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2723200000004

第4章 求博还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那是个巨人辈出的时代,那是个创业奠基的时代,那是个给中国文化立下新标尺的时代——我说的当然是五四时代。

但是,一旦我们搁开历史的放大镜,就文论文,就人论人,我们也会发现那是个过分自信的时代,“天将降大任”幻觉太多的时代。那时的人物,包揽天下的气派很大,自大幻觉太多——当然我们现在的明智,是占了近一个世纪后瞻的便宜。

此文想说的,不是“反思五四”那种让人头晕的大题目。我要说的是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留学生都碰到的苦恼:如果是块“材料”,如何才能“成才”?

北大“五四辈”学生中,呼声最高者,前途看来最辉煌者,莫过傅斯年。1917年胡适到北大哲学系,第一次开中国哲学史,号召国学批判,学生差一点要****轰走这位教授。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学问功底最好的,是山东来的傅斯年,绰号“孔子后第一人”,被传统派教授黄侃、刘师培等视为国学后继者。傅赶来听了一课,说:“虽然读书不多,说的不无道理,不要闹了。”不然,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起步就跌个大跟斗,以后半个世纪的学术领袖地位就无从谈起。

而且,傅斯年在胡适感召下,发起《新潮》与《新青年》呼应,为新文化作鼓吹,激烈地号召“启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专门为他们设编辑部。五四火烧赵家楼,他也是带头者之一。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山东省“官费留学”,差一点因为“思想激进”,被考官除名,幸亏成绩超群,才得免。1919年冬,从上海启碇到英国留学,慨然有尽览西学的壮志。同行的俞平伯,到英国没有一个月,就思乡难忍,洋食难吃,苦不堪言,偷偷溜走。傅斯年为了追回好友,一直赶到马赛,也没能说服他。与俞平伯相反,傅斯年刚到英国,就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兴冲冲地成为英国留学专家。

1920年夏天,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就是现在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心理学系,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教授(Charles Spearman)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傅斯年倒也没有泄气,因为他已抱定“留学不为学位”的宗旨——当时留学生中,不想在学位上浪费时间,只想得真才实学的人很多。胡适号称北大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他回国时有没有拿到学位,却是疑案。陈寅恪留学十多年,从未想拿学位。梁宗岱到法国,诗人瓦雷里叫他不要看重学位,果然他弃学位于不顾。至少当时中国的大学,做教授凭学问,不凭学位。如果不想留在国外,的确可以不必浪费时间,按洋题按洋例,照虎画猫,写一部死读书的论文。可惜,如今的学子,到哪里,都再也没有免过这道门槛的福气。

为什么学文学的傅斯年要选心理学?其实当时中国的“新文化”参与者,大都认为“西学”是个整体,文史学生,到西方尤其应当学科学,同时拥抱“德”“赛”两位先生。既然实验心理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心理,看起来正符合五四一代“改造中国人的心理”的“启蒙”志向。

这个想法,其实落在中国“国学” 思想框子里:文史哲合一, 整体式思维,与“西学”之细密分科恰好相反。当时傅斯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层。1920在给“学弟”顾颉刚问如何入门西学的信中,主张尽弃中国古籍,用作“糊窗纸”。

傅斯年在伦敦,住在南伦敦的Sisters Lane, 看来就是现在Clapham Junction 的Sisters Avenue。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其实是五四一代中国人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萧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曾帮助名作家威尔斯写他的《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喜看歌剧(因为有志改造“中国旧剧”),喜读小说。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个“傅斯年藏书室”,里面西文书门类之多,令人惊奇。三年下来,读书看戏所得甚多,主课越学越无趣——实验心理学是一板一眼的数学化的测试统计,傅斯年为此还加修了数学与化学课程,结果发现是在把人当作实验动物,与“改造中国人心理”,手段目标相去甚远。20年后,傅斯年写了一本《性命古训辨证》,讨论中国人心理与概念的关系,但是方法却是国学的文字训诂,与实验心理学无关。

1923年秋季,傅斯年决定离开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在英国三年,专攻一科无所得。到德国后,干脆又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不定专业,而且依然旁听物理、概率论数学,还到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讲习班听相对论,参加东方学家傅兰克的藏学课。

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的有一大批中国学友: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等,加上徐志摩,赵元任,金岳霖先后来访,均为一时之秀。这批中国学生,都以欧洲启蒙大师莱布尼兹的通才为治学榜样,同时学多门,形成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派”。傅斯年之求博,在这批人中,也成为奇谈。有一次吃饭,傅斯年书包奇重,原来是三大卷的《地质学》,连主攻地理,兼学希腊罗马古典的毛子水,都说他如此读书,将“劳而无功”。

1926年,胡适到欧洲,傅斯年赶到巴黎见面。傅虽然不是胡适的入门学生,却一直被认为是胡门第一弟子。二人长谈,胡适非常失望,觉得傅在欧洲六年,漫无纪律,远不如留在国内的顾颉刚用功,严厉批评了傅斯年。此事见《胡适日记》1926年9月5日。日记原文下面还有好几行,被胡适涂去。看来当时胡适相当激动。这位当年能使胡适提心吊胆的国学学生,“整体治西学”六年后,竟然会因为不“用功”而遭训斥,也是奇事。胡适写日记时依然激动,可见当场还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严厉的话。

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主任时,鲁迅任教务主任,二人来往甚多。据鲁迅在私人通信中记载,傅斯年“近来颇骂胡适……胡对他先有不敬之言,谓傅所学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鲁迅1927年6月23日信)。鲁迅一生,对“胡派”几乎个个痛骂,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实际上是对立的两派,但是他的如刀之笔,偏偏赦免了傅斯年,傅斯年对胡适的不满,看来是原因之一。

此篇小文,不是针对像我本人这样的一般留学生,本来一生无大成就可企望。求学位,求学问,都得及早找准目标,锲而不舍,自然散漫不得。如果确实是学习能力极强,理应成为通才大儒,也有个从博到精的门径规划。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第一学者,也是学的门类极多,把藏、突厥、波斯、阿拉伯、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全部学了,因此成为能解决中西交通,及隋唐五代史种种难题的唯一专家,漫而不散,恰好汇成一家之言。

我不是说傅斯年一生无成就,他在中国上古史的汇解上,平衡了顾颉刚疑古派的偏颇之处,对中国现代史学卓有贡献。我只是说他在西方学的各种功课,合不成一个专门方向。这六年功夫,只说“得到了西方学术的精神”,是推诿不了的。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任主任所长校长院长。他于1928年在广州筹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了对安阳殷墟的重要发掘,功不可没,至今为人称道。1950年,中风去世于台湾“中研院”所长任上。当学术界领导,他那样的博学背景,正得以用所长。但是“学而广则仕”,并非傅斯年当初求学之初衷,凑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