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杨少衡
我这些年的中篇小说大都写同一类人的故事，主人公为一些基层官员。早一点的《钓鱼过程》写几个乡镇小官，被假冒台商用暗娼暗算然后惨遭敲诈。后来的《霸王阵》写一个在县城修建广场主持民俗活动的县长被“哈掉”，也就是生殖器给“夹住了”的故事。《秘书长》描绘一位老秘在机关中枢游刃。《亚健康》表现一位官员为处置一瓶烫手顶级洋酒的焦灼。2004年底以来，我写了《尼古丁》《林老板的枪》《金粉》等六个中篇，主人公一式为县政府头号大员，秉性和命运各异。我试图在这一类人的故事里写出他们的个性，触及时下社会面貌之一侧，表达自己的理解。由于题材范围比较特殊，一些朋友称我这些小说为“官场小说”，或“新官场小说”。我曾略有不服，自称所作为“官员小说”以示区别。有一位记者朋友把我这句话拿到报纸上用，文字略有变动，叫“官人小说”，我发觉自己因此有些宋代山东汉子的感觉，用的是《水浒》的语汇。我知道关键在于自己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如何穿衣戴帽是另一回事，瘦子穿得再多成不了胖子，很难参与各种减肥时尚活动。当然穿衣戴帽也很重要，只是我不擅长，我自觉我这样的作者概括和解说自己比解说笔下人物费劲，往往吃力而不讨好。
我写这类小说其实有些必然性。正着说叫作我比较熟悉这类人物，所以写他们。反着说则是我除了熟悉这类人物，其他人物不甚熟悉或不如别人熟悉，所以我只好写这类人物。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能得如此解释。
我觉得说自己比较熟悉这类人物，可能还没说到点上，更直接的不如说我自己本身就曾是这类人物，或者说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这样可能更清楚一些。《钓鱼过程》里有个场景，小说中人到市里开会，中途溜出会场，时会场外走廊上聚集着大批当地中层官员，都是以撒尿抽烟为名，跑到会场外透气聊天交换信息的。这实在不是小说，是生活中常见场景，我曾经就混迹于这群人中，为该场景之一员，开会时总是留心占据听众席比较靠后且最靠边的位置，以便用最低的步行成本最不为人注意最方便地往会场外跑。我在该小说里写的故事本身就是在类似场合里遇到的，当时我参加市里一次会议，听领导讲话，中途有事出场，被一位老友拉住，这位老友在本地电视台当记者，参会采访。他问我是否知道有数位干部“进去了”，因为****并蒙受敲诈？我一听大惊，因为涉案诸人之一为老熟人，几天前还在一块喝过酒。于是就有了该小说。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说起来时间不短，近三十年。与我老友青禾、海迪一样，我写小说起步于“伤痕”，因为我属于那辈人。我生于1953年，“****”爆发时恰读初一，为所谓“老三届”中学生最低一届，参加过所谓“破四旧”和“大串连”，然后因为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蒙受磨难而备受冲击。我在1969年初上山下乡当知青，以后当过乡村小学教员，然后当县机关干部，接着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1979年底，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省刊发表之前，我接到通知参加省刊编辑部办的一个改稿班，时称“学习班”。坐着公共汽车前往百余公里外的一座陌生城市报到时，我心里非常忐忑、怯场，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甚至有一种逃走了事的冲动，但是最终未临阵逃离，坚持到会。那次改稿班上，一位编辑老师跟我说了句话，建议我“从文不从政”。如此劝说，是因为当时我刚好经历工作的一次变动，被从县委办公室调出来，派到乡镇任职，时乡镇还称为“公社”，我被任命为某公社党委常委，时年二十六岁。我在基层当个小官有一定必然性：此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职别为干事，调我进办公室的一个缘故是因为我有能文之名，会写一些材料。其实当时我写材料并不对路，形容词太多，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跟随县委主要领导，用时下说法叫********的秘书。我的从政经历大体可以从此时算起。与其他秘书略有不同的是我在跟领导写材料的间歇喜欢读小说，还偷偷在稿纸上涂抹。改稿班的老师认为我的文字基础尚可，干吗去乡下当个小官？因此建议我从文。
后来我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我在乡镇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到地区，在行政公署办公室当干事，然后进地方党校，为该校首期两年制干部培训班学员，同学有四十名，这种班次培训目标很明确。二十多年后，我的这些同学大多在地方上身任要职，也有几位成为过早陨落之地方政星，有的进了监狱，如我笔下某位官员，这是后话。当年在培训班毕业后，本应顺势而上，如我的同学们一样力求有所作为于政治舞台，应当说这方面我基础不错，但是我执意离开政府机关，自请调到本地文联当干事，不为其他，因为喜欢小说。时为20世纪80年代中，年轻干部的观念与今略有区别。后来我得到一个机会，到中国作协旗下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随后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上了两年作家班。其时文坛很热闹，我的作家班学友多位已崭露头角，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却又没赶上趟：家乡领导把我从西安召回，宣布任命为本地电视台台长，奉命组建这家新建新闻媒体。让我去电视台当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说被省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省台曾谋求调我去当编辑，家乡一些领导因此认为此人可搞电视。于是我又回到那条路上，当台长三年，然后到市委宣传部，再到组织部，任两部副职共十一年。我干这些活与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有别，属职业官员，承担具体职责，从绞尽脑汁琢磨某新闻通稿用语到枯坐某会议主席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在组织部任职的最后一年多时间，因部长调任，曾奉命两度主持工作，时恰逢市、县两级班子换届，我受命处理过数百名官员调整任职及提拔的具体事项，从提出考核人选开始，到抱着大堆材料上市委常委会一一汇报，再到最后呈请领导签发任职文件。一些友人笑称我已成批发乌纱帽专业人员。然后又是一大转折：手持上级一纸调令从家乡来到省城，重操旧业，再入文联。这一转折亦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依旧写作，虽身为业余作者，有本职工作需要努力，时间条件所限，写得不多，难有影响，为外界所未知，却也一息尚存，保有写作者之名。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无论其热闹且主流化也罢，枯寂而边缘化也罢。所谓三十年河西之后，四十年又到了河东。
由于上述经历，我觉得自己可能注定要来写这些故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类故事以及人物自有其意思，特别在时下中国，如此传统又如此现代，纷繁万千，这类故事引不少作者来写，也有不少读者愿意一读，显然有其缘故。与其他题材一样，这个题材也有很多东西值得琢磨，不同作者可以有不同发现，或者说不同作者可以力求有自己的发现。无论旁人如何评价，我常以此自说自娱，给自己一个存在的理由。我认为我在自己这些故事中着力于人，套用时下热门词汇形容叫“以人为本”，而非以乌纱帽为本，官员也是人，只是戴有一顶帽子。我这看法其实很基础很朴素，缺乏理论深度，属小说ABC范畴，无论什么小说，当然要有故事，尤其要有形象，此理尽人皆知。但是简单的东西往往很深刻很复杂，不像表面看去那么平常。我知道自己这种观念很传统，我写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所以总这么看。当然我不能止于这么看，而应该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实现。
我得说我对写自己这些故事的认识和实践有个过程。早期作品曾有所涉及，后来就尽量避开，可能因为身为场中人，白天晚上说的做的净是这个，下笔还写它实不免厌烦，冒用理论语汇，叫作“审美疲劳”。也可能因为靠得太近反而不好写了，另外要写好这类小说或者说写得与他人有别，可能需要足够多的阅历和理解力，同时笔力也需要锤炼，达到某种火候。我在鲁院读书时，何镇邦老师给我讲两句话，叫“为人要老实，为文不能老实”。他讲得很有针对性。我这人貌称忠厚，为人确实也比较老实，但是文如其人，文采一向比较暗淡，需要比较长的修炼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我觉得有所进步了，可以试一试，第一个相关作品是个短篇小说，叫《木船和一顶帽子》，1999年发于《人民文学》，写一个翻船事故的审查过程，牵出一个卷入风化案的官员。该小说反应尚可，让我有些来劲，此后便陆陆续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类似小说，多为中篇。我借用中央电视台名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用语，开玩笑自称为“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这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二是他人的这类故事成为我笔下与其他作者有别的故事。此说实在拗口。我已经离开曾工作二十多年的那个特定场合，隔了一定距离看，有些新的感受，有所谓的“距离美”。也许我能努力把这种美感多少传递给读者。
中篇小说《金粉》里，某年轻干部初掌一乡大权，感觉很好，赴省城开会归来，要他属下大小官员列队于火车站门口迎接，让他亲切接见、握手，模拟国家元首出访归来的场面，感受权力的美妙。这个情节非我虚构，这位很有想象力的官员曾在一段时间里频繁找我，时他处境不顺，希望我帮助他调整一个位子。他跟我说过很多他的事情，色彩斑斓。今年春天一日，我坐在电脑前想写个什么，这人忽然从记忆里跳将出来，于是有了《金粉》。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跟生活中的人和事已经千差万别，但是毫无疑问是生活提供了灵感。我讲述的故事基本如此，它们是生活的赠予，包括它们的意义，当然也包括讲述者的缺失、局限与无奈。
2.漳州人杨少衡
青禾
说杨少衡是漳州人没道理，因为每次填表，杨少衡会在籍贯一栏毫不犹豫地写上：河南林县。林县现在叫林州市，有一条“红旗渠”，名闻中外。杨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林县的—个小山村里。
但我还是说杨少衡是漳州人，因为他是吃漳州的大米长大的，他说一口地道的漳州话，他按漳州人的方式生活，他的小说里写的是漳州故事，他把漳州风俗和漳州话写进小说中，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要是哪位国际或省际友人问我漳州人是什么样，我就说，就杨少衡那个样，安静、平和、宽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乐于助人。杨少衡的微笑就是漳州人的名片。
使本来应该是林县人的杨少衡变成漳州人的原因是革命。革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杨少衡的出生地。20世纪40年代的某一天，生活在林县山村的一位杨姓青年参加了革命。参加了革命的这个人跟着共产党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打进福建一直打到漳州。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留在了漳州，在漳州娶妻生子，第一个在杨家诞生的便是杨少衡。
漳州人把从北方来的人叫“北仔”。北方人的孩子叫“北仔囝”。北仔囝吃馒头，说北仔话，北仔囝和北仔囝—起玩。杨少衡当了一阵子北仔囝之后就迅速本土化，他喜欢和本地的小孩一起上树，一起做弹弓，一起拣地上的龙眼核当子弹袭击行人的屁股，他还跟他的同学—起，偷吃过芝山下的木瓜，十二岁的杨少衡就在芝山脚下的漳州一中读书。芝山是漳州名山，芝山上曾经有过一个书院，叫芝山书院，相传留有大理学家朱熹的书撰，云：“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我想杨少衡多少沾了一点芝山的灵气。
我认识杨少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北仔囝，而是地道的漳州少年作家了。那是1979年的秋天，《福建文艺》(即现在的《福建文学》)发表我的处女作《到底谁合适》，我正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工友告诉我，长泰有个人，也有一篇小说要在《福建文艺》上登，题目叫《医生》，他也是漳州知青。这个人就是杨少衡，是我的工友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我的幸福感由此向长泰延伸。但我已经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场合下第一次见面，我只记得在一个风很大很冷的晚上，我和杨少衡骑自行车到漳州西街一所新盖的楼房里，我的工友他的同学在那里等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泡茶聊天，聊得十分愉快。我们是懵懵懂懂地撞进文坛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如何做小说。于是我们决定找老师，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的王凤贵。王凤贵是个才子，但他只说不写，他的思想十分活跃，我们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我们于是又赶潮流去上夜大中文班，以后夜大又变成电大。杨少衡对学习十分执着，上了电大上党校，上了漳州党校又上省里的党校，上了省里的党校又上鲁迅文学院，上了鲁院又上西北大学作家班，乱七八糟的文凭拿了一大堆，还差一点拿到硕士学位。
1980年夏天，《福建文艺》编辑部办了—个笔会，把当时刚刚写了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请到鼓岭住了二十天，漳州请了三个作者，杨少衡、海迪和我。于是后来有了漳州小说“三驾马车”之称。杨少衡曾说，写小说他是经验型的，是通过实践慢慢学会写小说的。而海迪是天才型的，天生知道如何写小说。这是杨少衡说话的风格，他在说别人如何好时总要先把自己贬一下。但海迪的确有点天才，他有一度曾连续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发小说，《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都转载过他的小说，后来他在《中国作家》上发了一个叫《再来四客冰激凌》的中篇小说，出了一点意外，惹了一点麻烦。在那个草木繁盛的鼓岭，我和海迪第一次见面。海迪是龙海人，到南靖插队，当了农民之后当矿工，在地下挖了一阵子煤之后又到供销社卖东西。他抽烟、喝酒，有一次喝醉了酒在床上抽烟，把被子蚊帐烧了，差一点没把自己烤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叫《偷鸡的人》。他比我先上山，听说我到了，从房间里跑出来，跳到台阶下，拉着我的手说，你来了，你就是青禾，少衡呢？我说少衡不能来了，他住院了。其时杨少衡在长泰县的一个公社当党委常委，搞计生，忙得一塌糊涂。感冒发烧，空肚子吃药，把原来很健康的胃吃穿了—个洞，大出血，差一点把命送了。为了保住他的命，医生发狠切掉了他三分之二的胃。过后他说，大意失荆州啊。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和海迪在鼓岭经常喝酒，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和我们—起喝酒的还有一个叫齐红的女杰，这个齐红就是后来的唐敏。有一次她走进我们宿舍，海迪说要不要来一点。海迪的脸已经喝红了，他的意思是想吓她一下，没想到她抓过酒瓶子就往桌上的杯里倒，一倒就是大半杯。她以酒当茶，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就把酒喝完了，不用下酒菜。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很想念杨少衡，听说他也有一点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