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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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尤凤伟(2)

当他征求我的朋友对《色》的感受时,朋友说,很棒!不过,仅次于一朵。你看他眉眼都是笑,他多享受这种感觉。享受归享受,也有遭罪的时候。这家里面每天孩子哭、老婆叫,别说创作,就是看书都会受影响。臧杰的女儿跟一朵差不多大,感同身受。他断言:尤老师三年之内不会拿出长篇来。结果,第二年他就拿出了《衣钵》。吃惊是一定的啦,但你知道俺都受的什么苦,遭的什么罪。家,已整个被一朵占领,包括书房。已经会满地爬了的小家伙,就没有她去不了的地儿,用头一拱,这房门就开了。爬进房里,四下巡视一番,对书桌也很感兴趣,也想试乎试乎……你想想这活还有法干吗?如此一来,当爹的只好落荒而逃。去哪里呢?考察以后发现两个地方可以考虑:一是图书馆阅览室,二是咖啡屋。图书馆人太多,咖啡屋成本太高,这天长日久也有些吃不消。只能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一样乘公交车来往于图书馆。那年,我们去洛杉矶,我带他到各地的图书馆转转,那环境令他羡慕不已,成了图书馆症候群了。要不是来去匆匆受时间的限制,恨不能立马铺上稿纸,坐在书桌面前写起来。在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里,实际上看上去更像三世同堂,其乐融融。女儿跟他无拘无束,刚会说话时,就直呼其名;等到再大一点就叫上了大哥。他就调侃说叫老哥吧。哎,人家还就叫老哥。看着他跟女儿在一起快乐的样子,你会重新发现被人忽略了的一些东西。其实,他更适合跟孩子打交道,这使得他对生活保持了婴孩般的新鲜感,童心又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创造力。甘蔗没有两头甜。白天,老哥写作,他的作品被批评家喻为“在历史与现实间奔波”。夜晚,恋父情结的女儿倘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会大呼小叫,女儿的一声令下,不管他睡得多么香也得迷迷瞪瞪地从自己的小床上赶到大床上,也真难为他了。“愣把老头当小伙子使”,这是他的自嘲,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辛苦,依然从容,淡定,像《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面对压力时,仍能坚持优雅的姿态。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和男一号叨叨两句。

你忙前忙后,须注意休息,别真把自己当小伙子使唤。岁月对谁都一样,也请不要“歧视”年老色衰的女人。不要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当你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朵时,麻烦也请顺便看一眼一朵她妈。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啦,这一路走来,感觉很充实。未来的路还很长,年幼的女儿带给我们快乐和希望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与责任。没关系了,只要我们心不老,心不坏,我们就会青春永驻。女儿在一天天长大,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认真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个黄昏与黎明……

2.尤凤伟与山

臧杰

山野之气

认识尤凤伟是在1999年前后,那时候,我正站在文学圈的门口向里张望。位于青岛信号山路25号的青岛文联驻地,虽然只是个依山而建的小院落,但在我的心目中更像是一座带着几分神圣气的大山。

作协的办公室在一进门的右手边,两张黄写字桌面对面,坐着秘书长和一个面色白皙的会计大姐。我对作协的最初印象,是打扑克和喝鱼汤。作家李建国和叶帆是专业级的业余渔佬,中午的鱼宴,常常是他俩海上丰收的喜悦分享。

作为作协主席的尤凤伟也夹杂在中间喝鱼汤、打扑克,多数人都喊他老尤。他话不多,头发稀疏,说话的声音轻轻的,笑起来却很欢畅,有股胶东味。

对尤凤伟创作的最初接触,是《作家文摘》上连载的《石门夜话》,躺在中文系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印象极深的一句话“七爷的队伍无声无息朝大山进发,沿途的村庄渐渐隐没于夜色中”——一干土匪的山路,竟是那样的蒙太奇。

形式感和细节处置,滋生了一个文学青年对行家里手的最初艳羡。

到报社工作后,有幸受教于曾在西部极富诗名的前《青海湖》主编刘宏亮。其时,刘宏亮更像是一个归来的隐士,躲在家乡的一间小报馆里编着家长里短类的生活副刊,甚少问青岛文坛的事。在青海,因为批评鲁迅的一波事件,刘宏亮由主编被贬为了小说编辑。他和我说,青岛写小说的,尤凤伟得算是一骑绝尘。回青岛后,他也一度动过改写小说的念头,看了看尤凤伟的小说,决定“不弄了”。

刘宏亮跟我提到的尤凤伟的小说是《石门呓语》,说小说里写过红叶绿花,他的诗句里也有过“绿花红蕊”,那是缜密观察后的感觉,是把似写成了不似。查阅这段文字,小说中是这样写的:“那地方很古怪,像从来没到过,四周全是山,座座都是平顶山。山上光秃秃,山下树很密,从来没见过那怪样子的树,长红叶开绿花。”

对一个懵懂的文学青年而言,前辈的判断与点拨何其之重,他对我的影响可以用经年来描摹。那段时间也就十分关注尤凤伟的写作。还记得有个朋友曾一度模仿尤凤伟的创作风格。在一个饭桌上,我以人物图谱和叙事解构的方式,详细拆解了短篇小说《为兄弟国瑞善后》的脉络(载《人民文学》1998年第7期),朋友们听得目瞪口呆。

1998年9月,《收获》第4期刊发了尤凤伟的中篇小说《蛇会不会毒死自己》,我写了篇读后感叫《虚弱的空间与坚硬的价值》。现在看,这篇文章有青年人不顾一切的大话,最后一段豪言无比——“作为尤凤伟新长篇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重意义还在于,它所实现的由传奇的生存形态到传奇的价值内核的逐步深入,对尤凤伟的整个写作都将是举足轻重的。”

现在想想,1999年前后,其实是尤凤伟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小高峰。1998年成形的“国瑞”,在2002年深化成了《泥鳅》中典型的城乡穿越者;而作为“五七人札记”之一的《蛇会不会毒死自己》,则使尤凤伟在2000年铸就了经典的《中国一九五七》。

而在一个文学青年眼中,其时作品散发着山野之气、立于文学高山的尤凤伟并没有猜想中的那般高大和威严。

半山腰上

1999年1月,何向阳在青岛与尤凤伟作了一次对话,这篇后来成文为《文学与人的境遇》的文字,一直被我私下视为尤凤伟研究的钥匙。

其间,尤凤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作家似乎缺少一种自省的精神,总认为自己已成为文学大师,作品十分优秀,毫无瑕疵。就像一个铁匠一边挥锤锻打一边念念有词:好刀,好刀。许多作家认为自己打出来的是好刀,认为已经登上了山峰,而真实位置实际上只在山半腰,这是中国作家目前普遍的位置所在。”

这句话说明尤凤伟有极好的自省意识和位置感。

或许这也使得他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立于当下写作的潮头。对其他生于1940年代的小说家而言,这样前行的状态无疑近于“神话”。

2007年,尤凤伟将一部书稿交给了初涉出版的我和薛原,这部稿子就是后来的《衣钵》,小说原初的名字叫《不许掉队》。还记得去谈稿子的那天,尤凤伟浅浅地坐在大沙发的边沿,说了很多当下写作的问题。他尽力和我们交流一些文学期刊上的文字,甚至是叙事手法,遗憾的是那时候依然热爱文学的我们,对文学期刊的阅读越来越少,几乎到了支支吾吾不知所以的地步。

心下却暗暗觉得,《不许掉队》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自我要求的投射。尤凤伟就像一个每天都上山的人,虽然很轻松就到了山腰,但总会扭头看看身边的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老的爬山的欲望消了,少的或者也过了新鲜劲,而他却一直往山上走,越过他们的时候,还会认真地瞧瞧他们身上丢下的家什。这些家什,就是语言、趣味和指向。

追问一个老樵夫为何天天上山是徒劳的。因为写作已经成了尤凤伟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丝毫看不出委顿和老迈,甚至用“坚持”来概括他都会有几分可笑。他没有特别的爱好,写作在他手里操持得更像是件营生。

由此而认为老樵夫一定是漫不经心的,那肯定是错觉。老樵夫随随便便的一斧就能砍倒一棵大树,并不仅仅来自于经验,而是年月积累的技术训练和精心营构。

一直以为,尤凤伟的小说叙事中,有一种最要害的功夫叫化淡为奇,这种归于造化的能力套一句文学批评的老话,只能说是“功夫在诗外”。

2002年,尤凤伟在苏州大学曾作过一次“我心目中的小说”的讲演,这篇演讲文字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大倒退”,这个词可以说是尤凤伟文学情怀的浓缩,也是他通往文学之山的真实路径。这篇演讲在精心重构其写作历史的同时,也为他历史化的写作提供了指向。

其核心意思仍可以在1999年与何向阳的谈话中找到: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在尤凤伟面前,我也曾多次溢美《我心目中的小说》,这篇文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仅要明白历史,而且要“明白”自己的历史——你做过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将做什么,你为什么而做。

依山而居

2010年,尤凤伟在崂山余脉的二龙山下租了个小院,开始了自己半都市半山居的生活。小院不大,却守着一条宽阔的河道,门前另有七株大树蔚然成荫。

尽管住在青岛这样一个不大且不算热闹的沿海都市里,尤凤伟似乎还是觉得清静很重要,有山很重要。

多年以前,他这样说过:我的家乡背靠昆嵛山,面对渤海。小时候我常到海边摸蟹子,也跟着大人到山上割草,创作中更多提及的是山而不是海,这可能与我小说的主人公是农民有关,山和农民靠得更近一些,和农民的联系更大。

尤凤伟的这种选择无疑也对其性格与写作发生了作用,无论人生还是文本,他都不采取风浪搏击般的激进方式,他不赌大小、玩实验,而是冷静、审慎、周密,步步为营,从容不迫。

2011年,依山而居的尤凤伟完成了《相忘江湖》,并发表于第4期的《收获》。相距于2004年在《收获》第6期发表了长篇小说《色》,时间一晃已是七年。这部取材于都会的中篇小说,以极尽精微的方式写了一个人内心的不安宁,而主人公的身份,依然是另外一个“国瑞”——搬家工人出身后来发迹的农民工。

显而易见,尤凤伟已经习惯于在都会与山野之间的穿梭,而这穿梭的过程,也是其心灵史乃至创作心态的映照。

从1988年12月主持创办青岛市作家协会,到2004年引退,尤凤伟在青岛做了十六年作家协会主席,一度也兼过青岛文联的副主席。如果把不大的文学圈也作为江湖的话,尤凤伟也可以说是独步江湖很多年。尤凤伟并没有拘泥于这个江湖,这也许是他喜欢上山得而望远的缘故。他常常不在场,却又没有游离过。在引退之后,一种榜样的力量更是喷薄而出。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很以为意。

2011年,我在筹办良友书坊·青岛文学馆时,就文学文献的展示问题跟他通过一次很长的电话。尤凤伟表达的意思是,他就不展出实物了,把自己弄得跟个人物似的没必要。不过数日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还是把一批自藏的著作送给了文学馆。

对我来说,那通看似平常的电话其实隐藏着一个难眠的夜晚。在穿越暗夜的过程中,我终于想通。尤凤伟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艺术家,在文学和现实潮水的淘砺中,他更信赖作品和写作本身。

这一选择由来已久。

打开1994年出版的《石门夜话》后记,他是这样写的:曾几何时,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试图充当“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后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便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

纠结于尤凤伟内心中那种无奈,是历史尚不得解的一块旧伤疤。

而诸如此类的历史旧伤,却默默地存于他的心里:“回顾苦难是一桩痛苦不堪的事,而忘记这种苦难有可能使之重演,两相比较,还是记住了为好。我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