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征求我的朋友对《色》的感受时，朋友说，很棒！不过，仅次于一朵。你看他眉眼都是笑，他多享受这种感觉。享受归享受，也有遭罪的时候。这家里面每天孩子哭、老婆叫，别说创作，就是看书都会受影响。臧杰的女儿跟一朵差不多大，感同身受。他断言：尤老师三年之内不会拿出长篇来。结果，第二年他就拿出了《衣钵》。吃惊是一定的啦，但你知道俺都受的什么苦，遭的什么罪。家，已整个被一朵占领，包括书房。已经会满地爬了的小家伙，就没有她去不了的地儿，用头一拱，这房门就开了。爬进房里，四下巡视一番，对书桌也很感兴趣，也想试乎试乎……你想想这活还有法干吗？如此一来，当爹的只好落荒而逃。去哪里呢？考察以后发现两个地方可以考虑：一是图书馆阅览室，二是咖啡屋。图书馆人太多，咖啡屋成本太高，这天长日久也有些吃不消。只能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一样乘公交车来往于图书馆。那年，我们去洛杉矶，我带他到各地的图书馆转转，那环境令他羡慕不已，成了图书馆症候群了。要不是来去匆匆受时间的限制，恨不能立马铺上稿纸，坐在书桌面前写起来。在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里，实际上看上去更像三世同堂，其乐融融。女儿跟他无拘无束，刚会说话时，就直呼其名；等到再大一点就叫上了大哥。他就调侃说叫老哥吧。哎，人家还就叫老哥。看着他跟女儿在一起快乐的样子，你会重新发现被人忽略了的一些东西。其实，他更适合跟孩子打交道，这使得他对生活保持了婴孩般的新鲜感，童心又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创造力。甘蔗没有两头甜。白天，老哥写作，他的作品被批评家喻为“在历史与现实间奔波”。夜晚，恋父情结的女儿倘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会大呼小叫，女儿的一声令下，不管他睡得多么香也得迷迷瞪瞪地从自己的小床上赶到大床上，也真难为他了。“愣把老头当小伙子使”，这是他的自嘲，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辛苦，依然从容，淡定，像《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面对压力时，仍能坚持优雅的姿态。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和男一号叨叨两句。
你忙前忙后，须注意休息，别真把自己当小伙子使唤。岁月对谁都一样，也请不要“歧视”年老色衰的女人。不要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当你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朵时，麻烦也请顺便看一眼一朵她妈。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啦，这一路走来，感觉很充实。未来的路还很长，年幼的女儿带给我们快乐和希望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与责任。没关系了，只要我们心不老，心不坏，我们就会青春永驻。女儿在一天天长大，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认真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个黄昏与黎明……
2.尤凤伟与山
臧杰
山野之气
认识尤凤伟是在1999年前后，那时候，我正站在文学圈的门口向里张望。位于青岛信号山路25号的青岛文联驻地，虽然只是个依山而建的小院落，但在我的心目中更像是一座带着几分神圣气的大山。
作协的办公室在一进门的右手边，两张黄写字桌面对面，坐着秘书长和一个面色白皙的会计大姐。我对作协的最初印象，是打扑克和喝鱼汤。作家李建国和叶帆是专业级的业余渔佬，中午的鱼宴，常常是他俩海上丰收的喜悦分享。
作为作协主席的尤凤伟也夹杂在中间喝鱼汤、打扑克，多数人都喊他老尤。他话不多，头发稀疏，说话的声音轻轻的，笑起来却很欢畅，有股胶东味。
对尤凤伟创作的最初接触，是《作家文摘》上连载的《石门夜话》，躺在中文系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印象极深的一句话“七爷的队伍无声无息朝大山进发，沿途的村庄渐渐隐没于夜色中”——一干土匪的山路，竟是那样的蒙太奇。
形式感和细节处置，滋生了一个文学青年对行家里手的最初艳羡。
到报社工作后，有幸受教于曾在西部极富诗名的前《青海湖》主编刘宏亮。其时，刘宏亮更像是一个归来的隐士，躲在家乡的一间小报馆里编着家长里短类的生活副刊，甚少问青岛文坛的事。在青海，因为批评鲁迅的一波事件，刘宏亮由主编被贬为了小说编辑。他和我说，青岛写小说的，尤凤伟得算是一骑绝尘。回青岛后，他也一度动过改写小说的念头，看了看尤凤伟的小说，决定“不弄了”。
刘宏亮跟我提到的尤凤伟的小说是《石门呓语》，说小说里写过红叶绿花，他的诗句里也有过“绿花红蕊”，那是缜密观察后的感觉，是把似写成了不似。查阅这段文字，小说中是这样写的：“那地方很古怪，像从来没到过，四周全是山，座座都是平顶山。山上光秃秃，山下树很密，从来没见过那怪样子的树，长红叶开绿花。”
对一个懵懂的文学青年而言，前辈的判断与点拨何其之重，他对我的影响可以用经年来描摹。那段时间也就十分关注尤凤伟的写作。还记得有个朋友曾一度模仿尤凤伟的创作风格。在一个饭桌上，我以人物图谱和叙事解构的方式，详细拆解了短篇小说《为兄弟国瑞善后》的脉络（载《人民文学》1998年第7期），朋友们听得目瞪口呆。
1998年9月，《收获》第4期刊发了尤凤伟的中篇小说《蛇会不会毒死自己》，我写了篇读后感叫《虚弱的空间与坚硬的价值》。现在看，这篇文章有青年人不顾一切的大话，最后一段豪言无比——“作为尤凤伟新长篇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重意义还在于，它所实现的由传奇的生存形态到传奇的价值内核的逐步深入，对尤凤伟的整个写作都将是举足轻重的。”
现在想想，1999年前后，其实是尤凤伟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小高峰。1998年成形的“国瑞”，在2002年深化成了《泥鳅》中典型的城乡穿越者；而作为“五七人札记”之一的《蛇会不会毒死自己》，则使尤凤伟在2000年铸就了经典的《中国一九五七》。
而在一个文学青年眼中，其时作品散发着山野之气、立于文学高山的尤凤伟并没有猜想中的那般高大和威严。
半山腰上
1999年1月，何向阳在青岛与尤凤伟作了一次对话，这篇后来成文为《文学与人的境遇》的文字，一直被我私下视为尤凤伟研究的钥匙。
其间，尤凤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作家似乎缺少一种自省的精神，总认为自己已成为文学大师，作品十分优秀，毫无瑕疵。就像一个铁匠一边挥锤锻打一边念念有词：好刀，好刀。许多作家认为自己打出来的是好刀，认为已经登上了山峰，而真实位置实际上只在山半腰，这是中国作家目前普遍的位置所在。”
这句话说明尤凤伟有极好的自省意识和位置感。
或许这也使得他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立于当下写作的潮头。对其他生于1940年代的小说家而言，这样前行的状态无疑近于“神话”。
2007年，尤凤伟将一部书稿交给了初涉出版的我和薛原，这部稿子就是后来的《衣钵》，小说原初的名字叫《不许掉队》。还记得去谈稿子的那天，尤凤伟浅浅地坐在大沙发的边沿，说了很多当下写作的问题。他尽力和我们交流一些文学期刊上的文字，甚至是叙事手法，遗憾的是那时候依然热爱文学的我们，对文学期刊的阅读越来越少，几乎到了支支吾吾不知所以的地步。
心下却暗暗觉得，《不许掉队》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自我要求的投射。尤凤伟就像一个每天都上山的人，虽然很轻松就到了山腰，但总会扭头看看身边的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老的爬山的欲望消了，少的或者也过了新鲜劲，而他却一直往山上走，越过他们的时候，还会认真地瞧瞧他们身上丢下的家什。这些家什，就是语言、趣味和指向。
追问一个老樵夫为何天天上山是徒劳的。因为写作已经成了尤凤伟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丝毫看不出委顿和老迈，甚至用“坚持”来概括他都会有几分可笑。他没有特别的爱好，写作在他手里操持得更像是件营生。
由此而认为老樵夫一定是漫不经心的，那肯定是错觉。老樵夫随随便便的一斧就能砍倒一棵大树，并不仅仅来自于经验，而是年月积累的技术训练和精心营构。
一直以为，尤凤伟的小说叙事中，有一种最要害的功夫叫化淡为奇，这种归于造化的能力套一句文学批评的老话，只能说是“功夫在诗外”。
2002年，尤凤伟在苏州大学曾作过一次“我心目中的小说”的讲演，这篇演讲文字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大倒退”，这个词可以说是尤凤伟文学情怀的浓缩，也是他通往文学之山的真实路径。这篇演讲在精心重构其写作历史的同时，也为他历史化的写作提供了指向。
其核心意思仍可以在1999年与何向阳的谈话中找到：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在尤凤伟面前，我也曾多次溢美《我心目中的小说》，这篇文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仅要明白历史，而且要“明白”自己的历史——你做过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将做什么，你为什么而做。
依山而居
2010年，尤凤伟在崂山余脉的二龙山下租了个小院，开始了自己半都市半山居的生活。小院不大，却守着一条宽阔的河道，门前另有七株大树蔚然成荫。
尽管住在青岛这样一个不大且不算热闹的沿海都市里，尤凤伟似乎还是觉得清静很重要，有山很重要。
多年以前，他这样说过：我的家乡背靠昆嵛山，面对渤海。小时候我常到海边摸蟹子，也跟着大人到山上割草，创作中更多提及的是山而不是海，这可能与我小说的主人公是农民有关，山和农民靠得更近一些，和农民的联系更大。
尤凤伟的这种选择无疑也对其性格与写作发生了作用，无论人生还是文本，他都不采取风浪搏击般的激进方式，他不赌大小、玩实验，而是冷静、审慎、周密，步步为营，从容不迫。
2011年，依山而居的尤凤伟完成了《相忘江湖》，并发表于第4期的《收获》。相距于2004年在《收获》第6期发表了长篇小说《色》，时间一晃已是七年。这部取材于都会的中篇小说，以极尽精微的方式写了一个人内心的不安宁，而主人公的身份，依然是另外一个“国瑞”——搬家工人出身后来发迹的农民工。
显而易见，尤凤伟已经习惯于在都会与山野之间的穿梭，而这穿梭的过程，也是其心灵史乃至创作心态的映照。
从1988年12月主持创办青岛市作家协会，到2004年引退，尤凤伟在青岛做了十六年作家协会主席，一度也兼过青岛文联的副主席。如果把不大的文学圈也作为江湖的话，尤凤伟也可以说是独步江湖很多年。尤凤伟并没有拘泥于这个江湖，这也许是他喜欢上山得而望远的缘故。他常常不在场，却又没有游离过。在引退之后，一种榜样的力量更是喷薄而出。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很以为意。
2011年，我在筹办良友书坊·青岛文学馆时，就文学文献的展示问题跟他通过一次很长的电话。尤凤伟表达的意思是，他就不展出实物了，把自己弄得跟个人物似的没必要。不过数日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还是把一批自藏的著作送给了文学馆。
对我来说，那通看似平常的电话其实隐藏着一个难眠的夜晚。在穿越暗夜的过程中，我终于想通。尤凤伟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艺术家，在文学和现实潮水的淘砺中，他更信赖作品和写作本身。
这一选择由来已久。
打开1994年出版的《石门夜话》后记，他是这样写的：曾几何时，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试图充当“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后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便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
纠结于尤凤伟内心中那种无奈，是历史尚不得解的一块旧伤疤。
而诸如此类的历史旧伤，却默默地存于他的心里：“回顾苦难是一桩痛苦不堪的事，而忘记这种苦难有可能使之重演，两相比较，还是记住了为好。我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