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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谈到匈奴了。
自从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就像打摆子一样，经常隔三差五地越过汉朝的边境抢点金银细软。虽然汉朝屡屡会送个把粉嫩的小姑娘给他和亲，却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因为和亲只是一个姑娘，陪嫁再多也很有限。而抢劫却没有数目限制。所以匈奴人乐此不疲。
文帝六年，冒顿单于又给刘恒写信道：“从前汉朝皇帝和我们谈过和亲的事，方案确实很不错。汉朝的边吏曾经欺侮过我们匈奴的右贤王，右贤王没有向我汇报，就率人和汉朝边吏打仗，搞得我们双方都很不快乐。我因此恼怒右贤王，为了惩罚他，特意派他去攻打月氏国，仗着我们匈奴人马良弓硬，竟然灭了月氏国，把他们的国民全部杀光了。其他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个国家也都望风归顺，游牧民族已经并成了一个大家庭，北方全面安宁，进入理想之国。希望我们两家也可以这样，罢兵，养马，重修以前的和亲协议，让边民享受和平。如果你不想让我们匈奴靠近你们边塞的话，就最好让你们汉朝的官吏和百姓离我们远一点。”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挑衅，先是夸耀自己的武功，继而要汉朝把边境缩向内地，不过话说得冠冕堂皇。刘恒知道惹不起，赶忙恭敬地回信道：“单于您说要忘掉过去的不快，重新恢复和亲协议，我很高兴。这是古代圣王们都翘首盼望的啊。汉朝和匈奴誓约为兄弟，给予了单于很多财物，每次背约的都是你们。右贤王的事我们都不介意，您也忘了罢。单于看了我这封信，如果觉得还满意，就制约手下，不要再入侵我们了。”
这之后不久，冒顿单于就死了，老上单于即位，十一年夏天，他率领匈奴人侵犯狄道（今甘肃临洮），斩了守卫官吏的首级而去。刘恒大为烦恼，不知怎么应付才好，只能发兵增援，并颁下诏书鼓励当地官吏忠勇死国。还好，很快陇西的一个官吏率领士卒以少敌众，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并杀了一个匈奴小王，使汉朝为之精神一振。这时出来了一个人，写了几封洋洋洒洒的奏疏，为刘恒出谋划策。此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就是晁错，当时官拜太子家令，秩级为八百石。
晁错是颍川郡人，早年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因为精通国家既往的制度故事，被选拔为太常掌故，那是一种六百石的官。刘恒即位后，也继续奉行征求民间典籍的传统，儒家的重要经典《尚书》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就隐没无闻，好不容易朝廷才打听到济南县有一个叫伏胜的儒生，曾经是秦朝的博士，专门研究《尚书》，朝廷起初想把这个人征召到长安，但是这家伙已经九十多了，根本就经不起旅途颠簸，朝廷只好派遣晁错亲自去济南接受伏胜教诲。谁知到了一看，伏胜老得连话都说不清，咕哝出来的音节像密码一样，只有他女儿能够破译，根本就不能胜任教师资格，最后只能由他女儿一句一句给晁错转译。
晁错学得很辛苦，学成回长安，就开始卖弄。朝廷挺吃他那套的，马上提拔他为太子舍人，继而升为门大夫，接着升为博士，都在六百石上下浮动。因为是学法家之术出身，晁错为人冷酷残忍，他给刘恒上了一封书信，展露了他的法家思想，中心内容是：“当君主的应该懂得一点权术，这样才能让群臣服服帖帖，天下也不会乱套。但是如今皇太子还不大懂这一套，臣真为他着急啊！现在朝廷的士大夫还认为皇太子不需要掌握统治的方法，臣认为这简直是胡扯。这对皇太子以后的接班很不利，皇太子虽然读书也算不少，可惜没有能从书中领会统治的要素，这就是白费力气。臣以为皇太子智商很高，射箭也远比一般人在行，之所以还不懂得统治之术，是因为陛下没肯教他。臣希望陛下选择一些好的统治之术，教给皇太子，然后时时考问他，他就一定能成长起来，成为陛下优秀的接班人。希望陛下慎重考虑臣的意见。”
刘恒一听，大为欢喜，马上下令把晁错升为太子家令，秩级为八百石。皇太子刘启对自己的这个家令也非常欣赏，府中上下都称晁错为“智囊”，什么事都找他决断。
晁错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一个小小的太子家令，显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匈奴的入侵，让晁错跃跃欲试，他又给刘恒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疏，首先严正指出，匈奴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朝廷千万不能再退让。匈奴人屡次入侵，杀我汉朝官吏百姓无数，弄得我大汉百姓对匈奴闻风丧胆。这种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再持续下去，这个民族就算废了。必须得打个彻底的胜仗，才能扭转失败的阴云，扭转百姓中普遍存在的“恐匈症”。从高皇后以来，陇西已经三次被匈奴入侵，百姓丧胆，没有胜意。好在现在陇西官吏以少敌众，打了一个胜仗，这说明并非陇西的老百姓怯懦，而是将领的本事有大小，兵法说：“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所以为今之计，陛下必须好好挑选良将。
接着晁错又从地形、士兵素质、武器三个方面分析了汉兵和匈奴人的强弱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双方互有优势。
匈奴人的优势：
（1） 马匹比汉朝的马匹体质好，在山地溪流奔跑时大大强过汉朝马匹。
（2） 匈奴士卒在马上能像旋风一样骑射。
（3） 匈奴人比汉兵更能忍受饥渴，更适应北地的环境。
汉兵的优势：
（1） 在平原地带，汉朝有兵车，可以突破匈奴骑兵战阵。
（2） 汉兵的强弩射程远，匈奴的弓箭不能匹敌。
（3） 汉兵有坚甲锐兵，加上游击弩箭，杂沓并进，匈奴人的兵器低劣不及。
（4） 汉兵的强弩部队一同发箭，声势浩大，匈奴人身披的低劣甲胄和手持的木盾容易穿透。
（5） 下马用剑戟格斗，匈奴人的步伐没有汉兵灵活。
这么一对比，可以看出汉兵的优势是五个，匈奴人的优势是三个，因此晁错认为，加上汉朝比匈奴多得多的人口，要击灭匈奴，简直易如反掌。
晁错不但有以上的分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应当充分利用投降汉朝的数千义渠胡人，他们的饮食方式和骑射技巧和匈奴是一样的，只要汉朝赐给他们坚甲强弩，让他们去打匈奴，就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刘恒看了他的奏疏，很是欣赏，特意赐玺书嘉奖他。晁错得到主子鼓励，更加来劲，赶忙熬夜又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稿子，向主子献策。这回他谈的是怎么激发百姓抗敌的积极性问题。
晁错虽然因为学了《尚书》得到重用，但究竟是法家出身，对人的劣根性可谓有深刻的理解，这些都体现在他这篇奏疏中。他说：“人为什么放手至死都不肯投降，主要在于早就计算好了利益得失。因为打仗胜了，守城不降，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攻城屠城，则可以得到财物而发家致富，所以才能视死如归地赴汤蹈火。秦朝以前是何等强大，然而很快分崩离析，就因为只想着驱逐百姓去打仗，而不给他们丝毫好处。我们大汉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晁错后面的分析尤为精彩，因此我不厌其烦，把他的话转译如下：
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因此是天生的侵略者。他们吃肉饮酪，穿毛皮衣服，没有固定的城郭居住，像飞鸟和野兽一样到处乱跑，碰见水草多的地方就停下来歇息，水草消耗尽了又转徙他方。他们往来游牧射猎于长城之下，有时候跑到燕国和代国的边境，有时候跑到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北地（宁夏贺兰山以东及甘肃马莲河流域）、陇西（辖境在甘肃东南部），随时窥探我大汉守候的士卒，一旦发现守卫士卒少就入塞侵略，如果陛下不救助，那些地方的百姓就会绝望投敌；如果陛下想救，少发兵则不够，多发兵也很麻烦，因为等救兵赶到，匈奴人已经逃了。如果在边境屯驻大量士卒，则军费不足；如果罢兵，匈奴人又呼啸而至。所以，我大汉就为此搞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
因此，臣以为陛下与其像以前那样发兵备守边塞，让士卒隔年轮换，不如鼓励百姓移居边郡。政府给移民建筑房屋，高城深沟，城上准备大量滚石和铁蒺藜，以为备守。如果平民不肯移居边郡，则让罪犯移居，免去他们的罪罚，给他们安家费。罪犯不够，就鼓励那些蓄养奴婢的富人们，如果他们肯输送奴婢去边郡，有罪的，就可以免除罪行；想要爵位的，就赐给他们爵位。如果这些还不够，则高价悬赏平民，赐给他们高爵，免除他们全家的终身赋税，给他们发放衣服，公家供给粮食，一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止。其他百姓如果购买他们的爵位，允许积累到卿一级（汉爵二十级，平民爵位最高不能过第八级公乘，如有盈余，必须转让或卖给低爵百姓。从第十爵左庶长到十八级大庶长为卿爵，官吏才可以拥有）。没有配偶的，政府给他们花钱配备一个，因为人没有配偶，是不肯安居乐业的。居住在边塞，如果没有特别的利益，任谁也不肯的，必须有利益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匈奴人入侵，抢了汉朝的财物和人口，如果有百姓能够从匈奴人手中抢回来，其中的一半财物归这百姓所有，至于人口，则官府花钱为赎。如果这样的话，老百姓们就会互相救助，视死如生，这倒不是说他们忠君爱国，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贪婪财物罢了。如果陛下只是在战争来临之际，临时抢掉东方郡国农民们手中的锄头，塞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千里迢迢去边塞打仗，他们才不会卖命。因为一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陌生地方来打仗，二则打仗对他们来说，只有性命之忧，而没有锱铢之利。如果陛下能够按照臣的方案去做，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通过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晁错这家伙确实对人这种东西了解得极其透彻。人这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和大自然其他低等动物并没有本质不同。忠君爱国这种观念，对一般贵族可能有感染力，对普通百姓却无任何作用。用民族自豪感来号召百姓也不行，因为那也是愚弄百姓的手段。塞缪尔·约翰逊曾说：“民族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一切独裁恶棍，总想通过愚弄百姓，鼓吹民族自豪感来迷惑百姓为他充当炮灰的。打仗不管输赢，死亡的总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总是恶棍独裁者。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曾说：“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下阶层的民众（如劳工、仆役、农民等）通常不会对民族认同付出深刻的情感，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都很难打动他们的心意”，这个观察很有道理。所以，作为楚国上蔡平民的李斯可以去秦国求仕，而屈原却只肯抱着石头自沉。这是地位的差异。他是贵族，所以沿袭了他祖先向周天子号称的“我蛮夷。不与中国同”的传统。但是在当代世界，这种民族主义的鼓吹经常能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贵族为什么会认同忠君爱国的观念呢，因为他们已经从君主那里得了采邑封地，当然要为君主卖命。现在搞暗杀的黑社会还讲究“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呢。贵族传统消失后，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大官，不过他们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学好文武艺，卖给帝王家”，不管说得怎么冠冕堂皇，其实还是利益的交换。得了多少利益，就承担多大责任。在中国，这是有传统的。《礼记》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楚国人商阳是个工尹，和公子弃疾一块追击吴国军队，眼看堪堪追上了，神射手商阳却装聋作哑，弃疾提醒他：“喂，这可是为大王效忠的好机会啊，还不快射？”商阳这才慢条斯理地从背包里拿出弓，却仍迟迟不射。弃疾急了：“再不射就让他跑了。”商阳没办法，只好搭上箭，嗖的一箭将敌人射倒，又马上将弓放回包里。驾车的御者接着催马追其他敌兵，他是个一级棒的好车夫，不多时又被他追上一个，商阳这回仍想装憨。弃疾却搓着双手，兴奋地催他：“又一个，快，快射。”商阳无奈，只好把弓拿出来又射……就这样一连射死了三个，每射死一个，都要捂着眼睛表示哀悼。当第三个吴人死在他箭下后，他还弓入囊，对车夫说：“回去回去，我在楚国，不过是个低级贵族，朝会时没有座位坐，燕饮时也没资格上台阶参加。我凭什么这么卖力啊。”
就连当官的也这么锱铢必较地计算利益，老百姓平时不但没薪水，还要纳税，凭什么帮皇帝去打仗？那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先还不知在哪个森林里打猎，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理想还没诞生，无法通过它唤起中国老百姓莫名其妙的打仗热情。
刘恒看了奏疏，大为感叹，越发欣赏晁错。十五年，他下诏选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因为名声鼎盛，被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何、廷尉宜昌、陇西太守公孙昆邪联合保举为贤良文学士。晁错热血沸腾，感到了莫大的荣誉，正逢刘恒又下诏广求言路，晁错再次熬夜赶写了一篇稿子，对皇帝畅谈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刘恒仍旧十分激赏，同时对策的有上百人，晁错被评选为第一名。大家都认为，除了死去的贾谊能跟晁错比肩之外，天下确实再也找不到比晁错更牛的人了。因为这篇文章，晁错的职称问题也解决了，他被破格擢拔为中大夫，秩级上升到了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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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带着十四万骑入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甚至连汉朝的回中宫也烧了，边境的烽火一刹那间红遍了长城内外，延伸到了汉朝著名的避暑离宫――甘泉宫。刘恒大惊，拜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等为将军，征发革车千乘、骑卒十万防守长安，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守北地、陇西、上郡三郡，并且想御驾亲征，群臣苦苦劝阻，刘恒不听，最后薄太后亲自出动，坚决阻止，刘恒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拜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和内史栾布为将军，征讨匈奴。老上单于在塞内烧杀抢掠了一个多月，才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班师回家了，汉朝的兵马慢腾腾地出塞佯装追击，终因实力不足，很快鸣金收兵，对匈奴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刘恒心里也很不痛快，匈奴人来汉地，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是在现在的民主国家，说不定政府就会倒台。好在那时通信不发达，老百姓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懂得什么叫民族耻辱，所以也无所谓。
虽然老百姓不在意，可是皇帝不能不在意，因为他是统治者，这是他的江山。对老百姓来说，谁来统治，都是一样的纳税交田赋，你刘恒比人家老上单于也未必强到哪里去。当然，以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老上单于统治会比刘恒统治更野蛮一点，因为游牧文明究竟比农耕文明落后，不上档次。刘恒当然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思想，认为自己来统治中国，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代表了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不定人家老上单于来统治中国，房价还会便宜一些，因为匈奴人是习惯住帐篷的。刘恒所忧虑的是，一旦匈奴杀进来，把自己俘获了，自己这个皇帝就当不成了。所以他整天闷闷不乐，却计不知所出。
这天，他坐着步辇经过郎署，也就是郎官们在未央宫内值班的地方，看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头子在里面伏案工作，刘恒非常奇怪，这是哪来的老头子，这么老了还不退休，外面年轻便宜的壮劳力有的是，我有钱为什么雇这么老的人？（郎官都是自筹经费，不需要政府雇）三十五岁以上都不应该考虑才是。不过他究竟是领袖，不能那么势利，于是就下了步辇，走进去，亲切地问道：“父老，您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当郎官啊？老家在哪里啊？”
冯唐看见领袖发问，心里暖洋洋的，马上回答：“臣老家是赵国，从父亲那辈起徙居代国。汉朝建立后，又徙居安陵。”
刘恒更开心了，原来还是代国人，那可是自己当过王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啊，是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啊！刘恒感慨地说：“当年我当代王的时候，我手下的尚食监（掌管君王膳食的官吏）高祛经常对我谈到赵将李齐的贤明，说他在巨鹿大战的时候是何等的英勇，我每次吃饭时，听他提到李齐，身在食案之前，心却驰于巨鹿之下。父老您知道李齐这个人吗？”
冯唐笑了笑，道：“李齐固然不错，可是比起廉颇、李牧嘛，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
刘恒好奇道：“此话怎讲？”
冯唐道：“臣的祖父当年就是赵国的官帅将，和李牧关系很好；臣的父亲曾经当过代国的相国，和李齐关系也很好，所以臣当然很清楚他们各自的情况呀！”
刘恒大喜：“快给我讲讲。”
冯唐于是绘声绘色地给刘恒大讲特讲廉颇、李牧的事迹，刘恒听得意痴神迷，不由得猛拍自己的大腿，大呼小叫道：“嗟夫！可惜我不能得到廉颇、李斯为将军，否则，我还怕什么鸟匈奴？”
冯唐脱口发出惊叹的声音：“天啊！陛下就算有廉颇、李牧，也不会任用的！”
文帝正沉浸在自己的神往之中，听冯唐一说，勃然大怒，拔腿就走。过了很久，才慢慢消气，把冯唐召来，责备他道：“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让我很没面子。公真要发脾气，不能找一个私人场合吗？”冯唐马上谢罪道：“粗鄙之人，不知道规矩。”
刘恒又问他：“公为什么说我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不会重用呢？”
冯唐道：“臣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出征，临上路时，跪在地下帮将领推兵车，说：‘门以内，寡人管理；门以外，将军管理。有关军功爵位财帛赏赐的事宜，都由将军自己决定，回来再向寡人报告就行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臣的祖父曾告诉臣，李牧身为赵将，奉命防卫边塞，军中市场的租税本来是供主将私有的，他却全部用来犒赏士卒，也不用向赵王报告，所以李牧可以尽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选兵车三百乘，强弩射士一万三千骑，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最后才能北逐单于，东破东胡，西抗强秦，南斗韩、魏，那个时候，赵国威震天下，几乎建立霸业。后来赵迁被立为赵王，那个该死的下贱婢女生的儿子，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冤杀了李牧，让颜聚代替李牧为将，所以屡战屡败，终于被秦国击灭。如今臣听说魏尚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中部）太守，也是把本该当作私人收入的军市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而且还额外拿出私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犒劳宾客军吏舍人，所以匈奴闻之丧胆，不敢靠近云中边塞。曾经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险入侵，魏尚率领车骑进击，将他们大部分翦灭。他所率领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农夫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之类的繁琐文书，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斩首捕虏，把功劳报送到幕府（军中主帅办公地点），一句话写得不对，那些文法吏就会说违反了法律，将所有赏赐全部勾销。臣因此认为陛下的法律执行得过于苛刻，赏赐太轻，处罚太重。魏尚后来就是因为在功劳簿上多写了六个斩获的首级数，陛下就将他下狱，削夺了全部官爵，而且罚做苦役。从这点来看，现在即使有李牧这样的良将，陛下也不会重用。臣说话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讳，死罪死罪。”
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必须知道，那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刘恒对法家之术可谓深得精髓，那个身为文法吏吴公弟子的贾谊，尽管才华超群，就因为有一点儒家情结，而被刘恒贬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经典《尚书》，骨子里却刻薄寡恩的晁错却得到刘恒的无比青睐，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实际上都跟刘恒喜爱的法家思想有莫大关系。不任用文法吏，怎么能把原来朝中的那些开国功臣们治得服服帖帖呢？怎么能牢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
刘恒可以说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长驭下的皇帝大多还获得了严苛冷酷的评价，而刘恒却能做到斜风细雨，春风度人，最后以仁厚之名垂于青史，这显然有着天才的统治艺术。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历史细节做认真的分析，简直会被这家伙蒙在鼓里。
当然，虽说刘恒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质，非常懂得从善如流。听了冯唐这么一番话，他又猛的拍拍大腿，大声赞叹道：“好啊！我听你的。”当即派使者持着节信，驰到狱中赦免了冯唐，复其官职为云中太守，同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国所属的车骑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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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付匈奴入侵的同时，刘恒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这可能为他在历史上获取仁厚的声名捞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刘恒就下了一道废除“连坐”的诏书，理由是：“法律是惩治恶人，引导善人的。现在罪犯已经得到惩治，而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连坐受罚，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大家议论一下，怎么修正。”
有关部门的官员全都不同意，说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们只有通过严刑来帮助他们，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亲人也将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得到严厉处罚时，才可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况且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丰富的历史背景，符合国情，有汉朝特色，不应当陡然废除。
刘恒很不高兴，又颁下诏书，说：“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会随便触犯。况且官吏们本来就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百姓犯法，则说明官吏们不合格，这种官吏就是残害百姓的暴吏。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再详细讨论一下。”
有关部门的官吏们这才慌了，看样子再辩驳下去会惹祸上身，这才齐齐表态说：“陛下给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请求奉行诏书，废除收帑等连坐的法律。”
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刘恒又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废除“诽谤”之罪。他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设有鼓励进善言的旌旗和诽谤的木柱，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劝谏，让君主察纳雅言，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现在我们大汉的法律却设有‘诽谤妖言’之罪，不许人议论朝政，这将导致群臣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来辅佐我呢？还是把这条法律废除了好罢。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约诅咒君上，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行为，官吏们仍旧判他们大逆之罪；不小心说错了话，官吏们又认为他们是诽谤，这只是那些百姓无知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乃至于非要把他们致于死地呢？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今天开始，再犯这些过错的人都要作无罪处理。”
这点尤其了不得，在一个****社会，刘恒能广开言路，不再钳制百姓之口，充分显示了他的明君素质。虽然他对百姓的言论获罪只是表示可怜，认为他们是无知，但相比后世明清时代大批文字冤狱，相比我们生活在****中那些因为言论而被处死的大批知识分子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刘恒下的这个诏书，千万不要认为他真的就允许百姓随便指摘自己，该有的言论禁区，还是必须有的。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刘恒”的“恒”字之时，你不但不能直接说这个字音，连字形都要改写成“常”，以前的“恒山郡”干脆就改名为“常山郡”。这说明在那个制度下，所谓的言论自由仍旧是一种表象，而且他如果要特别说某个人不适合这条法律，那个人还得倒霉。可见，这种言论自由并非百姓的权利，而是一种赐予，皇帝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进步是微小的，是虚幻的，和过去的言论钳制相比，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刘恒的仁政，当然最最有名的还是那个“缇萦救父”的故事。
缇萦的父亲名叫淳于意，是齐国临淄人，当过齐国一个叫太仓长的小官，所以又被称为仓公。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迷恋医术，到处拜师学艺。高后八年，他拜了同里的一个高爵平民阳庆为师，阳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生收集了很多医家秘方，也没有子嗣，一心想找个可靠的人把秘方传下去。见到淳于意后，他觉得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决定把平生绝活都倾囊相授。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发现淳于意以前学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垃圾般的所谓秘方。于是他给淳于意下了个死命令，必须把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全部清空，才配当他的学生。
淳于意没有办法，花了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才把以前学的东西忘得精光。阳庆考了他好几次，发现他对医术果然变得很白痴，大脑空空荡荡，可以由自己任意填充，不禁大喜，于是把自己所藏的医术和秘方全部打包，拷入了淳于意的大脑。这些秘方文件的数量很大，淳于意的智商虽然高，但可能还不是USB接口，接收很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拷完。之后，淳于意到处为人看病，疗效都很好，忙得脚不沾地，那些请不到他的人甚至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文帝四年（《汉书》说十三年），淳于意犯了法被人告发，也不知为什么搞了特殊，竟要槛车押送长安审问。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这显然是他一生的痛。因为那时有一句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家里有五个赔钱货，肯定一贫如洗，强盗大人自然懒得光顾。
话说这五个女儿攀着淳于意的囚车嚎啕哭泣。淳于意坐在囚车里，本来就烦闷得不得了，听见女儿们号哭，大怒道：“你们******号个什么丧？老子不是还没死吗。”说着又仰天长叹，“我淳于意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啊！连一个男孩都弄不出来，生了这么一堆赔钱货，这倒也罢了，主要是有了急事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不服气了，嘤嘤哭泣道：“老爸，您也太看不起我们了，老娘我豁出去了，今天就陪你上长安。”
淳于意眼睛一亮，这个女儿还真他妈有志气，想到自己坐在囚车里千里迢迢去长安，一路上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个女儿在身边照顾，可能会好得多。再说，押送自己的狱吏都是男的，一路上肯定闷得慌，闷到极致，或许就会殴打自己解闷。如果有女儿跟着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路上的生活不就变得丰富多彩了吗。生活丰富多彩，狱吏老爷的脾气难道会不好吗？
想到这里，淳于意就没有阻拦，缇萦也就收拾好几件衣服，跟着老爸的槛车上路了。一路辛苦到了长安，缇萦也没闲着，洗衣侍候父亲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刘恒。汉代那时候平民可以自由上书给皇帝，只要跑到未央宫司马门前，把书信交给司马门主管上书的官吏，官吏就会代为转达。所以上访的人还不少，司马门前每天跪着一地。
也许因为老爸是文化人的缘故，缇萦的信写得很有文采，她是这么说的：“妾身的父亲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廉洁公正，整个齐国人都对他交相称颂。只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免不了犯错，如今他触犯刑律要遭受肉刑的惩罚，妾身非常难过，并深切地感到，人死不可复生，肢体受刑不可复连，就算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因此，妾身愿意罚入官府为奴婢，为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很显然，现在别说是高中生，就算一般的大学生也写不来。当然，我们尽可以怀疑原稿不是这样，现在的版本是经过司马迁帮忙润色的，这样心里会好受得多。
所谓肉刑，这里还要多罗嗦几句。
秦汉以前，官府经常对百姓施加肉刑，肉刑种类很多，比如有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斩掉双脚的刖刑、割掉生殖器的宫刑，这些刑罚是原始时代的残余，非常野蛮。在《左传》、《庄子》、《礼记》等先秦古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残废在热气腾腾地活动，他们都不是天生的残废，而是后天的刑徒。有些刑徒身残志坚，不甘寂寞，在历史上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搞出了很大的动静，推着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的往前狂奔。《左传·文公十八年》里有个故事就很好玩，说是齐懿公还在当公子的时候，和朝廷大夫邴戎（或作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争赢，怀恨在心。等到即位之后，邴戎的父亲已死，齐懿公这口气不知道往哪出，干脆把邴戎父亲的尸骨从坟墓里掘了出来，施加了刖刑，又让邴戎当自己的车夫。齐懿公这个人比较好色，还抢夺了另一位大臣阎职的妻子，并让阎职当自己的车右，以为陪乘。古代的车右一般选强壮的男子，和现在的保镖类似。
有一次，齐懿公出游，让邴戎驾车，阎职参乘，去临淄东门外的避暑胜地申池玩乐。某天，邴戎和阎职两个人在申池里洗浴畅游，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邴戎提起马鞭，就打了阎职一下。阎职大怒，想要还手，邴戎嘲笑他道：“你******老婆都被人抢了，还整天乐呵呵的，一看就是个没脾气的货，老子打你一下有什么了不起。”阎职反唇相讥：“你******死鬼父亲都被人施加了刖刑，你这****还不是照样没脾气，有什么资格说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邴戎恍如醍醐灌顶，是啊，这样的奇耻大辱，自己怎么麻木不仁呢？于是两个人同病相怜，握手言欢，共诉衷曲，痛不欲生，很快结成了统一战线，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杀死齐懿公。
过了几天，齐懿公在申池渌水荡漾的青翠竹林里饮酒作乐，醉醺醺地睡着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两个忍辱含垢的壮士偷偷潜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齐懿公给做了。他们把脑袋切下，尸体则藏在竹林里，呼哨一声，双双逃往楚国。可见刖刑在当时是多么普遍，连死人也不放过。齐国人好像十分热衷刖刑，齐景公的时候，齐国人的赋税特别重，三分之二的收入都上缴了。法律尤为严酷，甚至造成了市场上有专门出售假肢的摊贩，叫“假肢一条街”，生意异常红火，比鞋子还热销。齐景公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虽然他比较昏庸，却并不傻，知道假肢比鞋子卖得好意味着什么，当即下令废除了刖刑。至于黥刑当然更普遍了，淮南王英布，又名黥布，就是因为他早年犯法，被处了黥刑。《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为处了宫刑，他把自己丢掉生殖器的愤怒和屈辱全部发泄到自己的著作上，才写成了慷慨激昂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的饱含感情，是其他任何史学家也达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殖器都好好地挂在胯下。当然，也不是说只要割掉生殖器，就一定能写出好东西，否则我们古代灿烂的文化岂非都要太监来创造？明代一个叫柯维琪的史学家不知道这点，就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他因为特别崇拜司马迁，立志也要写出一部像《史记》那样的名著，于是干脆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不再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潜心写作，却没有成功。我们知道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你没有就不行，那是天生的，不是你割掉生殖器就会自动补偿给你的。况且很多天才同时都是色鬼，保留了生殖器，说不定里面的雄性荷尔蒙还能够激发灵感，现在你割掉了，唯一希望都失去了，那还能怎么办？柯维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三流的史学家，沦为后世的笑柄。
有关肉刑的历史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深切体会到肉刑的野蛮残忍。话说刘恒看了缇萦的上书，大为感慨，愀然不乐，当即下诏说：“我听说上古时代，犯罪的人只要在他们衣服上画上符号以为侮辱，他们就羞愧得不会再犯，为什么国家会治理得这么好？现在法律规定了三项肉刑，而罪犯却越来越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不是我德行微薄，教导不明的缘故吗？所以说教育不够，则百姓容易为非作歹。社会风气的端正，在于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否则老百姓不会服气。现在百姓一犯罪，我们不反思我们教育是否合格，只知道对他们施加肉刑，让他们变成残废，丧失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想起来太让人悲伤了。我们这样做，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吗？因此我命令，立刻废除肉刑，改掉这种重刑的作风。如果罪犯们服刑期间不逃亡的话，到达一定年数就释放。我的这些建议都立为法律。”
上面那段诏书除了废除肉刑之外，还蕴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期徒刑”的概念。原来在这之前，所有罪犯们的刑期都是无限的，只有从这封诏书开始，才按照不同的罪行施加不同的刑期。
诏令一下，大臣们开始还不理解，仍旧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但是刘恒坚决驳回了他们的谏书，雷厉风行要求废除肉刑，大臣们无可奈何，顿首表示奉诏。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肉刑的崭新阶段，离文明又靠近了一步，是人权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后来有些独裁者比如曹操一度想恢复肉刑，以巩固他自己的特务统治，却因为以孔融为首的群臣纷纷反对，终于还是打消了念头，可见，****统治者对肉刑是多么眷恋，肉刑对百姓的恐吓功能又是多么强大。而刘恒并不因为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对肉刑的残忍视若无睹，仅此一项，这位皇帝就足以彪炳青史。
总得来说，从此之后，原先的三种肉刑就转化为以下三种：
（1）“黥刑”换成了“城旦舂”。所谓“城旦舂”，就是男的叫“城旦”，刑期的劳役主要是筑城和候望寇盗；女的叫“舂”，刑期的劳役主要是舂米。
（2）“劓刑”换成了“笞刑”，规定用竹板击打三百下。
（3）“刖刑”比较复杂，规定应当刖左脚的“笞五百”，应当刖右脚者弃市。也许右脚比左脚重要。
当然，废除肉刑之举也有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比如扩大了死刑的范围，将该斩右趾（刖右腿)改为弃市，就反而加重了刑罚。另外，笞刑因为笞打次数过多，同样造成不少受刑者伤重而亡，所以班固称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后来景帝当政，于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前156年和前144年）两次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并颁布了《箠令》，严格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施刑规则，比如笞打所用竹板的长度为五尺（约今日115厘米）、宽度为一寸（2.3厘米）、末端厚度为半寸（1.15厘米），须削平竹节，用刑只能打屁股，施刑过程之中施刑人不许更换等等，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
至于原先都是无期徒刑的，也改为以下几种：
（1） 髡钳城旦舂 五年刑期 “髡”指剃去头发，“钳”指颈上加铁钳。
（2） 完城旦舂 四年刑期 “完”指保证头发完全无损，只剃去鬓发。
（3） 鬼薪白粲 三年刑期 其中男的叫“鬼薪”，职责是砍伐为祠祀鬼神所用的树木；女的叫“白粲”，职责是为祠祀择米，挑出来的米都得是白粲粲的。
（4） 司寇作 二年刑期 其中男的叫“司寇”，职责是防备寇盗；女的叫“作”，职责是干杂活。
（5） 罚作复作 一年刑期 其中男的叫“罚作”，女的叫“复作”。都是干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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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六年，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
有一个叫新垣平的人，把刘恒骗得七荤八素的，可以说是刘恒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
新垣平是赵国人，擅长望气。所谓望气，跟现在的看风水差不多，反正是一种迷信活动。刘恒开始很信任他。文帝十五年，新垣平对刘恒鼓吹说：“长安东北有神仙气，成五彩状，像天子戴的冠冕。臣曾经听说，东北是太阳出发的地方，称为阳谷；西方是太阳降落之处，称为蒙谷。现在东北出了五彩云，这是上天降下的神兆，应当专门建庙祭祠，以回应这个符瑞。”
刘恒果然相信了他，派人在渭水北面建造了五帝庙，每个庙采用一种颜色。所谓五帝，也是古代的一种迷信，他们认为四方中央都有天帝管辖，这些天帝和五种颜色相配。东方的叫青帝，西方为白帝，北方为黑帝，南方为赤帝，中央为黄帝。这种迷信很普遍，每种颜色不但和四方相配，还和季节、音律等相配，形成一套颇为复杂的文化系统，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但要了解古代文化，不懂这套系统又不行。
新垣平见刘恒这么信任他，越发起劲，第二年，他和人合伙玩了个双簧，派人拿着一个玉杯，上书未央宫金马门外阙楼下，说要献给皇帝。这期间他赶忙跑去见刘恒，诡称说望见阙楼下有宝玉之气。刘恒派人去查看，发现了一个人正伏在阙下，说要献玉杯。刘恒大为震惊，觉得新垣平真神，他让人把玉杯献上，见玉杯上还刻着四个字：人主延寿。新垣平又吹嘘道：“臣还可以在这里等待太阳两次从天空正中经过。”
刘恒想，一天之中怎么会有两次正午呢？该不是这家伙发昏罢？正怀疑的时候，太阳果然后退几步，又回到了天空正中。刘恒大为惊骇，认为这是万象更新的征兆，当即下令，改明年为后元元年，同时赐天下可以大餔三日。
“日再中”这件事比较奇怪，可能是史家胡说八道的，史书上这么记载，我们只能提出来说说。总之决不可能是真事。
新垣平还进言说：“周鼎当年亡失在泗水里，如今黄河决口，和泗水相通，有可能鼎也跑到黄河里来了。臣望见东北汾阴地域上空有金宝气，周鼎很可能会从那里跑出来。希望陛下派人到那个地方去祭祠，迎接周鼎复出。”刘恒听了他的话，果然派人去，但这回没有灵验，一无所获。
新垣平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后元元年冬十月，也就是新年，距离他献玉杯不到一个月，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前此所做的一切都是欺骗，刘恒琢磨着也有些不对，于是把新垣平下狱，拷问之下，新垣平全部招供，果然都是欺骗。文帝大怒，判决将他诛夷三族。
刘恒一向精明，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如此弱智呢？要知道新垣平的骗术并不高明，却能屡屡得手，这说明他充分窥中了人的劣根性。世上有哪个人不想请到神仙，长生不老呢？否则我们国家不会“神仙”层出不穷了，养生书也不会卖到火爆了，人人如此，何况皇帝。好在刘恒不是昏君，虽然受骗一时，立刻警觉。经过这件事之后，刘恒再也不关心神仙之事了，而是把精力更加投入到现实中来。
3
这时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拉锯还在一刻不停地继续着。
十几年来，匈奴就没有消停过，年年秋高马肥的时候，就要入关抢掠，不知道杀死了多少边境的百姓，抢走了多少百姓的财产。尤其是云中郡和辽东郡的边境，受害最惨，都死了上万人。刘恒很忧虑，专门派遣使者去匈奴，带着礼物书信，表示服软，要求单于放自己一马。兴许是他的财物和卑词起了作用，单于嘴巴上答应与汉朝和好，并派使者回谢。刘恒也很高兴，决定和匈奴恢复和亲，派遣宗室女子嫁给单于。他为此专门颁发了一道诏书，阐明了自己和匈奴和亲的理由，他说：“匈奴之所以老是进攻我们汉朝，都是因为我这个当皇帝的德行不够，不能吸引方外之国来追慕结好。我为此天天寝食不安，希望能让单于知道我对和平的向往。所以我特意派遣使者去匈奴，向匈奴单于表达我的意愿。好在匈奴单于也很开通，终于理解了我的苦心，我们两家已经决定，从此结为兄弟，天下百姓以后可以远离战争之苦了。”
和亲之后，匈奴确实也消停了一阵。但是好景不长，没过一年，老上单于死掉了，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军臣单于没得到汉朝什么好处，当然不会和汉朝温情脉脉。后元六年，他命令三万骑兵进攻上郡，三万骑兵进攻云中，把汉朝边境郡县杀得尸横遍地，鲜血成河。数百里长的汉朝边塞烽火熊熊燃烧，一个烽隧传到一个烽隧，像一条火龙一样延伸，霎时间延伸到了甘泉、长安。刘恒大惊，当即拜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扎飞狐（今河北涞源一带）；原楚王丞相苏意为将军，屯据句注（今山西代县北）；将军张武屯据北地，以防备匈奴入侵。
这样安排后，刘恒还不放心，又拜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今陕西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据棘门（今陕西西安北），紧紧拱卫长安，防备匈奴打进来。长安城中，凄厉的警报每天频繁响起，空气十分凝重，百姓们都惶惶不安。
虽然把长安的护卫安排得像铁桶一般，刘恒还是不大放心，有一天，他想亲自去视察犒劳长安周边的三支军队，先去了霸上和棘门，御车直驰入营门，主帅和大小将士都非常恭敬地迎接。刘恒坐在车上，不断地挥手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过足了领导瘾，刘恒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最后一站是周亚夫的细柳军，形势很不一样，营门口的军吏都身披重甲，手执锋锐的兵器，弓弩也拉满待发，气氛非常紧张。刘恒命令使者先去传令，说：“天子马上就要到了。”军尉应道：“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理会什么天子诏书。”接着，刘恒的车马像风一样驰至，而营门却像聋子的耳朵，对刘恒高贵的御车不理不睬，毫无让他进去的意思。刘恒不得已，只好派使者持节信传召主帅周亚夫：“我想进去犒劳军士，行不行。”
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
营壁的门老态龙钟地缓缓分开，刘恒的马车刚刚启动，军尉又跑上来警告：“将军有令，军营之中，马车不许驱驰快跑。”
刘恒只好命令御者按辔徐行，好像闲庭信步，到了营垒当中，周亚夫手执兵器，仅仅作揖，道：“身上穿了甲胄，不能行跪拜大礼，只能用军礼迎接陛下。”
这庄重的架式震惊了刘恒，刘恒身不由己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端凝，双手凭着车轼，让使者以皇帝的名义向周亚夫表达歉意，说：“皇帝敬劳将军！”整个巡视期间，刘恒就像林黛玉初进贾府，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周亚夫及其手下将士耻笑了他去。在严肃的气氛中，一举一动都恭行军礼。好不容易犒劳完士卒，刘恒大大松了一口气，吩咐御驾：“回宫。”
小心翼翼地出了军营门，刘恒身边的大臣个个惊叹，没想到周亚夫这小子这么擅长作威作福，这么会制造紧张气氛，简直像个悬念制造大师。这时，刘恒也放松大胆地在旷野里大声感叹：“天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刚才的棘门和霸上军营，简直像儿戏一样，哪里能够打仗？那些将军都可以一战而擒，只有像周亚夫这样的，才能让敌人闻风丧胆啊！”于是对周亚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个月，匈奴人抢掠够了，满足地退出了汉朝边塞，长安消除了警报，三将军的军营也全部罢除。刘恒立即召来周亚夫，拜他为中尉，主管长安北军全部兵马。第二年又拜他为车骑将军，并告诫太子刘启：“周亚夫这家伙可是个人才啊！今后天下没事就罢了，一旦天下有事，你一定要拜他为将军去为你征战，绝对没错。”
刘恒的确是个很宽宏大量的人，要是换个昏君，像周亚夫在细柳营那样的做派，不但别想升官，恐怕还要撤职，可是刘恒就能慧眼识英。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周亚夫的老爸是故太尉周勃，是刘恒一直提防的功臣集团首领，按理刘恒应该对周亚夫有所顾忌，可是他没有，就这点也可看出他响当当的明君素质。相比之下，刘恒的儿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就差多了，景帝的确听了老爸的话，任用周亚夫成功地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后来又因为周亚夫屡次谏诤，将之下狱处死。这家伙的心胸比起刘恒来，可要差得远了。
刘恒如此优秀，可惜天不假年，后元七年，也就是在视察完细柳营的第二年夏六月己亥（1日），刘恒在未央宫去世，享年四十六岁，正当壮岁，春秋鼎盛，非常可惜。死之前他下了一道遗诏，比较感人，我们在这里也欣赏欣赏：
我曾经听说，天下万物萌生之后，一定会走向死亡。死亡是天地间必然之理，有什么值得哀伤的呢？现在世人都乐生厌死，一旦死了之后，又倾家荡产地厚葬，让活着的人更加贫困，这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况且我一向不够明智有德，对百姓们没有丝毫帮助。现在要死了，又让百姓们穿着重孝为我哭泣，大热天的，不是太遭罪了吗？而且又加重了我德行的欠缺，这对得起天下吗？我本人可谓渺小得不值一提，有幸当上皇帝的二十多年来，仰仗天地之佑，社稷之福，总算天下安宁，没有兵燹之灾。我资质鲁钝，常常怕犯错误，让先帝为我蒙羞，也常常觉得自己在位太久，怕死之前昏聩，会干出一些坏事。现在终于要死了，回思一下，庆幸自己没有犯什么大错，可以安然进入高皇帝的宗庙享受后世的供享，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有什么可以悲伤的呢？现在我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命令天下官吏百姓，你们看到我这个命令之后，都只要穿孝服哭泣三天，就脱下孝服，干自己的事。不许禁止民间娶妇嫁女祭祀以及饮酒吃肉等喜庆活动。凡是参加我的丧事活动的，都不需要打赤脚，丧服带子不要超过三寸，不要给车子和兵器蒙上布匹，以免浪费。也不许征发百姓到殿中哭泣，以免扰民。在殿中按照礼仪应当哭泣者，都只能在早晨晚上规定的时间哭泣，礼仪完毕之后就停止，不许擅自哭泣。下棺埋葬之后，可以继续穿大功（五服中比较粗劣的麻服）丧服十五天，小功（比大功精细）丧服十四天，细布丧服七天，之后全部脱掉丧服。其他在这封遗诏中没有涉及的，都按照这个标准制定规则。把这封诏令布告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我的心意。为我修筑的霸陵就依照原来山川的地理形势，不许花钱改建。让宫中姬妾爵位在夫人以下，少使（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以上的全部出宫回家，可以自由嫁人。
从这封遗诏当中，可以看出刘恒的不少开明观念。遗诏中的关键内容第一是爱人，第二是节俭。为了节俭，刘恒不许丧服带子过三寸，不许给兵器车马也蒙上白布，也不许大肆花钱改造陵墓。更重要的是刘恒的爱人，他不许在丧期扰民，不许干涉百姓的喜庆活动，也不许征发百姓到宫中哭泣。为了怕官吏阳奉阴违，他甚至严格规定所穿丧服的规格和穿的时间。最后还下令自己在宫中的姬妾们都可以随便出嫁。这种对人的爱惜，是历史上很少有帝王能做到的。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曹****了，还命令他的姬妾全部住到铜雀台上为自己守陵，比起几百年前的刘恒，观念上反而退步了。这些封建统治者占有欲很强，死了之后还要自己的姬妾为枯骨耗费青春，实在无耻之尤。尤其是明朝的皇帝，竟有让自己的姬妾殉葬的专门规定，这就恍惚回到了原始社会，让他们看看刘恒的遗诏，大概会羞愧罢。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在中国历史上，刘恒也是作为罕见的明君，被世代传诵的。在《汉书》的赞语里说：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之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如果有让百姓不便的地方，就开放苑囿，让百姓可以从中渔猎获利。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等到召来工匠预算金额，得知大概要花百金（一百万钱），就慨然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我继承了先帝的宫室，已经感到很羞愧了，还建造什么台子。”当即废弃了这个计划。他自己身上穿的都是黑色厚缯，不披锦绣，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穿的衣服下摆也不够长，不至于拖在地上，为的是节省布料。所施用的帏帐都很朴素，没有花纹，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为自己建造的陵墓霸陵，里面的陪葬品全部用瓦器，不许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而且完全依照霸陵原来的山川来挖掘，不费力堆积泥土。南越王赵佗自立为皇帝，他反而把赵佗的兄弟召来，赐以高官厚爵，让赵佗羞愧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人屡屡撕毁和约，入侵边塞，他也不发兵追击，怕百姓遭受战争之苦。吴王刘濞心怀鬼胎，称病不朝，也不派使者责问，反而赐给吴王几杖以为安抚。群臣像袁盎等人说话很直，常常让他下不了台，他也不责罚，而是从谏如流。将军张武贪污受贿，事情披露，他不处置，反而更加赏赐，让张武自己觉得羞愧认罪。总之，他一切的宗旨就是希望能以德化民，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位的二十多年，清净无为，海内殷富，黎民讲究礼仪，很少犯法。每年全国判决案件才数百起，几乎让刑罚无用武之地。唉，真是一个仁厚之主啊！
以上史家对刘恒的称赞或许有些夸大，但按照中国史家“直笔不隐”的传统来说，也不会太离谱。刘恒在一片内忧外患的气氛中登上帝位，最终平衡了朝中和东方诸侯的各派势力，回避了对外战争，使国内经济蒸蒸日上，同时还竖立了自己的权威，奠定了大汉外儒内法的政策方针，很好地利用了秦朝的统治优点，避免了秦王朝的缺点，确实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在他死后，大汉政策沿着他的既定方针继续前进，继续积累财富，为将来的反击匈奴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极大地加强了****皇权，这一方面维持了朝廷稳定，也为后来武帝能极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开拓疆土打下了基础。当然，由于刘恒在位期间究竟不算太长，大汉王朝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虽然朝廷中皇权得到了加强，但由于当时为了制衡功臣集团的原因，文帝没有下决心对诸侯王的势力采取更强的遏制措施，导致诸侯王的势力仍然尾大不掉，为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