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小说经历了从改写期到创作期七个世纪的发展，其叙述学特征保持惊人的稳定。到晚清期，引入了许多新技巧，出现了一系列形式变化，基本的叙述模式却始终没有变，某种传统叙述形式反而得到了加强，变与不变之冲突形成了不稳定状态。
五四小说在这个绵延无尽的历史上劈出一个断裂，破坏了其匀质状态。在这之前，中国白话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机制稳定的表意活动，叙述者稳固地占有控制叙述的地位。18世纪中国的白话小说中的一些杰作没有能改变这一般的稳定状态，绝大部分白话小说没有跟上并发展他们开创的一些形式变化。其中某些创新，例如叙述分层，例如片断性，反而被吸纳进入传统程式，未能形成潮流式变化，而19世纪中国白话小说疲惫地返回更传统的程式。
20世纪初，当中国文化遇到从未有过的重大挑战，变化强力性地进入中国小说。但是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虽然经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传统叙述模式的根本变化还得等到五四小说才得以实现。
传统白话小说中的叙述者不仅固定为非介入式半隐身，而且程式化地自称为“说书的”，从而稳定地锚固于一个据称是在模仿口头书场表演的叙述框架中。由于这个特殊叙述格局，叙述者享有干预的充分自由，成为叙述中几乎是垄断性的主体性来源，牢固地控制着叙述，由此阻止诠释分化和意义播散。
在晚清小说中，叙述者的自称字面上稍有变化，书场格局变得模糊不清，但叙述控制基本上仍是全面而牢固。介入式叙述者首次出现。但是叙述者对其权威受到挑战相当不安，而用过分的干预来维系叙述的控制，因此中国小说叙述的普遍可靠性反而得到了加强。有时候叙述者干预之多到了唠叨的地步，不必要地自我辩护其控制方式，显得杌陧不安。
五四小说中的叙述者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朝各个方向变化。这些变化的共同方向是降低叙述者的主宰地位，或是变成全隐身，或是变成参与式叙述者，即变成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叙述者也不再用大量干预控制释读方向。叙述控制的这种全面解体，使整个叙述文本开始向释义歧解开放。
在叙述者—人物的关系上，可以看到，中国白话小说的历史呈现一个持续性的主体下降运动。传统小说中叙述者控制着意图性主体，而且由于叙述绝对可靠，隐指作者吸纳了叙述者主体。但在发展过程中主体重心渐渐下到不可靠叙述者身上，再进一步降到人物身上。例如，在传统中国白话小说中只看到局部性的人物视角。在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向人物视角的过渡，但单一人物视角只在某些叙述者“我”小说中存在，在其他作品中，视角依然不稳定。直到五四时期，人物视角才成为常规手段，因为叙述者到这时期才对拱手让出经验主体不再耿耿于怀。
传统白话小说中，转述语几乎清一色是直接引语式。在晚清期转述语方式开始变化，由于人物心理描写的增多，间接引语也开始增加，但只是在五四小说中，转述语式的多样化才放松了叙述者控制，转述语的多样化促进了叙述者与人物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交互影响。
叙述分层的增加，是晚清小说的叙述者对自己的位置重新思考的表现。一般说来这种手法导致了更多的混乱，没能使晚清的叙述者控制力得到恢复。
晚清小说中叙述时间的变化极显著，但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线性，尽管小说的开场写法有所变化，时间——因果整饬的全面机制依然存在。五四小说打碎了这种控制，大量的省略使叙述成为剖面式，不仅叙述速度降缓，而且打破了传统白话小说中被时间满格的完整线性缚紧的叙述世界。
因此，在晚清小说中，变化虽多，维持更多，叙述还在一元主体的阴影中徘徊，为了对付日益复杂的题材，对付新引进的叙述方法，叙述者干预戏剧性地增加，使叙述者显得紧张不安。叙述者包容新技巧的努力使它程式地位不稳，反更求诸于传统程式，以求加固其地位。晚清小说只能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最后一个阶段。
五四小说的叙述突变为一个相对性的世界，没有一个向心式的结构来控制释义，释义信码多元化，使小说不再附着于任何一种确定的文化价值之上。由于取消了被叙述世界的饱和状态，五四小说回应了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迫切需要，即向新的表意可能性打开大门。
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些形式上无足轻重的变化具有如此重大的文化意义？要回答这问题，我们还得更仔细更深入地探究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