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落地离开了这个也许一辈子都再不会回来的住宅区。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邵萍，他们办公室的人说邵萍已经辞职一个多星期了，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我又打她的传呼机，可传呼台的小姐说，你传呼的号码已经停机。我想了想，只好给她家里打电话
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后对我采取了非法措施，给我上了手铐。我对他们说：“你们是要我协助调查，怎么这样对我，我没有违法，你们铐我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少跟我谈法，你们这些外地人到了深圳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抢就是骗，给老子们找了很多麻烦，到头来还嘴硬，跟老子谈法律，老子最恨的就是哪个跟我谈这个，明知道老子读的书少嘛。我就不懂法，但我今天就要铐人。”说完还把我手上的铐子链到了一条凳子上。
两人再不问我什么，便走了出去。一会，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他朝我看了一眼，也不问是怎么回事，就骂了一句：“你们这些混帐东西，要枪毙几个才晓得厉害！”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悄悄骂了一句：土匪。
外面是间值班室，整个晚上都有警察在走动，有的在看电视。而把我带到这里的那两个****的出去后就不见进来。夜深了，我觉得他们要把我滞留一个晚上，不让我睡觉。我气愤地喊了两声：“你们把我带来什么也不做，询问也不询问，什么意思啊？不问也不让我回去？”
“喊什么喊，讨打是不是？”外面传来一声凶神恶杀的回应。
我不再喊了，知道喊了是白喊，而且还难免招来辱骂和殴打。我的手被铐到凳子上，直不起腰板，腿坐麻了，想伸伸腰板和腿脚都没有办法，就那样坐在硬梆梆的木凳上，煎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带我到这里来的其中一个警察走进来说到：“昨晚上是不是不乖，喜欢闹是不是，你要喜欢闹的话，就让你再闹一个晚上怎么样？”
“我没有说什么啊，我只是希望你们尽快把事情搞清楚。”我说。
“什么时候搞清楚，我们还要你教，你给老子老实点。”警察恶狠狠地骂道。
我不敢再说什么了，我知道他们是惹不起的人。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才把我的手铐打开，带我到一个小餐馆吃了碗炒米粉。然后又把我带回公安局的那间屋子。我坐了半天，一个警察才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
问：叫什么名字？
答：刘土。
问：什么地方人？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都认真一一作了回答。
问：你和康询是怎么认识的？
答：在专题部跑单认识的。
问：你知道他诈骗某公司30万现金的事？
答：不知道。
问：不知道？不老实交代罪加一等知道吗？我们都掌握了大量情况，就看你的态度。
答：我真的不知道，他只是对我说起过拉到一个大单的事，并没有说钱的事……
“好了。不老实，你就好好在这里呆着。”警察一合本本走开了。
他们又把我丢在办公室不闻不问，虽然没再对我上手铐，但我心里却很难过，他们到底想怎么样？我心里没数。我开始害怕了，甚至想的很坏，要是他们想把我随便处理掉是很容易的，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外地人，就更不是回事了。我提出给朋友打个电话，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说，接受调查期间不能向外面打电话，这是规定。
我只好规矩地在凳子坐着，等待着他们的发落，屁股都坐僵了，但却没有任何结果。这间屋子没有电扇，天气闷热，我全身都是汗，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流。下午五点左右，我被带出这间屋子，上了一辆警车，我一看好像不是昨晚那辆车。我问他们把我带去哪里？他们说，到了就知道了。当车停下来时，我才明白他们把我带到了看守所。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被看押了起来。关我那个号子里的人都是刚进去的，后来得知都是外地人，被看押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没有边境证得罪了警察，有的是因为****交不起罚款，有的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有的更荒唐，仅仅因为夜深人静在大街上晃悠就被抓进来了。由于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不幸者，所以我没有遭遇别人所说的进号子先得挨顿揍的不幸。
蹲号子的感觉确实难受，以前觉得这里面也许还有些好玩，******，真正身临其境了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这种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不说别的，就屋子里那股酸臭味就够受了。
就这样我被看押了半个多月才恢复公民权利，出来时才觉得自由比什么都强，钱算什么东西，只要饿不死，自由着才是最重要的。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惹公安局。他们凶得很，你落在他们手头，只要他们乐意你就会不乐意，只要他们痛快你就会很痛苦。
虽然出来了，但我还是很糊涂，他们把我放出来时只说了一句话，你可以走了。可是我为什么可以走了，他们却不告诉我，就像他们抓我关我没有充分理由一样……
好在他们把从我身上收去的钱、物如数还了我，使我出来后还能够坐车，不然我可寸步难行。
我来到深大新村住宿的地方，没想到，当我走到那套屋子门口时，景象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老太太开门告诉我，这里的人早已散了，是被公安局赶走的，据说还抓了人。
一切都明白了，我想问一下我放在这里的行李，停顿了一下我没说出口，我知道问也没用，她不可能清楚。再说都是些没有多少用处的破烂，算了。
我失落地离开了这个也许一辈子都再不会来的住宅区。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邵萍，他们办公室的人说邵萍已经辞职一个多星期了，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我又打她的传呼机，可传呼台的小姐说，你传呼的号码已经停机。我想了想，只好给她家里打电话。一个妇女说，邵萍没有回家，在深圳呢。我不便说什么，只说了声谢谢就把长话挂断了。
我决定马上坐车前往东莞。
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酒店住不起，如果躲在桥下或是什么地方将就过夜，难免又会遇到警察。
我赶紧给东莞的朋友杨前进打电话，我说我是刘土。杨前进一听是我，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半个月前就说要来，可一直不见来，电话也不来一个，真是。我说：“临时发生了个事情，来不及告诉，到东莞见面了我再给你解释！”
我放下电话就朝深圳汽车站赶去。
坐上从深圳开往东莞的汽车后我突然哭了。怎么了，这又不是回老家，怎么会有这种情绪呢，我说不清楚。
到达东莞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杨前进招呼我洗了澡，将就换上他的衣服穿上。杨前进已经用上了手机，可他好像不怎么让别人用，看样子他自己也不怎么舍得打手机。但我还是开口要了他的手机打电话，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把手机给了我。我给深圳的那个朋友家里打电话，正好朋友在家里。他一听是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在哪里。我说在东莞，他才松了口气。一切他都知道了，他对我说，我的那些东西被他拿到他家了，叫我有时间去深圳拿。他还告诉我，专题部被查封了，被罚了款，专题部的上级主管部门也被通报批评，据说有的领导被撤了职。
我问康询的事他知不知道？他说，康询在云南被抓获，已经带回深圳了。我这才明白，我能够被放出来，是因为康询被缉拿归案，一切水落石出。事实证明我和康询无非就是在一个窝里进出过，一起喝过酒吃过饭，逛过深圳的大街，但他做的那码事跟我没有任何干系，他本来就是想一个人吃块“大肥肉”。
杨前进知道我在深圳发生的事情后，叹了口气：“你怎么这么倒霉，不该发生的怪事都落在你头上了，真是怪事！”
杨前进的话我能听明白一些。他接着说：“冤枉你还在大学呆过，像不像都是在大学里当过老师的人，怎么和警察都说不清楚，活生生被逮到那个地方关了那么久。”我想对他解释，但觉得没必要。心想，谁要是遭遇公安，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你只有自认倒霉。你想跟他们讲道理，那是你自己找麻烦，这就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杨前进住的是厂区小楼的二层一间房，他作为公司的中层干部，独享这么好的条件理所当然，但是由于他没有架子，生产车间一主管已先我和他住在了一起，各人住一张铁床。说是床也只是几块木版铺在铁架上，上面有张席子而已。广东这个地方，不要说是夏天，就是冬天也用不着像北方那样加温加热加棉絮。
晚上睡觉，朋友杨前进就安排我暂时和那个主管一起挤；他叫我暂时在车间做内保。那种成天站在车间门口的样子就像老家过春节贴的门神一样。这和看家狗没有什么区别，上班的时候，员工们还没有来，内保就得先把铁架子门打开，然后像军人一样挺直腰板站在门两边，盯着蜂拥而入的年轻男女进入车间；等大家坐在工位上开始作业了才可以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休息休息，不时还要到车间里走动，以便发现问题；一旦有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进来视察，还得站在门口像看家狗一样摇头摆尾；下班铃声一响，内保赶急站在门的两边，其中一人必须手拿探测器对出门的每个员工进行探测，如果发出惊叫声，就必须查清楚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如果发现谁的腰包鼓胀，还会伸手去触摸，无论男女。不过，我一直没有摸过人家的腰包，只有那个河南来的内保非常热衷做这样的事，一来表示他非常敬业，二来展示了他的特权，因此他很乐意这份差事。
我之所以不那样做，我觉得这是在侵犯别人的人身权利；再说，都是打工仔，干吗这样对待人家，这是对人家的极大不尊重。
其实对这份工作我很不满意，觉得朋友杨前进是在损我。因为我想，我刘土过去是农民，但经过学习和锻炼已经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可他还把我当成个无知无识的农民使用。
我这么想，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满情绪，但是为了考验自己的忍耐力、体验一回什么是真正的内保，我不得不忍耐着坚持干了一个多月的既是保安而又不像保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