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和远东局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协商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名单宣布后，全场一片哗然。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为首的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坚决主张六届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彻底改造政治局。罗章龙、何孟雄他们甚至拿出了另外拟出的一个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
艾伯特则坚决主张停止争论，必须按照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罗章龙等人坚持己见，决不让步。罗章龙甚至气呼呼地说：我们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于是提议就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全部退出问题由与会代表表决决定。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罗章龙见自己的提议被否决，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被顾顺章连劝带拽地拖回到座位来。但罗章龙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何孟雄等其他数人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强硬地说：6个月前李立三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因为罗章龙、何孟雄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顺利通过。其中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票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票1票。
新的政治局委员中，排除了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三人。会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有人反过来又坚持周恩来应该留在政治局。因为分歧较大，难以一致，会议又对周恩来去留进行单独表决，结果以18票对6票的优势，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
共产国际名单获得通过，连同以前的成员，计政治局委员九人，他们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他们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1月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
为了说服反对派，1月13日，米夫专门召集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进政治局的罗章龙等二三十人开会，指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反对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应该受到处分，就应该开除党籍。罗章龙、何孟雄并不屈服，联合十几个人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了由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此即为第二中央。接着，第二中央在华北、上海、东北等地区展开了地方组织的筹备活动。不久，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和王克全谈话，指出“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王对此不屑一顾。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王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以“反革命活动罪”将罗章龙开除出党。
2月，经提名，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五、王明、博古主政，毛泽东遭批评被撤职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产生后不久，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明代理总书记。随后，因在苏联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将飞往苏联，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王明提出由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于是，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诞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为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王明执掌中央大权后，开始推行他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但在推行过程中，在中央苏区遭到了毛泽东的抵制，毛泽东也因此遭到压制和排挤。王明飞往莫斯科后，继续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继续压制和排挤毛泽东。
就在这一期间，毛泽东主政的中央苏区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20军抓捕“AB团”分子。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这就是富田事变。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形成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和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但是，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却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遂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赶赴苏区，进行肃反工作。中央代表团抵达苏区后，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其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接下来的肃反中，红20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20军番号被取消，余部被编入红7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随后，各地失去控制，肃反严重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
虽然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在苏区的军事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问题上，毛泽东同王明及其后的博古临时中央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按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命令毛泽东、朱德集中有限兵力主动出击，毛泽东据理力争，引起王明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9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9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连续给苏区中央局发报，严厉批评毛泽东。在第四号电报中，王明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在以下四个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一、在军事路线上，指责毛泽东避敌锋芒、积极防御为“狭隘经验论”；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政策，被指责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要求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三、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指责毛泽东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湘赣苏区；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重新担任此职务。
会后不久，王明在莫斯科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调整苏区领导机构的电报，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职务也没有了。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坚决主张由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毛泽东、朱德率军北进。毛泽东、朱德了解到北进所攻之敌有３个师之多，且蒋介石为防红军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驰援。有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改变原来部署，挥军后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朱毛带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上海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会议开了两天，虽然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会上为毛泽东作了耐心的解释，但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和顾作霖等大多数委员，严厉指责毛泽东屡次寻找借口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严重缺乏对敌斗争的信心，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态度，是对革命极为悲观的严重右倾情绪。他们还指责毛泽东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项英还提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他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项英甚至指责毛泽东讲话很少引用马克思列宁，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最后，项英指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尽管周恩来提出异议，但大多数委员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毛泽东有理说不清，强忍悲痛，表示服从中央的处理。表决结果，通过了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决议。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亲手缔造的红一方面军。
几乎与宁都会议同时，上海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搞“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报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在继续批判毛泽东的同时，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六、清除毛泽东影响：反“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公审萧劲光
被撤职的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恰好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这里养病，并即将出院。二人交谈中，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不久，博古等人由上海转赴苏区路过上杭，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此时，毛泽东职务已经被撤销。博古一愣，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罗明答道：“我还没有听到传达。”中央的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反而大行其道。博古对此当然不满。所以，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博古便不耐烦地打断说：“吃饭了，不谈了。”博古到长汀时，当罗明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毛泽东时，博古不耐烦地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实际，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罗明认为党在岩、永、杭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意思仍然是主张实行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政策。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在情绪激动时，口不择言，有些说法不当。如：“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而且语言如此尖锐，自然引起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的不满。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这个“比你更高级的干部”，自然指的是毛泽东。随后，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号召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博古中央的推动下，反“罗明路线”迅速走向高潮。斗争中，“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人人自危，发生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开展了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反“江西罗明路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