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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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

都知道老舍是在伦敦居住五年,接触英国文学,才成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异国生活的孤独寂寞,才把这个中国年轻人逼上写作道路。

老舍的父亲是旗军,每月仅三两饷银,全家生活本已十分困窘。庚子之役,父亲死于北京护城之战,结果连这点收入都消失了,全家靠母亲缝补浆洗得些收入,免于成为饿殍。长子舒庆春好不容易读些书,成为小学教师,在民国初年,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工作,报酬还算不错。1922年老舍受洗入教籍,并到燕京大学从师埃文斯(Robert Kenneth Evans)学英文。此人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即今日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校外考官,由他介绍给北京西城区礼路胡同的伦敦教会伍德小姐,聘为东方学院老师,任职五年。因此,1924年9月,25岁的老舍来到伦敦。

老舍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直到1926年夏,老舍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信中说:“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措辞虽不亢不卑,但窘迫之情可见。

同时,老舍也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后来说:“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这话有道理,只有像徐志摩那样肯在结识名人上下功夫的人,才有可能在伦敦社交界撞开一条给东方人的缝。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主要是一些中国学生,当时有“六君子”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老舍最好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已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未敢做作家梦,连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两人相知甚得,无所不谈,甚至能在街上站着谈三四个小时。可惜许地山不久去了牛津,只能偶尔来往。

少朋友,难得旅行,很少外出,对于这个聪明而刻苦的27岁的青年来说,可能不是坏事。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27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

在伦敦的生活,首先创造了一个把个人经验转换成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观照距离”,一个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的可能。但充裕的独处时间,也是必要的。文学是一种极为孤寂的事业,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据说是灯塔看守人和小说家。当“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老舍就“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而学英文的压力,也迫使他拼命地念小说。在众多作家中,他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逮住了我”。

在伦敦的第二年,他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写完后,许地山正在伦敦,许读完后大笑,大约没想到这个谈吐颇为机灵的青年写作也那么幽默。老舍问他评价如何,他不置可否,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这几乎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夸张带着明显的狄更斯标记。一年后,老舍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在这部小说中,马氏父子与英国妇人花花哨哨的爱情纠葛,明显不是“写实主义”,是老舍在孤独的想象中填补生活的缺陷吧。

1929年6月老舍结束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游,并续写《二马》的下半部,依然是爱情小说,名之为《大概如此》。原计划改用巴黎为背景,写成四万字。此后老舍追寻康拉德小说的轨迹,到了南洋新加坡,这部小说搁置一边而永远没有完成。

老舍后来有文《五四给了我什么》,其中说他动笔写作的原因是:“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固然那些年代本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谁敢不说违心话?但老舍的“苦汁子”可能真有其事。

老舍在伦敦还有一件“趣事”。他为数不多的洋人朋友中,有一个怪人埃杰顿(Clement Edgerton)。此人下了15年功夫,译出了《金瓶梅》,是至今英文唯一译本。初版时,尚为英国书刊检查所不容,因此“猥亵”段落全译成拉丁文,似乎专供懂拉丁文的牧师们享受,也许罗马文学中色情描写甚多。扉页上写了题献给“好友C. C. SHU”。前言中又说“如果没有好友舒庆春的慷慨帮助,恐怕不敢担此重任”。但老舍的任何回忆从不提此事。须知《金瓶梅》德文版出版时,中国留德学生示威抗议,差点把译者库恩先生揪出打一顿,罪名是污蔑中国人。这么说,老舍的小心也有道理,至少直到“****”,红卫兵看来不知道此事。

据说老舍在跳湖自杀前,在岸边犹豫了一整天。如果加上“译****有辱国体”罪名,又如何?或许就下决心不死了,因为《金瓶梅》至少说明世态无常,宠辱易变,大可冷眼观之。

追记:给老舍先生算账

现代作家,经不起算家账。已经有不少人给鲁迅算账,证明他不是无产阶级。当然恩格斯是资本家,马克思靠资本家恩格斯接济。本人是否无产,依然是个重要问题:说明他们的思想,究竟缘思索而来,还是“自然形成”。

那么为什么要给老舍算账?因为关系到本文主旨:伦敦如何把老舍变成作家。

老舍成为作家,是伦敦生活逼成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伦敦的生活孤独,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文化,细细读英文小说,这才造就了他。

但是至今大量的老舍传记,说老舍在伦敦穷愁不堪,受帝国主义剥削。生活造就老舍的爱国主义,恐怕就是我们自己读书不细了。

老舍在东方学院,1924年刚到时,老舍25岁,工资是年薪250镑,1926年他要求增薪,学校加到年薪300镑。250镑究竟多少呢?由于近一个世纪来英镑币值大变,而中国货币换过几朝,因此无从比起。

我们先从汇率说起。《二马》说伦敦一把茶壶,5镑半,合中国货币60元。那就是说,一镑大致12元,民初币值相当稳定,这就给我们一个推算的基础。

1920年,老舍21岁时,任京师郊外劝学员,年薪1800元,工资实在太高,生活就“堕落”了。此后信教忏悔,到中学任教,年薪600元,就变成了好青年。这才被Evans牧师看中,推荐到东方学院。所以,老舍在英国的年薪,合3000元至3600元。奉养老母足够,在中国绝对是高薪阶层。

那么老舍的工资,在英国如何?正好我手中有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文章《老舍穷而后工吗?》(《香港文学》2003年9月号,45-47页)。他提出的有的证据,我已经注意到了,例如《二马》里说房东家小姐,在帽铺工作,“一个礼拜挣16个先令”,也就是年薪41镑!

可能老马小马,都有点瞧不起傲慢的房东母女。小说中给老马做事的李子荣,一个礼拜3镑工资,年薪就是156镑,抵上老舍工资的一半。

卜立德先生还引了社会统计,1929年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信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这也就是说,老舍的薪水,在当时的欧洲,是小康以上。

如此算账,对理解老舍肯定有好处,对理解当时的留学生,也很重要。事实上,除了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其他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在《二马》中称为“留学生老爷”。其标准,据《二马》里说,是每个月有20镑,一年花240镑。

官费生的奖学金也不会很少,刘半农喊苦,是因为一份奖学金要养活一家五口在伦敦的生活。傅斯年一个人生活,就可以常常看戏,准备改造中国戏剧。

留学史考究到这个份上,才开始弄懂一些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