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伊夫林·沃的名著《一把尘土》(A Handful of Dust)，或看过前年摄的同名电影的人，想必记得托尼·拉斯特（Tony Last）这个人物。小说给了他一个哭笑不得的结局，让他落到南美洲荒蛮的印第安人区，被一个怪老人扣押终生，每天命令他讲读狄更斯的小说。
很多人言之凿凿，说此人原型就是伊夫林·沃的好友兼敌人哈罗德·艾克敦爵士(Sir Harold Acton)，二人都是欧战后牛津大学的一批青年文人中风头最健者。只不过扣押的地方，从南美换到北京。
1932年艾克敦离欧到日本。当时日本社会军国主义气焰嚣张不对他的口味。他虽是远离政治的人，但不能在这种气氛中欣赏日本历史文物，因此他转到中国，发现对中国的一切都很熟悉，因为他早就熟读韦利译的白居易、翟理斯译的庄子、理雅各译的儒典。
北京大学的温源宁和张歆海立即把他带入北大知识分子的圈子，过从者梁宗岱、袁家骅、朱光潜等人，皆为一时之选。1932年起他受聘于北大，教英国文学，立即与学生中的一批青年诗人交上朋友。当时20岁左右的陈世骧、废名、林庚、李广田、何其芳、陈梦家，都在北大读书，其中18岁的卞之琳给艾克敦印象最深，卞瘦弱、腼腆、矜持，只有当谈诗论文时才激动得满脸红通，但艾克敦认为卞的诗最有气质。
艾克敦教英国文学，在北京的英人中也引出很多非议，他教的是被“有修养”的教授们认为是左道旁门的艾略特《荒原》和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并鼓励学生写艾略特的论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中国认真地宣讲英美现代派文学。
很多西方的中国文化迷，如庞德或韦利，都表示对现代中国毫无兴趣，甚至拒绝访问中国。而艾克敦声称他不薄古人爱今人，在Cathay与China中他选择后者。从试译卞之琳诗开始，艾克敦与陈世骧合作翻译了中国现代诗的第一本英译。这个选本的确独具慧眼。当代选当代，尤其诗人们还都那么年轻，刚开始写作生涯，这是最难的事，往往使编者受到历史的嘲笑。今天回顾，艾克敦的批评眼光极准。而且，据伯克利的白之教授高度赞扬说，艾克敦基于自己丰厚的文学修养，译出了一些中国诗人的风格渊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译文读来酷似济慈，而邵洵美的诗译文几乎可以认为出自道森(Ernest Dawson)手笔。
英语系主任温源宁与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合，温辞职。据惯例，全体教授应辞职以示共进退。但艾克敦太热爱这工作，未提辞呈。胡适给艾留了点面子，把他的任课压到一星期一堂。但不久胡适亲自拜访艾克敦，请他主讲英国诗，并教英语作文。
艾克敦在京时，据说同时进行六项翻译，他与美国的中国戏剧专家阿灵顿(LCArlington)合作，把流行京剧三十三折译成英文，集为《中国名剧》一书，1937年出版，收有《长坂坡》《汾河湾》《法门寺》《群英会》《奇双会》《金锁记》《捉放曹》等。这工程很困难，但艾克敦是京戏迷，与程砚秋、李少春等人都有交往。美国女诗人、《诗刊》主编哈丽特·蒙罗二度访华时，艾请她看京戏，锣钹齐鸣，胡琴尖细，蒙罗无法忍受，手捂耳朵仓皇逃走。艾克敦对此有一解：“西方人肉食者鄙，因此需要宁静；中国人素食多，因此喜爱热闹。我吃了几年中国饭菜后，响锣紧鼓对我的神经是甜蜜的安慰。在阴霾的日子，只有这种音乐才能恢复心灵的安宁。西方音乐在我听来已像葬礼曲。”
1936年左右，艾克敦开始写长篇小说《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把在京英美人的生活，写得入木三分。小说中的美国妇人，“不远万里住到中国来，却整天泡在西人的鸡尾酒会里，似乎唯一的目的是等待又一次拳乱，过过性被虐瘾。”小说中说：“真应当再来一次拳乱，清清气氛。”这本小说1941年出版，1983年重版，有评者认为夸张失度。艾克敦说他已尽量轻描淡写，他在回忆录中写的北京西人种种怪事，“真可进霭理斯的性学著作”。
不可否认，此书有泄愤情绪(艾克敦为同性恋)，在英美人圈中受到很多攻击，正如艾克敦自己承认，他后来写《一个爱美者的回忆录》，也是为了回击英人圈子对他生活浪荡不规的指责。但是艾克顿自传中“坦率”地写道：陈世骧“大胆地住到我的房子里”。
华北沦陷后，艾克敦在北京留了两年，1939年回到英国。七年的中国生活后，他的亲友发现他“谈话像中国人，走路像中国人，眼角也开始上飘”。
离开中国，使艾克敦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去国之思，黍离之悲，让他到加利福尼亚，找已经在伯克莱做教授的陈世骧共同翻译《桃花扇》，以排遣怀乡病。他们做翻译，志不在文字，果然没有定稿，直到70年代陈世骧作古后，才由白之整理出版。
“爱美者”(aesthete)，是旁人讽侃艾克敦的称呼，自王尔德之后，这个词在英国已有同性恋的不名誉暗示。艾克敦自号不讳，并认为北京是爱美者的最后天堂。的确，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人圈子，没有西方那种道德上的矫饰和苛刻，而中国文化，的确令人心醉。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为艾作罗汉打坐图，并题艾克敦先生像赞：“学冠西东，世号诗翁。亦耶亦佛，妙能汇通。是相非相，即心自通。五百添一，以待于公。”艾在回忆录中说不好意思引用这样的赞词，唯“亦耶亦佛，妙能汇通”，或可当之。看来他很了解自己。
艾克敦在二次大战期间，再三要求到中国任文化参赞。当时的陪都，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好地方：苏联的费德林、荷兰的高罗佩、英国的李约瑟，都在与中国文化界领袖酬酢切磋。英国外交部却认为艾克敦“生活作风有问题”，拒绝这位爵爷的要求。此事使他伤心欲绝。
50年代，艾克敦隐居意大利。转而研究美第奇(Medici)家族史。英国记得他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1984年夏天，80岁的艾克敦爵士又成了新闻人物。这倒并非由于英国王室玛格蕾特公主亲自设宴为他祝寿，而是他遍于全世界的朋友——诗人、作家、汉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等——合作动笔，送给他一件罕见的厚礼：一本装帧优雅的书：《牛津、中国、意大利：纪念哈罗德·艾克敦爵士八十寿辰文集》。
文集作者名单，就令人叹为观止：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写了题献诗，但贝杰曼本人却在艾克敦寿辰之前去世。著名作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诗人西特威尔(Sacheveral Sitwell)、作家琼·哈斯里特(Joan Haslitt)等英国文化界耆宿著文祝寿。据《纽约时报》说，如果不是“时间上的小差错，那么索姆赛特·毛姆、依夫林·沃、让·柯克托也会在文集作者之列，也许还会有格特鲁德·斯坦因和毕加索”。
文集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对艾克敦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某一阶段，或是他范围极广的文化活动中的某一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艾克敦作为诗人、作家、历史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的成绩，以及他作为“健谈家”(conversationalist)的名声，的确使这些文章中溢美之处并不多。汉学家白之介绍了他作为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者的贡献；汉学家劳伦斯·西克曼(Lawrence Sickman)写了艾克敦在北京的生活，使人想起艾克敦自传中对北京生活令人感动的依恋之情。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艾克敦这本书中提供的丰富史料。我个人主张尽早译出。可惜，推荐多年，至今未找到有心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