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已经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对这样的人物，说好说坏都已经无奈他何。任何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不能不提到这位“中国象征派第一人”。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这本身就是天才的表现，凭这一点就不能说此人是浪得虚名。
其实历史人物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幸运儿。这并不是说，已经不必讨论这些人物“历史功绩”究竟如何得到的，不然文学史只有史而无文学。
我们可以读到关于李金发的无数讨论，1925年起，李金发的诗陆续发表于国内重要文学刊物，立即引起激烈讨论，加入争论的文学批评名家有钟敬文、赵景深、穆木天、朱自清等，在近年台湾，则有苏雪林、覃子豪、向明等加入争论。有讥评，也有赞许，毁誉参半。越到近年，历史的放大效果越佳，文学史家对开拓之功更为重视，因开拓而开脱，赞大于贬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如果我说读不懂李金发的诗，就得先说清我自己“的确”懂诗。
如果我说李金发不会写诗，我就得说清“什么是诗”。
显然，我无法说清，因为谁也没有说清过。
不过，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李金发的留洋经过，他在什么样的教育准备背景上写这些诗，或许会有答案。
李金发于1901年出生于广东著名客家侨乡梅县一商人家庭，世代在毛里求斯做生意，兄弟中有两人去毛里求斯继承父业。侨乡教育作风守旧：李金发6岁起在家乡私塾，15岁后在家乡中学，听细讲古文，《幼学琼林》之类读了不少，在私塾里学会作对子。至于李金发沉醉过的课外读物，据他说，是古剧《牡丹亭》，文言小说《玉梨魂》。台湾诗人向明先生不久前著文，说李金发的受教育史，证明“传言李氏中文造诣欠成熟，并不公允”，“应是误传”（《文讯》2000年11期）。我觉得要看说的是什么“中文”。
18岁李到香港攻读英语，终因乡塾教育程度太低，难以有成，灰心返乡，看来命定以乡绅侨商终其一生。此时正是五四新文学风起云涌之关键时刻，身居南地的李金发，对此毫无所闻。
但是家中希望兄弟辈出一个读书人，以光大门楣。1919年初他接上海复旦中学朋友来信，谓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正号召“工读互助”，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程度不论，只要能付100大洋船费，均可留法。该年参加此计划赴法青年达2000人。
李金发闻之跃然，即向家中要了几百元，到上海买了钳锉工具，真准备到法国干苦活。1919年夏从上海启程去马赛。这个乡下小商之子，香港尚不适应，落到巴黎的摩登世界中，其苦其乐，难以尽道。李金发被分到枫丹白露中学读法文，全班程度不齐，教师无法应付，只能让大家自行揣摩。但李金发天性敏悟，终于靠半自修学通法文。两年后到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雕塑，与林风眠等同学。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新文化健将有多人。18岁的李金发被人介绍见刘半农、徐悲鸿等，他觉得这些人“摆长辈架子”，他虽然年少，也不愿曲意攀迎。这个文化人聚居的拉丁区之黄肤新客，偏偏又是喜好文学之人，“受新思潮影响，过分重视文艺，自己总想在历史上留名”。从他的经历来看，这“新思潮”，是法国的诗坛之风。
向往文艺，却几乎完全没有接触中国新文学，拒绝同新文学同好来往，在2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中，李金发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例子。连这个词“新文学”，也是听留法同学，后来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李立三说的，但是他认为李立三好高谈阔论，并不尊重，所以听说了也没有印象。
到巴黎学会法文后，19岁的李金发开始读法国象征派诗，“喜欢颓废派作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魏尔伦的诗集，看得手不释卷。”但是法文不会自动转换成中文。体验到法诗意境，就有个如何转换到现代汉语的问题。此时他订购了一些新文学刊物，终于读到了胡适与康白情，觉得“只是歌谣而已”，不足为法；冰心与宗白华也只是“有哲理的短句诗”。
因此，他这一年开始写诗，直接取法波德莱尔与魏尔伦，而承接入汉语的工具，却是半文半白的《玉梨魂》句式。李金发的诗风，实际上是用半文言，用自由诗形式，改写法国象征派颓废派诗。
如此漠视现代汉语诗的潮流，有好处，就是自成一体，“无缰之马”，完全是自说自话的风格。或许这就是造就诗人的条件：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能写出一种新语言。是好是坏暂且勿论，诗人的任务，无非就是创造新的语言方式。
到1922年，李金发才21岁，他的作品就多到可以结集，第一本题名《微雨》。同年马克大跌，中国学生拥入德国充阔佬大把花钱，这就是他的第二本诗集，1923年的《食客与凶年》名字的由来。应当是开玩笑，这个题目却有“恶”的狠相。李金发虽是“毫无计划地到德国玩玩”，在柏林竟与一个德国姑娘相恋，同时诗越积越多。1924年回巴黎后集稿成《为幸福而歌》。李金发的几乎全部诗作，都是在巴黎学习雕塑时的副产品，只有在德国的半年，几乎每天一首。
头两本手稿，他寄给周作人，作为一名文学青年，请求“品题”。周作人敏感地看到这些诗有可取之处，回信多方鼓励，并且同意收入北大《新潮》丛书。但是他并没有抓紧出版，也没有布之于刊物。一直要到李金发1925年回国后，他的诗才出现在《语丝》等重要杂志，第一次被人读到，并且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诗行：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
这是《微雨》的第一首“弃妇”的头三行，诗中还有“无牙之颚”，“无色之颧”，骷髅满地，死神夜飞，刻意恐怖。李金发家境不错，在巴黎的学业也说不上艰苦，对社会不公，人生疾苦，似乎也没有痛心的关切。这些惨苦意象，只不过是因为有意从恶中写出花来而已。
音乐之震动
将重披靡其筋力，与紫红之血管么？
这首题作《希望与怜悯》，很哲学的标题，很不通的中文，很凶戾的形象。其他谈不上。
李金发明白，既然写中文诗，至少中西必须结合。但是他心里的中，是私塾中学到的中国古诗词。
实际上李金发当时连如何用“白话”写散文，也不清楚。《食客与凶年》的“自跋”中说：“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倡百和，一味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因此他想“试为沟通”。此“跋”的文字与他的诗一样不通。不通而沟通，就有以下诗句：
欲按琴微歌，又被鸟声惊住：
“梦儿使人消瘦，冷风专向单衫开处。”
这是乡下私塾学生写的课业。而诗句如“送君皆此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则是非中非西亦非诗了。
1925年他回国后，第三本诗集由郑振铎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并且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李金发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沈雁冰、叶绍钧、赵景深、傅东华等当时文坛巨子，不过是“亭子间里的寒士”，非常看不起，当然也不屑于在中国做这样的文学家。李金发一生与中国文坛，几乎没有任何往来。与后起的“象征派诗人”戴望舒、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毫无过从，虽然文学史上把他们归为一派。
当文坛多人指出他的诗“看不懂”时，李金发说：“我满不在乎，只认为他们浅薄而已。每一个时代凡创始之事业，必有人反对或讥讽，到头来必得大于天下。”实际上他已经不写诗，在乎不在乎，都不相干。任何批评或建议，对“金发体”已经不起作用。
开始发表诗歌时，李金发取了现在这广为人知的笔名。不少人认为这恐怕是乡下佬的俗气名字“金发”之改头换面。在1942年抗战时期出的散文集《异国情调》一书中（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粗纸刊印，现已很难找到），李金发自己说了这笔名的来源，“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记得是1922年的夏天，在巴黎……因手中无丰富余钱，不能避暑于海边，只有逛画院，看博物馆，看小说……日看小说，夜看小说，直至神经衰弱还不知。满天星斗，几乎晕倒下去……那天大热大泻，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好像身轻如羽，两脚一拨，即在空中前进数丈。
此为他笔名的由来。李金发承认，“这有点像编撰的故事了，但信不信由你。”我本人信，这位金发保护神当然即是西洋诗神缪斯，李金发自那以后写诗即一发不可收拾，其诗作的确满是法国味，当然是拜此位洋缪斯之赐。此段中文，倒也字通句顺，不过已是在他作诗人20年之后。
李金发隔着大洋，在中国诗坛“烧了三把火”之后，回国却转头弄自己的一技之长雕塑，先与刘海粟在上海艺专合作，后觉得刘海粟是“白相人”，不欢而散。当时给名人立铜像成风，李金发自办雕塑作坊，受孙科委托作伍廷芳铜像，受广东省政府委托作粤军将领邓铿像。都是商业行为，艺术上平平，金钱上却很成功。
李金发在手痒时还是会写作：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题材主要是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可以说是开了“留学生文学”之先河。但是文风平实，故事浅白：中文会写了，却没有旧日敢于吓人一跳的气派，因而也就从未有人提起。抗战时，他甚至写过宣传鼓动诗，文通字顺，过目就忘，无人重印。的确，选家评家史家，都有点受虐狂。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如果真有所谓“无能晦涩”（Inept Ambiguity)，我认为李金发的诗就是一个好例，就是《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晦涩为深，虽奥非隐”。我始终坚持一个标准：一个懂外语的写作者，如果他连翻译都做不好，就谈不上借鉴二字。现代汉语作为文学语言，并非能说话就能写出，更并非学过古文就能写。所谓“白话诗”，还是需要有意训练，或潜移默化。
在法国的四年，李金发环境隔绝，没有学现代汉语的机会。所以他的这些诗，是一个私塾底子的“童贞”青年硬搬法国诗的产物。一旦脱离了在国外的封闭环境，学会写通顺的中文后，再也写不出旧日风格，就是明证。
但是至少李金发写出的奇诗，绝不是“不诚实晦涩”（Insincere Obscurity)，而是不经意中得之，少年自以为是时急就之，留西洋无人“批评指点”正好坚持孤标自赏，独成一家，不依不傍。留学竟成隔绝，使他能不随流不媚俗，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趣事。30年代初，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列李金发为最重要的新诗人之一，选诗19首，仅次于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从此，李金发就成了超出毁誉之上的历史人物。
1928年李金发的德国妻子回国探亲，一去不归。后与梁智因女士结婚，有子两人。1943年李金发放弃艺术生涯，任外交官，长期任职中东伊朗和伊拉克。1950年弃职去美国新泽西州办鸡场。失败后，在纽约“大隐隐于西”。1976年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