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思虑敦煌生态环境的人多了。无疑，这是一种思想的进步。但是，这种对敦煌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实在是来得太晚了。有人说，生态环境一旦被人为破坏，要想恢复被破坏的平衡，那比“阿波罗”登月还难。更要命的是敦煌生态环境的平衡，已遭到严重破坏。
放眼敦煌大地，在上世纪中叶，遍布绿洲的湿地、泄水草甸已大多消失，逐渐变成了耕地。低凹的地方不再常年积水，水生植物、湿地植物消失，飞鸟再也没有歇息饮水的地方。春去秋来，在蓝天上“呱呱”飞过的雁队，在党河滩上歇息的大雁群，已难觅踪迹。曾惹人心烦的夏夜蛙声已难听闻。群起群落、叽叽喳喳的麻雀，文静悠闲的鸽子，均不多见。每到春天，“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成为人们的记忆。春天在果园成群飞舞、忙个不停的蜜蜂也已形单影只。党河滩下密如地毯的芦苇群落，已被流动沙丘取代。上世纪早年，敦煌农民为多打一点粮食，年年都去敦煌北部党河下游的黄墩子、坝头子、南梁、俞家庙一带种“撞田”小麦。在那里，在红柳丛和骆驼刺的间隙，凡秋天、春天淌过水的地方都可以播种，水淌到哪儿，就播种到哪儿。“撞田”种后，人们不再管它，既不施肥，也无水可浇。这样的庄稼，往往还有好收成。现在，这些地方已经是风起土扬、植被干枯的干滩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早年人们种植“撞田”的痕迹。党河绿洲北部的一些农田防护林，树头干枯。上世纪70年代遍布肃州堡、笆子场、马圈滩、石槽、大果、八户梁等处的泉水早已干涸。农业土壤的水分环境显著恶化。上世纪70年代，棉花从种到收，只须浇二次水，小麦全生育期浇三次水，即可基本满足作物生长，获得较好收成。而现在，棉花、小麦全生育期要浇五六次水，还常表现出旱象。
敦煌生态环境的逐年恶化，是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引起的。1972年，党河水库大坝截流。在此前后，全长22公里的总干渠和全长23．5公里的北干渠均以水泥砖衬砌建成。据敦煌市水电局水资源办公室从1982年至1998年对敦煌绿洲地下水位17年的观测，1982至1992年，年平均下降0．18～0．20米。10年间，党河绿洲地下水下降了2米。1991年党河灌区地下水位埋深（黄海水准）基面高度为1123．2米，1996年地下水位埋深基面高度为1125．45米，5年内全区地下水位下降基数为2．25米。2001年，敦煌绿洲区的地下水位在1991年的基础上又下降了4．33米。粗算，从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末，敦煌绿洲地下水位下降在10米以上。据甘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设计院在2001年撰写的月牙泉治理报告称，月牙泉在1947年的水位标高应在海拔1144．3米与1145．3米之间，而到1998年，测得月牙泉的水位标高为1133．8米。其实月牙泉水面面积今天已不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三分之一，水深也由原来的7～8米下降到今天的1米左右。今后如无根本扭转的办法，月牙泉有可能逐渐干涸。这是大自然鉴于敦煌地区大范围地下水位逐年急剧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向我们发出的警告。此时我们要问，敦煌地区南自月牙泉，北到南梁，东到新店合，西到玉门关、天桥墩，如此大范围的地下水位，为什么连续30年下降？地下水到哪儿去了？
在敦煌人的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中国唯一的一条从东向西流淌的年径流量达10亿立方米的疏勒河，曾流入敦煌北部南梁与党河汇流，再流经玉门关入罗布泊。此水流滋润着敦煌北部俞家庙、二道泉子、月牙湖、玉门关、后坑子、马迷土一带胡杨、甘草、罗布麻、红柳、骆驼刺等大片天然林草场，维系着敦煌境内地下水环境的动态平衡。但是，随着1960年安西双塔水库建成，疏勒河流入敦煌北部的水量急剧减少，使该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无法与党河汇合，致使敦煌北部、西部没有了地表径流，地下水没有了主要的补给来源。1974年，敦煌党河水库建成，灌溉面积不断扩大。1949年，敦煌有36995人，可耕地12．8万亩，人均占有耕地3．5亩。2000年，全市人口达到187542人，党河灌溉的耕地增加到28．27万亩，人均占有地1．51亩。51年来，人口增加了15万，耕地面积增加了15万，但是人均耕地减少了2亩。到上世纪80年代，敦煌西部玉门关、后坑子、马迷土、南大湖一带的胡杨陆续干枯死亡，盐结皮土壤上生长的罗布麻、甘草、骆驼刺、白刺也有大片干枯死亡，失去了植物群落的特征。现在这些植物只有在一些低洼的地方还可以见到群落分布。南梁原来是敦煌农户放牧、储草的场所。而今，这里连沤制绿肥的苦豆子也难觅踪迹。上世纪50年代进行药源调查，从二道泉子以西，千亩以上的甘草生长地在十多处以上，而今甘草面积较大的地方只有月牙湖、后坑子略有分布。过去遮天蔽日的胡杨在敦煌西湖已寥若晨星，毫无生机。本世纪初年，在敦煌北部、疏勒河两岸的大片红柳开始死亡。敦煌境内地下水位30年来连续下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绿色屏障逐渐消失，趋向荒漠化、沙漠化的惨景，我们不幸看到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疏勒河在敦煌境内断流是人为造成的，疏勒河水流域上的行政分割是导致敦煌北部、西部地下水没有补给、地下水位下降，进而导致敦煌绿洲地下水位连年下降的关键因素。1974年党河水库建成后，虽然每年秋天泄洪和来年春天下泄发电用水2000万至4000万方水，但水头仅能到达黄墩子农场。在此之前，敦煌农业生产上开始打井提灌开采地下水。1971年至1987年全市有机井400余眼。1987年至1997年全市农用机井增加到1134眼。至2003年，全市机井已达1460眼。后来与党河水库相配套的高标准的防渗衬砌渠道总干渠和西干渠、东干渠、北干渠相继建成。这些水利工程建设都减少了敦煌绿洲地表径流对地下水的补给，加剧了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地下水在一个大范围地域内是动态平衡的，它必然从较高的地域向较低的地域渗流。月牙泉在1944年的水面海拔1144米，敦煌城区海拔1139．6米，二道泉子海拔1098米，玉门关海拔1015米，马迷土海拔938米。由此可见，马迷土以西弯腰墩湿地的存在，是以敦煌绿洲、玉门关、疏勒河冲积平原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为代价的。据《甘肃省敦煌区域地下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所述，敦煌市境内地下水补给量为26277．28万立方米，排泄量为每年33698．37万立方米，均衡差每年为—7421．09万立方米，地下水呈负均衡。其中敦煌农区绿洲地下水年补给量为8513．87万立方米，年排泄量为9486．37万立方米，均衡差为972．5万立方米。这种负均衡造成区域地下水位严重下降。
在长达半个世纪敦煌开发建设的历程中，我们执迷于“人定胜天”思想的鼓舞，囿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所造成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能力，没有把握好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向大自然的索取和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与野生动植物争夺生存空间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人说：“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多都是以生态资源的透支为代价的。”这一论断在敦煌得到了证明。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对我们自身生存物质基础的破坏。现在，该是我们郑重要求疏勒河上游向敦煌北部干枯的河道分水，敦煌绿洲加大节水力度和向敦煌北部泄水的时候了，该是我们转变对水利的认识的时候了。水，不仅是农业水利，而且是生态水利，工业水利，旅游水利。
周总理在世时，谈到要保护好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时，曾忧心忡忡地警告敦煌要记取古代楼兰消失的教训，保护好敦煌的周边生态环境。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认识自然规律。”
伟人去矣，言犹在耳。敦煌生态环境被破坏所带来的灾难，后人已见，悔之晚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生态环境不断遭到人为破坏而言，我们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有的人在甲板上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有的人在包间里卿卿我我，谈笑风生；有的人在大厅里开怀豪饮，醉死梦生；有的人……大家都如此短视，总有一天会同归于尽。固然，月牙泉即将干涸的惨景，敦煌人民决不能接受。我们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敦煌绿洲的地下水位今后还要不断降低，西部绿色屏障正在消失，荒漠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沙尘暴一年甚似一年的事实，我们怎能接受呢？
（作于200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