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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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宗璞(1)

1.七十感怀

宗璞

其一

明灭红烛自有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无心岁月牵心事

冰雪聪明叹木雉

其二

豪情依旧又如何

纸上葫芦画不得

欲握管毫长四寸

素心百副礼医佛

其三

才命相妨芥子身

无端碾碎旧柴门

网遮松舍千般恨

何日全消战地尘

其四

铁箫一曲透青围

流水高山妙句回

未向苍茫觅知己

意存天地不成灰

注:“花开花落两由之”,借用鲁迅语。

2.兰气息玉精神

王蒙

许多年前读到李子云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宗璞作品的文章,她从黄仲则的诗中拈出“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形容宗璞的作品的风格,我以为她以此来写宗璞其人其文,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许多人痛感于文坛风气之恶劣,他们提出“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要保持“清洁的精神”,要不“媚俗”,要“甘于寂寞”,不要“媚俗”,还有什么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等。

宗璞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号召过什么咒骂过什么。但是想一想,她做到了而不是说到了这一切,你大概不能不承认,她的精神是清洁的,她常常是远离文坛乃至脱尘拔俗的,更不会去媚哪个俗。正因为她甘于寂寞,所以从来不觉得也不诉怨什么寂寞的。一切的闹闹哄哄、蝇营狗苟、是是非非里,都没有宗璞的存在和印迹。

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她的作品里弥漫着书香,然而她连高级职称都没有。许多老作家老领导关心过她的看病难的事,到了,她的职称问题也解决不了。却原来,没有高级职称的人才更“高级”呢。

她的寓所里也有朋友们的身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然而她没有自己的一伙儿,她和她的友人们只知谈“义”、“艺”,从不言“利”。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宗璞身上你体会到了真谛。

一次在一个聚会中我说到了自己的“新作”的进展,宗璞大声对我说:“王蒙,你要写慢一点!”这就是对我的友谊,也是最严厉的批评了。

她素常说话声音极小,她并不怎么善于词气,她从来没有大声疾呼的习惯,以至有一次我听不清她的讲话,不礼貌地说:“你怎么说话像蚊子?”

然而她带棱带角,有自己的见解,决不苟同从俗。对于一切炒作起哄,她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保留。她有所为,更是有所不为;有所交,更是有所不交。对于卑污,她绝对不能接受。

最近一次作代会前后,有些作家为自己的“一官半职”奔走得辛苦。有些作家为打掉与自己不是一个圈子的候选人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他们的告状信收入文集,堪称奇观。宗璞对此木然无觉,大家也几乎忘记了她。

忘了也罢,木然也罢,她还是榜上有名。谁说作代会没有什么文学的民主呢?至少宗璞的当选主席团委员给人们带来了民主的希冀。

3.意外的宗璞

林斤澜

宗璞和我同时久居北京,久达半个世纪不算夸张,又是同行,见面的时候却不多。若好记性,是能够扳指头儿掐得出来的。推其原因,倒要先放下目前流行的“个人化”,往“众”里“掰扯”。一曰双方没怎么担任过职务。二曰在文学“档次”上,历来处于“边缘”状态,不知宗璞以为然否?

近读季老《牛棚杂忆》,这位博学前辈认定“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中,我们也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因为走正字儿时候,不上台盘;走背字儿之际,也不见于生死簿,何来音信?

平日偶然见面,可又不需寒暄,总用不着“今天天气哈哈哈”,也不像“开门见山”,更不那么“单刀直入”,只仿佛接着昨天的话碴儿说话就是了。

谈论宗璞的专栏要我写点印象,又道是宗璞自己点的名。那么就前面这点意思,恐怕交不了卷。其实也有一个印象每每发生出来,只是一直说不清“所以然”,和前边那几句里的一两句也有些矛盾。这个印象是每每感觉意外。若写作“她老叫我意外”,可能是流行歌曲的好题目,好了,就这么着吧。

有个什么笔会,十来个人到南方转悠回来,人说宗璞爱吃摊头小吃,我表示意外。原以为这一位书香门第,想当然过的是闺秀日子,和摊头小吃不好联系。提问:“怎么个碴儿?”

一位说好比逛街,走着走着不见了宗璞,回头一找,在街边小摊上坐下了。一位补充说,宾馆里的饭够可以的,是吃了饭出来逛逛的。

过后南方又有笔会,我打电话约宗璞一起逛逛,当然高论“冠冕”理由,稍带点缀风味小吃。宗璞叹息了,叹道刚从美国回来,“行李都还没有打开”。我放下电话,联系诸多信息——纳闷,她回来足足一个来月了。“行李都还没有打开”的话,查非空言,实属意外。

刘心武说——这里非提名道姓不可,兹事体大,出语不凡,生怕牵涉“知识产权法”也。这位刘贤弟说他的宗璞大姐开会不善发言,才三五句话,就“抠桌板”了。“抠桌板”一词,入脑储存。

若干年后,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法兰西作家振振有词,带点讲课风范。我对外国和尚,大都摸不着头脑,听着听着走神了。接着宗璞发言,虽是娓娓而谈,可旁征博引,我渐渐听出意思来,大致是对外国和尚的“解构”。她的眼睛通过镜片,落在一支笔上。那笔是用两只手的手指头抬着转着,因此手指头始终没挨桌板儿。

我虽“码”字为生,对字源却没有做功夫。凭空觉得人见人怕的“癌”字,乃老前辈照着骷髅画下来的:缺牙少齿的下巴骨上,码着洞洞。此字光临还一概如金圣叹说的“于无意中得之”。朋友们会说某人中了头彩,无意之中复强调意外。

宗璞得过一回,挺过来了。若干年后,又得,不是复发,是又一个头彩。现在又挺过来了,这在任什么人身上,都不是说声意外了得。见到宗璞,索性不敢挂齿,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些个“捞什子”。噫吁儿戏,身怀绝症成绝技。

前边说到季老在《牛棚杂忆》中,在“悲剧”前边不惜动用四个“最”。另在“自传”中,用的是两个对应的“极端”:“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悲剧刚过,宗璞发表了篇小说《我是谁》,写一个女教授挨了斗回家,只能匍匐爬行,感觉自己成了虫子……

20世纪50年代,宗璞的“响”作——比“名”作多有声响,更和“险”字声同韵不同——《红豆》,20世纪80年代的《我是谁》,在同行中也是打响了的。前后两篇写的都是校园生活,两个园里都有湖,有树木花草,都是有文有理的大学,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有才有貌的女士。《红豆》里的叫江玫,是个文科学生。二三十年后,《我是谁》里叫韦弥,是植物学者。《红豆》里有这么一段:

……只有和暖的春风和他们做伴。绿得发亮的垂柳直向他们摆手。他们一路赞叹着春天,赞叹着生命,走到玉带桥旁。

“这水多么清澈,多么丰满啊。”江玫满心欢喜地向桥洞下边跑去,她想着摸一摸那湖水。齐虹几步就追上了她,正好在最低的一层石阶上把她抱住。

“你呀,再走一步就掉到水里去了!”齐红掠着她额前的短发,“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小姑娘,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

“我是你的。”不禁联想“如花羡眷,似水流年”。

《我是谁》中也有一段湖边的文字;

……孟文起和韦弥同样地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这便是蛇神了!”韦弥平静地想。蛇挑唆夏娃吃了智慧之果,使人脱离了蒙昧状态,被罚永远贴着土地,不能直立。那么,知识分子变成虫子在地上爬,正是理所当然的了。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这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恐饰,尖声哭叫起来:“我啊,这正在消失的我,究竟是谁?”

……韦弥静下来了。她觉得已经化为乌有的自己正在凝聚起来,从理智与混沌隔绝的深渊中冉冉升起。我出现在她面前。她用尽全身的力量叫喊!“我是——”她很快地向前冲进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终生执着的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那并不澄清的秋水起了一圈圈泡沫涟漪,她那凄厉的、又充满了觉醒和信心的声音在漩涡中淹没了。

剩下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

……

宗璞先前的作品中,不少激情,也有自省或叫作“灵魂拷问”,但总不离素来的“温柔敦厚”。那么《我是谁》叫人意外了,偏偏没有。大约是大家经历的“悲剧”太极端了,怎么写也不为过。

既不意外,放在这里说什么?实际也有一点意外之感,不过拐个弯儿出来,成了“怎么我写不出来?”

4.阿姨,还是大姐?

刘心武

有一回,一位海外来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访问宗璞时问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里,你跟谁比较好?”她说:“我跟刘心武比较好。”对方颇为吃惊。宗璞答完,大概自己也比较吃惊。所以后来她打电话告诉了我,并且笑着说:“……她那么问我,不知怎么的,我就那么答了……”我听了,自然也吃惊。

我管宗璞叫大姐。宗璞大姐在文坛,是个人见人敬、人见人爱的才女。选举时,她得票率极高,倘若她自己也投自己一票,那很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她长期患病,身体一直欠安,因此写得很慢,要求自己又严格,常常是,写了好几百乃至上千字了,觉得不好,便马上撕掉;但是,因为她毕竟是稍能振奋精神时,便勤奋握笔,所以细水长流,慢工细活,过一段时间,回头一看,帮她算算,所出的书,所发表的作品,却也相当不少。远了不说,起码这二十年来,她是个年年有作品的、贯穿型的作家,这在她那个年龄段的作家群里,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宗璞大姐的成就、威望,这些年来呈扶摇直上之势。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情势,愿意接近她的,跟她密切来往的,与日俱增。我这么个惫懒人物,或者像某位同行,当着我面,很同情地给我定的位——“死角里的人物”,也就觉得,不必太多地凑上前去了。当然,宗璞大姐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过很长时间才给她挂一个电话,她很高兴,一点没觉得我“多余”,甚至于还有些个“惊乎热中肠”,嗔怪我何以“好久没有消息”。

算来,我差不多两年没跟宗璞大姐见面了,这两年里,通电话也有限。我承认,自己的性格,似乎越来越孤拐,也许是,经过这些年生活遭际的磨炼,胸腔里的一颗心,是内里越来越热越软,外壳却越来越冷越硬了。这两年里,凡见到宗璞大姐的文字——有时候是发表在并不怎么流行的偏僻刊物上——总还是要习惯性地精读细品,读完,少不得要推荐给晓歌(我爱人),她读完,又总要讨论一阵。她常说,该把我们的反应,告诉宗璞大姐,其实拨个电话很简单,举手之劳,我又有的是“煲电话粥”的时间,却总是“驾不起事’(这是四川话,意为不能落实于行动),懒懒散散的,到头来,是并没拨去电话。

可是,在一个我没有去的会议上,宗璞却在大庭广众中,为一桩关系到我的事,为我抱不平。她想到了,不是懒懒地,想说,到头来,却没说;而是,想到了,也就说了,说得清清楚楚,淋漓尽致。以我这样一个已然自愿“出局”又极不善为人处世,厌者颇多,甚至于还被个别家伙恨不能诬为“叛逃者”加以灭门的、背时的人物,谁愿再为我出来说一句半句公道话呢?宗璞大姐却为我说了。她说了,近乎白说,因为即使是还能跟我过话的、在场的人物,也想不起来给我报道一下,到头来是宗璞大姐自己,与我通电话时,想起来,跟我说了一遍。我听了,真是感动莫名。

宗璞大姐说,跟我好,好在哪里?好在坐在一处也罢,通电话也罢,有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有共同语言吧。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宗璞大姐的学问,无论中国古典,还是西洋今典,我哪有半点分毫?与她论学,我实在没有资格。谈创作?交流写作经验?有那么一点点,如她说我总是想把事理写得清清楚楚,认为不可取,给我很大教益;又说投稿被退,乃写作者的“兵家常事”,使我意识到,写作时还是要依着自己的信念,由着自己的性子撒欢儿写,虽说写完并不是只打算搁在抽屉里,还是想投给编辑部,争取发表的,但万不可尚未动笔,便揣测编辑部意图嗜好,以“降军”姿态前往……这些交谈虽甚欢愉,究竟也还不是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那么,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是些什么?

却一下子说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