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出社群”，这个词是我的发明，我尚未找到英语对译。
一群人，因为特殊原因，命运作弄，而不得不在某个孤立环境中共同生活。为了免得沦落到野兽互杀状态，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社会，哪怕纯粹为觅食御寒求生，也得有秩序；为了发展——改善环境，培育后代——更不得不建立社会秩序，不然就会让动物弱者强肉本性互杀。组织“抛出社群”的能力，就成为一个民族自治能力的紧急表现。
广义的“抛出社群”还挺多。例如难民集中营，民事监狱（看守一般只管与外界隔绝）。最极端的是船舶遇难，生还者到达一个荒岛，最多见的是与客居社会隔离的移民社群。
这个社群往往带来了原有文化结构，例如战俘营中，以军阶为权力顺序；有共同政治背景的，把党支部发展到监狱里；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以牧师或自称通神者为领袖。旧金山或纽约的唐人街，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地，当然也自然会有社区的治理机构。中国的乡镇自治，主要方式是家族式宗社会堂，也就自动搬到移居地。似乎通常是各地同乡会长老，例如著名的四邑公会，会商推举。移居者的自治方式，往往是母国基层组织方式的自然延伸。要说公正，只是一个程度差别。
这个社群如何自行组织，经常是文学作品热衷的题材，即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戈尔丁的名著《苍蝇王》，就是一群孩子遇难到荒岛，结果沦落成两派互杀的野蛮社会。林语堂1954年的英语名著《奇岛》（Unexpected Islands），写一个“半华裔”，带一群躲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到南太平洋一个荒岛组成社会，其自治组织却是希腊城邦式的贵族民主。陶渊明《桃花源记》却无一字论及社会组织，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不形成一个是可讨论的问题。
上海租界的治理机构，中文一直叫作“工部局”。这是中文译名中最奇怪的一个词，几乎与《时报》(Times)译成《泰晤士报》，“波图加尔”国（Portugal）译成“葡萄牙”一样发噱。租界的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简称SMP），应当译成“上海市议事会”。
如果不理解这种Council，我们依然不明白怎么会出现“工部局”这个怪词。
却说，我刚到伦敦时，实在怕开车：除了白金汉宫前面一条几里长的王家大道，全市没有一条直路。所有的马路全像林间小道一样弯弯曲曲，一处转错，就怎么也转不回来。北京，纽约，华盛顿，街道布局都如棋盘，清楚有序，伦敦这个特大城市，却好像是乱堆起来的。
后来了解了一点伦敦历史，果真如此。伦敦是由32个独立的小镇（Boroughs）逐渐弥合而成的，甚至，伦敦长期没有市政府，目前的伦敦市政府，是6年前刚成立的。以前只有各“镇”政府。镇的范围，比中国城市的“区”要小，比居委会大一些。
至今还大致可以看出原来小镇所在，那是道路会聚的地方，也往往是商店集中之处。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是原来田野间的小路，哪怕现在是通衢大道，也只能随着几百年村民的足迹蜿蜒。伦敦市内竟然有20多条街叫作“伦敦路”，想必是原先各镇通伦敦的路。伦敦市内有近30条路叫作“教堂街”，20多个“市场街”，50条“大街”（High Street)，重名造成很多不便。组成现代伦敦的许多乡镇，顽强地保持地方传统。
因为街道细小杂乱，伦敦地图不得不用150页的一本图集。全世界恐怕没有一个城市，街道图是如此厚的一本书。近一个世纪前，徐志摩撑着一把伞，不屈不挠地寻找曼殊菲尔的家，一边感叹在伦敦找路大不易。今天的市区已经扩大几十倍，“新建”郊区，依然保留道路蜿蜒格局。
甚至，伦敦市的边界，伦敦电话区，邮政编码区，伦敦各教区，甚至警务区，都各有自己的划分，边界很不一致，互不重合，看来是各有各的传统。习惯了3000年“郡县制”的我们，会觉得乱得不可思议，几百年前的农牧区，怎么能决定如今建筑稠密生计繁忙的城市需要？过于尊重地方自治传统，似乎太不知变通，也缺乏规划。
而乱局之中，似乎有个统领的乱上加乱，即各镇的地方议事会（local council），有权征收本区的地方税，实际上是市政机关。收的税款实在不低，所以我绝对不愿意盲目赞扬这种“议事会”，今天写此文，实在是违背笔者本人利益。
形成习惯后，在任何需要自治的地方，议事会就到处建立了。
《南京条约》并没有在中国城市设立租界的条款，只是说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些外国居民，聚集到几百人，就会出现公共开支。一旦要征税，就必须成立议事会：一手交钱，一手交权。1854年，上海租界有2700个各国纳税人，于是成立9人地方协议会，但是任期短，无工资，竞争不是很激烈。
所以我怀疑，1854年自行成立的这个“上海议事会”，翻译为“工部局”，可能是说给上海道台衙门听的。似乎他们只是办理修筑马路铺设排水阳沟，不是一个治理机构。上海道台果然同意，甚至没有报告北京的总理衙门。实际上各国驻上海的公使馆，也不承认这个“地方议事会”。租界议事会这个全新的自治制度，竟然就在几方漠视中自发产生。15年后，1869年，各国公使馆才承认这个自治机构。
像威海，香港，这样的直接租借地，英国派有总督。上海没有，上海有英国公使馆，是外交机构。“工部局”，是居民自行选举的自治机构。华人原先没有代表，一直到租界内华人的商业利益大了，长期交税，才有了所谓“华董”，也是由“华人纳税人协会”推举。
英国人把“工部局”式的地方自治式议事会，普及到世界许多地方。最早在美国考察民主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仔细讨论了乡镇自治：“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在美国“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托克维尔用词相当谨慎。在“欧洲大陆”没有这种传统，是英国移民带到美洲。移民离开了国王议会政府，乡镇自治就成为新政体的萌芽，后来发展出整个“合众国”。
有一次我走过一个学校礼堂，本地镇政府借此处开会：镇政府楼虽大，却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大半个楼用作公共图书馆，没有会堂，开大会要借学校。却说这位镇长（Mayor)，是个打扮过分的浓妆女人，她正说道：“在我政治家生涯开始的时候……”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中国一个居委会主任，敢大言不惭说什么自己的什么“政治家生涯”吗？
不过英国大选，每次都有著名政客，当部长总理的呼声极高，不小心在自己的本镇选区落败。英国规定，必须在本镇选区当选为议员，才有可能做内阁成员。你想治大国？先让我们看你烹小鲜的本领。这种人闹了笑话，只能黯然退出政坛，过四年再从基层开始拼打。
也就是这种历史悠久的地方自治“议事会”，渐渐蔓延，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方民主的胚芽，一旦落土，就会长出根基。孙中山谈到过租界工部局，称之为“自治标本”：“组织自治到处团体，来管理自己的事业。”
基层自治机构，一旦形成传统，却会一代代顽强地生存下去，并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中西文化交流中，这一项至今无人详细讨论，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