江城士大夫，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
雾月初升钟磬远，樵风暂歇老龙孤。
自从遮去寒山子，谁发清歌对碧芜。
2.从山野间走出来的文人
王先霈
20世纪80年代前期某年初夏的一天，我在一所中学的阅览室里随意地漫无目的地翻阅报纸。那时，我就居住在妻子任职的中学——武昌城东南的偏僻一隅。常常到中学阅览室去，并不是要寻觅什么研究资料，而只为享受幽静，那几年的日子而今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轻柔，带着一丝儿温热，远离此前冷峭年月常有的惊悸、惶惧，也远离市区的尘嚣。大家都忙，极少有人到这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带找我，除了好事好奇的学生；我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也很少到教室和家居以外的地方奔走。那好像是一个晴天的上午，细碎的阳光钻过室外大树的密叶，悄悄地也是兴高采烈地在桌上和地下铺着斑驳的图案，不时会有几缕投到我的脸颊和手掌，有似顽童之撩拨。我打开《人民日报》副刊，署名熊召政的一篇散文跳进视野。熊召政这个名字我是早知道的，他是湖北一位年轻的诗人，因诗作《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而广为人知。我读过那首诗，且由于70年代前期到中期我在赣西北大山里面住了四年，随后在湖北京山县孙桥乡下住了一年多，交过一些农民朋友，所以对那首诗很起共鸣。听说作者本是下乡知识青年，发表这首诗的时候不到三十岁。大致推算，没有太多接受学校严格训练的机会。依我的阅读经验揣想，他的作品，可能会是气过其文，真诚情绪的爆发多于艺术技巧的精雕细琢，口语的运用胜过书面语言的采撷。孰料这篇文章却并不如此，而是有着甚浓的书卷气，表达的仍是很有时代感的情思，这使我颇为惊讶。前些时与熊召政谈起这件旧事，隔了将近二十年，他也很难准确判断我当时看的到底是哪一篇文章，说：“大约是1982年发表的《停棹后记》吧。”我要他一定把《停棹后记》找来给我读，那确是一篇清丽的散文，是与许多老诗人泛舟三峡后写的游记，其中如“一片片的香橙树的绿叶素荣，给奇特的山之家族，增添时代的馨香”之类的句子，念一念，齿颊之间仍沁出清甜。但是，当年那种意外欣喜的感觉则不复再现。岁月不居，时移事异，昔日那个诗人早已卓尔成家，而那个读者已是风尘满脸，白发皤然，哪里还能够重新踏进同一条审美感觉的溪流？我为自己刻舟求剑的愚拙而不禁失笑了，不过，二十年前一刹那间生出的印象却不曾模糊，反而更觉分明：他是从山野间走出来的一个文人。
熊召政少年时确然未曾得到持续系统的学校教育，弃学下乡也就在出生的英山县境内，成年以前的世界很狭小，是穷困的大别山区的一个孩子。失学是环境使然，给他带来过揪心的苦痛，可是，祸兮福所伏，免除了死记文字、标准答案，却熟诵了诗词古文、小说戏曲，这使他终身受益。1985年熊召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在古代文论课堂上，老师讲解《文心雕龙》，一位同学与他交头接耳，敬业的先生怫然不悦。这位先生可能觉得刚写了几篇作品，对民族美学精粹如此漠然，岂可容忍，于是训诫了几句。熊同学回答说，《文心雕龙》原已读过，还能背诵若干篇章。在老师要求下，真的当场背了出来。这件事熊召政过后回忆颇为歉然，懊悔那时的唐突，对已经去世的老师深怀敬意。这种露才扬己也是少经磨难的文人的习性，是人生一个多半会要经历的阶段，而能够随口背诵《文心雕龙》，在50年代出生的大陆作家里，怕是很罕见的。
几年前，青年散文家徐鲁邀我和骆文先生及熊召政在八一路一家小饭馆里吃饭，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现代社会里人的自我调适能力。我说，章太炎因《苏报》案坐牢，被迫做苦工，偷空读佛典《瑜伽师地论》，出狱时满面红光；同时坐牢的邹容却激愤而死。熊召政马上吟章氏《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顺口而出，一字不差。此时之吟诗与课堂上背诵刘勰的骈体文，心境却是两样。我当时的观感与贾雨村在智通寺前的心理相近，想到：“这是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人的一言一动，尤其是无意的即兴的话语、表情，有时会流露出他若干年的经历之痕印，流露出他经受的风霜雨雪浸出的水渍，流露出他对人生奥义的领悟。此外，由此也看出熊召政肚子里是有些墨水，所以才能在文词的风格中体现出古雅的书香。胡适曾经夸奖年轻的冰心女士的文字，给五四文学“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不同于其时一些白话文作者的“粗糙甚至鄙俗”，原因在于她“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熊召政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熊召政常与画家交游，他出资十余万元资助出版《薛楚凤画集》。薛氏贫病中于1976年春辞世，不闻于时。我请教过内行，对薛先生的成就看法不一。他倾服石涛，我看他的几幅画却联想到丰子恺，悠然古意中饱孕着淳朴人情，我是很喜欢的。熊召政说薛氏淡泊旷逸，画作清冷淡雅，不见半点浮躁，这种人格和作风征服了他，那就是在审美取向上有相通之处。
文学界集体外出，各种应酬场合，东道主要求题字，往往造成尴尬，例如我，字是不能见人的，熊召政在场就化解了。他的毛笔字，大幅小页均得心应手，落笔谨严有法度，提顿之间，轻重得宜，显然是受过训练而又长期乐此不辍的。不过，依我的私见，圆润略嫌不足。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见。黄庭坚评蔡襄书法云：“蔡君谟书如蔡琰《胡茄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蔡襄的字我百看不厌，倒是黄庭坚的字，豪健却张扬，前人讥为“蛇挂枯枝”，会给观者一种压迫感。我这样妄议，也属于“闺房态度”吧？无论如何，熊召政的字是够进书法协会的。写旧体诗词是熊召政另一爱好，他自己已经编了一本旧体诗词集，徐迟、曾卓两位新诗耆宿生前分别写了序，都写得不短，不是礼节性的，而是认真的评论分析。早已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作者却还想多多琢磨。也对，旧体诗写作的趣味大半在反复琢磨之中，吟安一字，浮一大白，真不知心之何以旷而神之何以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