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登堡考察结束后，于1915年5月2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活字，随后报告了研究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协会还接受了鄂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队员，在1915年10月24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贝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千佛洞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在莫高窟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还对千佛洞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如塑像、窟檐、顶部、四壁和底部等，都力争用数字与字母标明。鄂登堡和他的助手们所编的目录，与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可以互相补充。从总体上看，鄂登堡的目录详尽些，谢稚柳的《叙录》完整些。但有一点应该注意，即自1915年鄂登堡考察团离开敦煌后，无人看管的石窟继续成为外国人和邻近村落居民寻觅古董的目标，如美国人华尔纳就在1923年偷剥了一些壁画，运走了一身塑像；白俄士兵还在洞窟中住宿，使许多壁画被严重熏黑。再加上自然的破坏，石窟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鄂登堡的目录与伯希和的石窟笔记和照片一样，具有特殊的价值，即可以看到本世纪初的原貌。
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说，鄂登堡在敦煌盗窃的遗书，是其“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在发掘1914年已经以为是空了的莫高窟藏书室时，发现了这些写本，并于1914年至1915年俄国进行的土耳其斯坦考察中，合法地运了来”。所谓“发掘”，这是违背敦煌遗书之发现基本常识的。苏联另一学者蒙西科夫说，鄂登堡“成功地从当地居民中间搜集了许多写本”，他认为发掘工作在鄂登堡的搜集中很可能仅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写本是从敦煌地区居民的手里所获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联所藏敦煌遗书，为什么大部分是碎片，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1910年北京政府运走敦煌文书时，把许多文献，主要是一些碎小的遗书都遗弃而留下来了。另外，政府当局对藏文文献毫无兴趣，也没有收集运走，就在当地遗留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从而使鄂登堡也劫获了一部分藏文文书。
鄂登堡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鄂登堡旅行日记和其他考察人员笔记两本。
2．关于莫高窟洞窟的著录，共著录洞窟177个。著录笔记共6本。
3．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用描图纸作的线描图。
4．杜丁关于敦煌壁画的笔记。
5．全部摄影黑白图片资料约2000张。
6．实测图和平面图。
鄂登堡考察团返回彼得堡后，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放到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现全部收藏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宫殿沿岸街34号，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座国家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该馆现设7个部：俄罗斯文化部、文化和艺术品部、东方文化和艺术品部（简称东方部）、原始社会文化和艺术品部、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品部、科学教育部、修复保护部。东方部成立于1920年，成立初期称******东方部。1931年，古代东方部和拜占庭部与之合并，成为苏联研究东方文化史的重要中心之一。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文物收藏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画和麻布画以及丝织品残片等。其中佛旗幡与麻布画幡166件；绢画佛像残卷137件；纸画佛像残卷43件；壁画14幅；大塑像4尊；小塑像24尊；织物样品58件；写卷残卷8件；摹图、照片近2000张。
三、俄国的敦煌文书
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鄂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布。
1915年，鄂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1929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于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劫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是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国家级主要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荟萃了东方学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了数以万计堪称世界级珍宝的东方学文献。
设在莫斯科的俄科学院东方学所本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正在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经费的重组。东方学所下设三个图书机构：公共图书馆、汉学专业图书馆和东方学所分所图书馆，前两个图书馆均设在莫斯科本部。成立于1958年的汉学图书馆，其藏书以东方各国语言的近现代文献为主，俄科学院另一个以研究东方国家近现代状况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机构——远东所同样有一个以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现代文献为其藏书特点的汉学图书中心，作为俄科学院机构调整的先期准备，东方所汉学图书馆与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合并，成立科学院汉学文献中心，新的中心设在远东所。
1818年成立的亚洲博物馆，是今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1930年5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言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并以其所藏25万种图书组成东方学所图书馆。图书馆新设两个特藏部，即******文献收藏部和东方古写本特藏部。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一个专业研究室：中国·唐古特研究室，主要研究科兹洛夫在中国劫获黑水城唐古特（即西夏）的收集品。
1950年，东方学所由列宁格勒迁往首都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原东方所的东方手稿特藏部仍保留在列宁格勒分所。
不久，东方学分所成立远东部。1962年，由远东部分出中国部、日本部、韩国组和远东写本发布组。1963年，为了适应汉学研究更加专业化的趋势，分所将中国部分成几个专题组：敦煌手稿组、中国刻本组、文学组，语言组和思想史组，各组负责相关学科或专题的研究工作，本部则只起组织协调作用，使中国学的研究更趋于系统化、专业化。
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更名为圣彼得堡。目前位于涅瓦河畔的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以东方学文献的世界三大收藏地之一而闻名于世。从中国劫获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等均藏于此。正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已出10卷）就是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编纂的。而《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4卷），也是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20年，阿列克谢也夫的《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汉文和朝鲜文藏卷》、1922年鄂登堡的《千佛洞》都只透露了点滴情况，1917年日人矢吹庆辉，1931年法人伯希和对其稍有接触，但也只是简单地提及和介绍过其中的几卷写本。3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弗鲁格为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编了部分简目，即《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写本（非佛经之部）简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由于弗鲁格于1942年饿死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编目工作中断，苏联所藏敦煌卷子也再次销踪匿迹。
1957年，郑振铎在苏联访问期间，曾看过部分敦煌文献。由于郑振铎在1958年10月遇难，没有来得及公开发表其见闻，只在写给徐森玉先生的一封信中有些反映。这封信写于1957年11月18日晚上，信中说：“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和一万多卷的西夏文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上午九时半到，休息了一会儿，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下午……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一首），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由于这封信直到1986年才公开发表，所以此前世人对这些情况都不知道。
真正引起学术界震动是在60年代初，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卷子的消息，并由列宁格勒分所陈列了敦煌文书若干件，供与会各国学者参观。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一文中说：“1960年8月14日，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位多年研究敦煌写本的汉学家，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共同登上位于涅瓦河畔豪华建筑台阶的巨大楼梯。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前东方研究所）就设在那里。当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大堆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敦煌写本时，显得多么惊讶而不知所措呀！因为他们不仅根本就不知道此处还存在有这类写本，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汉学家们实际上都对这批写本一无所知。”至此，国际上才知道苏联还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具体情况和内容、数量都不大清楚。
1963年和1967年，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著录了2954号文书。据编者称，这两册目录所著录的写本约当总数的1／3弱，由此推知，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约有1万件左右。孟列夫本人也撰文说，鄂登堡在敦煌所劫文物，包括“1．2万卷写本，还有许多艺术品以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物品”。但由于苏联所藏敦煌资料公布很少，目录也只出版了两册，所，以直到80年代，其确切情况也不得而知。法国敦煌学专家戴密微曾说：“当鄂登堡于1914年至1915年在突厥斯坦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搜集到手一批敦煌汉文写本。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北京的那批藏卷相媲美，因为人们声称列宁格勒共藏有1万多卷，但具体数目却始终没有弄清楚。”
1983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的吴其昱先生奉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之派遣，前往列宁格勒访问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学研究所，阅读了所藏部分敦煌写本，并尽十日之力，对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1986年，吴其昱先生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苏联收藏品的基本情况，从此文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了解苏藏敦煌写本的大致情况。
首先，碎片特多。苏联所藏敦煌文献，共11375号，大致可分为五部分：（1）F1至325，即30年代弗鲁格所编之号码。（2）Dh1．至2800，此为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书号。Dh指敦煌。上列两项已编入孟列夫的两册目录中。孟目编至2954号，与旧藏号码不同。旧编一号，孟目有分两号或数号者，又旧编Dh1．至28130号中，有孟目未收入者，但绝大部分均收人孟目。按写本长度超过62厘米者，经初步统计，仅259号。又写本长度不及1厘米者，经粗略统计共约1889号。（3）Dh2801至9584号，共6784号，大都为手掌大小或更小之碎片。（4）Dh9585至10150号，共566号，是鄂登堡于1909年秋从黑水等地劫获的，并非敦煌所出。外加孟目9号，亦出于黑水，共575号。（5）Dh10151至11050号，共900号。残叶约一纸上下或更小碎片。其中11号有号无书，实际只有889号。从上述可知，遗书总数为11375号，减去黑水所得575号，敦煌文书共10800号。其中小碎片6784号，再加孟目中纸张不及31厘米者，其中亦有相当数量之小碎片，约1849号，二者共约8633号。长度等于或超过31厘米者，约2200号。
其次，佛经特多。据孟列夫主编目录一二册初步统计，佛经约占86％，其比例与伦敦、北京所藏相近。
再次，时有孤本珍本。如《郑虔残札》（Dh10839）、《盂兰盆经讲经文》（Dh10734）、《曹宗寿造帙疏》（孟目第一册第767页影印件）、《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春苗历》（孟目1570）等。
另外，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苏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即第17号窟）。其所劫文书在起讫年代上也很值得注意。在苏藏1万多号文书中，纪年最早的是北凉缘禾三年（即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较晚的有“大宋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写本。
1991年5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团沙知、柴剑虹、齐陈骏一行三人，应邀前往列宁格勒访问，了解俄藏敦煌文书的收藏情况。据当时从事敦煌文书研究工作的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介绍，俄藏敦煌文书比以前所说的12000号要多，可能有18000号之多。1995年，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施萍婷、李正宇等先生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敦煌文物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情况。据李正宇先生介绍，俄藏敦煌文献“目前编粤已达18943号，另外还有一些碎片尚待编号”。
至于俄藏敦煌文献的价值，原先人们认为多为碎片，价值不大。施萍婷先生考察后指出，俄藏敦煌文献是藏经洞出土物的缩影。敦煌文献中常见的佛教典籍、道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敦煌文学……应有尽有。伦敦、巴黎、北京的收藏各有其独一无二之物，圣彼得堡的收藏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圣彼得堡与北京、伦敦、巴黎一起，构成了世界上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中心。
目前，俄藏敦煌文献经中俄双方学者共同整理编辑，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