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豫西这个叫海资的小村子后，我忍受着心灵被磨成齑粉的痛苦，唯一的慰藉是给文玲写信和盼望收到她的回信。因为，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家信总是由她执笔，她的信写得总是那样喜气洋洋。在复旦的四年中，她的每封快乐小鸟似的回信，不光令我，也令与我同宿舍的三名伙伴开怀不已。
终于，她的回信来了。
“……大哥，我被退学回家了。前天是周末，我突然被叫到教导处……我们同宿舍的五名学生，有三人同此命运。我被‘退’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你……
“大哥，我现在心老像被什么啃着似的疼。回家已有一周，每天夜里都失眠，每天清晨我都心惊肉跳，最怕听见学校的钟声……我再也不能上学了，大哥，我多想多想读书啊！我难过得真想自杀……”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一阵发黑。我分明感觉到，那日宣布划为“****”时，我都没有这么沉重过。
二
并非我过分杞忧，在这样的时候，如此严酷的失落和剥夺，对一个如嫩苞初绽的女孩子，将意味着什么？
文玲并非诞生在文学之巢的孩子。算上异母所生，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哪方面讲，都不会在家中最受宠。偏因她幼时聪颖活泼，连我那平素对孩子甚为严厉的父亲也很喜爱她，姐姐和我们几个大孩子出门，也最愿意带着她。童年嬉戏的笑声和梦幻，一一沉落在后院的花荫鱼池下。多少年后，文玲以《摇出一叶荷露》为题，记叙了童年时的稚趣。的确，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形象，便是一个扎着双丫角活泼调皮的女孩，她常常像只小猫似的，爬过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写的诗和日记，在她混沌初开的时日里，这是最能进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为与文学的亲缘，我们最相爱。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恋和向往，都被生活这沉重的一击粉碎了，从此，浓重的阴影将伴随着文玲的芳年，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不相信文玲会从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认定，她比我更多文学天赋，她幼时的痴迷书籍，上小学便显露的作文才气，以及上中学后，她不断给我寄来的一篇篇习作，特别是她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接连发表的小小说，都使我加强了这种“认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她那秉承母亲遗传基因的那颗敏感而极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给她写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励、劝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诗说词，我知道无法帮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开文学的大门，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灵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气。所幸的是，那时我尚有通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能够把全部的爱心都煎成浓浓的汁液，倾倒在给文玲的长信中。
文玲终于振作起来，她愈来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给我回的信也是长长的，一封又一封，倾诉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忧喜苦乐。终于，她告诉我心情已渐渐轻松，现在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很累也很充实，实际上乡亲们无需她做什么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场的是晚上让她给大家记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内行的种田人呢！”
终于，又有了一个“特大喜讯”——1958年6月，她在《东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时是中午还是黄昏，只记得读信的当儿，眼中一片湿润，窗外的土坡黄得耀眼，而我那眼窑洞外唯一的一棵枣树，强烈地飘散着枣花的芬芳。在风风雨雨黄黄绿绿的年华代谢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机和春的消息。
三
我是深夜三点回到故里的。
汽车行到离家乡五十多里的小站时抛锚了，司机声言明天再走。我不想等了，从大学二年级后，我就没回过家，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了，再也不能等了。这是1960年。1960年的这场“摘了帽子”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提着那个用破被单扎成的包袱，一口气走完了五十里崎岖山道。快到老家楚门时，我的脚步却放慢了，“近乡情更怯”，没有人比我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意味了。
我的敲门声使母亲怆怀不已，母亲的喜泪冲去了我一路风尘。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给我做的两大碗米饭时，我才发现妹妹不在家。但我随即记起：文玲在农场，她为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到海边的荒滩干江农场劳动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年，她在创作上出现了晨曦，生活却一无转机，青春而柔软的额头，接二连三地碰壁。
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急于想见到文玲，这些年，频频的通信似乎远远没有倾吐完我想对她说的一切。在邙山的这几年，我仿佛已经度完了人生的全部岁月，我还想告诉她我所体验、感受的一切……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心情，天没亮，就让弟弟去三十里外的干江报信了。
她回来了，啊，文玲！
文玲提着小包，倚着门框，红扑扑的脸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热汗，她望着我，惊喜而羞赧地笑着，那完全是一个成熟而沉静的姑娘的笑容。
我几乎立刻垂下了双臂，呆呆地望着这个十八岁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妹妹，哦，是的，从此以后，我不好意思再抱她，她也不会再小鸟似的像以前一样扑到我怀里来了。一刹那间，伴随着异常的欢喜，一丝莫名的惋惜和惆怅也涌上心头。
但我并没有长久地惋惜和惆怅——文玲交给我两大本厚厚的日记：“除了我给你写的信外，大哥，这几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全在里边了……”她说，眼里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我记下这一切，好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你看……”
我心头怦然，眼眶不由得也热辣辣起来，因为我看到那第一本日记，原是我在复旦参加“科学时论会”得的奖品，扉页上还有我当时的题签：“送给文玲妹妹——六一的礼物。”第二页上，是文玲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当年的中学老师为她画的一株蜡梅。
“我现在才明白了老师画这蜡梅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你说是吗？”
读完这两本娓娓述来的日记，就如自己的灵魂也受了一番涓涓清流的淘洗。我没有了半点惆怅，而且还非常欣慰——文玲长大了，成熟了。从她日记中所显露的才情，所透示的对生活的沉思，我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认定：是的，毋庸忧虑，毋庸急躁，她早晚会驾驶生活之舟，驶向文学的广阔海洋的。
我并没有虚盼妄想。她在日记中所记载、所描述的生活，二十年后，一一被她写在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苦难，正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正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四
值得庆幸的是，噩梦般的日子终成过去。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文玲自1977年后陆续写的十五本书，加上在各地报刊发表的，共计二百多万字。从1977年她再度恢复创作至今，不过十年。
我的眼前再次涌现出那些年的情景:
背着孩子，她骑车几十里去工厂上班。十年中风雨来去，我记得她说过的一个数字，“大哥，我在这条路上摔过不下二十次跤……”
背着孩子，五口之家，她付出了加倍的辛劳。背着孩子，她照样读书写作，她1982年以前的十万字的作品，就是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烟熏火燎的间隙，趴在缝纫机上写下的。也许正由于这一切，她才有了《藤椅》《卧铺》《篱下》和《第六个成员》，有了这这那那的作品，有了这这那那的吟诵和感慨，在用自己血汗浇灌的领地中，她精心着意地描摹她的《长塘镇风情》，唱出了一首首“独特的歌”。
她在条件极差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热情。多年的超负荷运转，使她的肌体大伤，病痛频频袭击。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不想把已经升起的生命帆篷轻易降落。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妹妹，既同于又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她是真正从底层，靠自己的无畏和奋勇，靠不屈的意志和毅力拼搏出来的。正因为是顶着石头生长的小草，她才有更多的冲力，这种冲力伴随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而今，我好像再难有那种心情，从头道及她自从1962年来到河南以后的经历。对此，文玲在自叙、小传中写过不少。的确，如果不是我这做哥哥的牵线作伐，文玲也不可能与中原大地相亲二十余年。实在说，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想报答我的诚挚的朋友同班同学王克起外，也不能排除文中开头忆及的感情。血缘使我们兄妹相亲，而磨难更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事业的不倦追求，正是我对文玲不是作为妹妹而是作为作家的钦佩之处。这十年，她奔波各地，硝烟刚熄的前线，路途遥远的边陲，深山孤村，海角小岛……足迹所至，步步留痕。1981年和1987年出访菲律宾和联邦德国，她都以众多的散文篇章记叙了所见所闻。这些年，她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四处飞翔，婉转啼唱，报刊上每隔不多时，总会出现她的名字。
1986年夏，文玲带着一腔蓦然翩飞的乡思，携家带小地回到了浙江。7月中旬，《河南日报》刊登了她给中原父老的告别信：《极目中原情丝长》。读着这封信，多年不曾汹涌过的热泪，潸然流过我的心田。是的，她是应该回去的，为了她所思念的那片绿土，她是应该回去的，她对得起那片绿土。这十年，对这片绿土的吟咏，几乎成了文玲创作的主旋律。
五
还在文玲的那本包括了十三个中短篇的《长塘镇风情》1983年结集出版时，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篇序言。我说过，表现生活和灵感的温情的摇篮，是每个作家终究要偿还的一笔相思债：岁月的筛子，不仅不能隔断童年记忆的阳光，反而使它化为诗意的彩蝶，翩跹入梦。的确如此，故乡，陶冶了文玲的艺术个性，也培育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当她痴迷执着握管如恒地倾诉着故乡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普通人的不同命运时，作为她的哥哥，我自然比旁人更深刻地察知她的笔下人物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比之当下许多创作气势磅礴的作家，她现在还显得柔弱，但她善于避己所短，悄悄地开掘着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心灵的世界，默然而有韧性。从她1980年发表后获奖的作品《心香》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她在认真进行着那个“说出人的灵魂的真理”的实践。也是从《心香》开始，她渐渐坚定了艺术探索中的那项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掘进，对美的寻找和发现。
我清楚记得文玲写作《心香》的起始。那是1980年早春，我应邀去三门峡进行为期三天的讲课，正在洛阳采访的文玲也被同邀。于是，在我讲课完毕回到住处时，我发现了《心香》的最初文字，这是一个美被毁灭的故事。当时，我分明觉得家乡潺潺溪水也已注入了她的心田……从此，文玲紧紧地抓住了“美”这根进入人的心灵的引线。在《心香》以后，《井旁的柚子树》带着浓郁的芬芳，《青灯》闪着幽微而又烛照人心底处的光亮，《小溪九道弯》流淌着一河水上漂来的欢歌。这些一一呈现着我们那个明媚的江南小镇的风情画，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组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意境，她总是在轻轻地深沉地奏出生活的诗情时，传递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她的大多数作品的人物、画面、语言、旋律都好像经水洗涤，清净明朗，一尘不染，在完成美的创造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痛苦也是美的，眼泪也是甜的……
说实在的，我对文玲作品的研读，远不如很多专门研究并评论过她的评论家。但有一点却是我比他们更知底蕴，那便是文玲笔下的人物的“来处”。许多时候，我为她笔下跳出了尼姑墨莲、卖菜舅公、担水佬新福、瞎子金涛和他的母亲、画家邬龙、教授古森等人物而惊异，因为他们生存活动时，她不过是个丁点儿大的小丫头。那种种故事，那种种画面，是如何印到她的心屏上去而后又触遇成形的呢？
看来，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聪颖好学，刻苦勤奋。因为，“当手在挥笔疾书时，是心在熔化”(缪塞语)。对一个作家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天赋和气质。文玲的艺术气质是清净明朗的。有时候我更喜欢读她的散文。那些情真意切的散文和小说一样，总有一种清秀淳朴的抒情气氛，它们抒发着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无怪她的一些感情真挚文采华美的篇章，曾被收入中学生的课本和“课外阅读”中，像《西行拾趣》《楚门杂咏》《溯水走黄龙》《洛阳诗韵》《道不尽的杭州》等，都能充分体现她的艺术才华。而她为我的两位或故去或健在的同学所写的两篇报告文学《美的探索者》《假如生活从头开始》，都可说是她作品的上乘。
文玲生肖属马，她特别喜欢马，她在许多文章中都抒发了自己爱马的感喟。河南文坛的诗翁苏金伞，是文玲的热心扶持者之一，苏老曾亲书咏马诗的条幅勉励文玲，诗曰：
嘶发月欲晓
蹄翻草色新
驰驱不厌远
千里闻铃音
不光是文玲自己，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它不但意境清奇洒脱，又巧妙地把文玲的名字与生肖融合在一起。现在，对我来说，这首诗仿佛也是种预(喻)示。不是吗？和我同在中原二十余年的妹妹终于远去，以后，我唯愿她年年驰驱不厌远，常常“千里闻铃音”！
3.直击老妈
王海靖
我大舅有一句四字名言：“男人难人。”这句话想必是从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有感而发的，和我妈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在成为一个大男人之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难人”，则大部分是拜我妈所赐。
我作为一个名女人的儿子，从读小学开始就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老妈——确切地说那时还不老——已经越来越有名气，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班主任（照例是语文老师）也知道了；这也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小学班主任照例是女人）开始把我的成绩和我妈的名气联系在一起。大小考试中偶有失手，便会招致某种程度的疑问：“你怎么会考不好的……”潜台词是你妈怎么会让你考不好的？而考得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许是家教渊源，我的作文尚属通顺，时不时地被老师拿去做一两回范文；老师在台上读，台下的同学们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碰上有一两次发挥特别好的时候，连老师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委婉地问我：“是不是你妈帮你修改过了？”天知道就为了怕这样的误解成为现实，我从小到大一篇文章都不曾拿给我妈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