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化人中，许地山可能是唯一几乎绝口不谈留学生活的人。此事细说来，或许于我等后学不无裨益。
1923年秋，许地山与梁实秋等同船到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印度哲学。他那时在留学生中年龄较大，31岁，在同辈中算作老大哥。当时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人物，以“落华生”为笔名的十多篇小说，已经名震文坛，被胡适茅盾等人视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小说第二人。
一年后，许地山获哥大硕士，但是他“厌恶美国人的浅薄无知”，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拜金帝国。尽管牛津大学不承认美国学位，还是转学到牛津曼斯非尔学院重读宗教史硕士。两年后，以研究《法华经》的论文得又一个硕士学位。
但是许地山对英国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有几件小史料，可以作证。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已是基督徒，寄居于教会组织“社会实进会”。老舍当时是教会的年轻教友，二人性情相投。在英国，老相识他乡重逢，更是亲热。虽然老舍在伦敦任教，他在牛津求读，但是许地山经常来伦敦，两人可以过谈天瘾。
这两位基督徒，一旦身处西方国家，对西方人的印象都并不佳。这点与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留学生一样。
老舍只是偶然发点牢骚，而许地山反西方人态度之偏激，连老舍都不以为然。老舍在回忆中说：“他有时过火地厌恶外国人。因为要批判英国人，他甚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
许地山博学多才，下笔如飞。老舍会在小说中嘲弄一番洋人，许地山也是小说家，却是一字不落笔下。
为什么？我认为许地山明白情绪并非理智判断。他嘲笑英国，是知道他的小兄弟也是异国憋闷，大家一道口头解解气而已。说话是在场的语式，一旦写下，意义的播散就无法控制。这是解构主义的理解，许地山看来提前半个世纪就明白德里达的理论。
许地山年轻时在缅甸教书两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就是以仰光为背景。1926年离开英国后，他转到印度深造梵文，觉得很自在，交了不少朋友。此后在燕京大学任教五年，1934年他可作一年校方付钱的学术旅行。别的教授遇到此种机会，大都去欧洲，他却重返印度，流连忘返，还远道拜访甘地和泰戈尔。须知许地山几乎没有拜访过任何西方名流（这个脾气，与徐志摩恰好走两个相反极端），印度的名人，他却崇敬为“精神领袖”。
许地山不喜欢西方，一点不奇怪。现代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不少文化人，留学异乡，因为感受到种族歧视，形成“留学爱国主义”。日本人的种族轻蔑，造就了一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留欧美而产生憎恨情绪的，也不少。闻一多留学美国后，变成民族主义者；自沉于长江的诗人朱湘，简直恨美国入骨。
许地山与这些人不同，他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人。他感情上并不喜欢英美，但是入境随俗，充分利用留学的岁月，不让感情的波动，影响留学的专注。而且，他似乎知道自己不喜欢英国人，并非出于理智，因此绝对不留文字。不是老舍的回忆，我们会以为许地山如何喜欢英国。
1926年许地山返国前后，曾有写一本《东归闲话》的计划，结果只写出一节，途经香港时留在香港朋友处，没有发表。1950年，许地山去世十年后才刊出。此文题为“牛津的书虫”，他的留学印象记。全篇谈的是读书之道，读书之乐，文章最后才提到牛津，说是牛津给优秀学生津贴，做“特待校友”，一辈子可以读书为职业。所以他的最大愿望是“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
另外我找到一首许地山写的诗，《牛津大学公园早行》，刊于《小说月报》1926年10月号。写诗并非许地山所长，我在这里转述一下大意：晓钟响时，独行于小道，看见树下有一方帽黑袍之女郎，一边看书一边看镜子。走近一看，是“秋意，秋声，秋光景”。
这位英国女郎是谁？方帽黑袍，当然是“学问”女神。不管许地山对英国感情如何，英伦之秋读书，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美人。
感情与用途分隔，说来容易，却不是常人所能做到。我看到太多的朋友，在国内是崇洋派，到西方后遇到种族歧视，变成激烈的爱国主义者。毕竟，有几个人能完全摆脱情绪影响？
许地山对英国人连老舍都觉得过分的恶感，怎么可能做到在思想上摆脱得一干二净？
我想，许地山的宗教观，在此起了极大作用：他是基督徒，而且相当虔诚；他崇仰佛法，攻读梵文至勤；道教史又是他长期研究对象。精研各种宗教，使他不会执着一说。因此，他也能善于对待自己的情绪，努力求得留学的最大益处。
1935年，胡适推荐许地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改造迂腐陈旧的港大文科。港大欣然接受胡适的提名，除了许地山本人的学术成就，他的牛津教育背景，想必是重要因素。1941年许地山不幸英年早逝，六年的工作，整个香港文化生活为之改观。柳亚子后来说，“香港文化可以说是许先生一人开拓出来的”，并非过奖。许地山的留学，可以说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