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并没有提供产品，这一事实已不再是秘密了。”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前任校长华尔特·亚当斯和詹姆斯·布罗克两位经济学家用上面这段话开始了他们1986年合著的《大型综合症》（TheBigness Complex）一书。在对数百份研究进行评议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科学论证对‘大’的提倡者及他们的神话并不有利。”
亚当斯和布罗克甚至不要求我们研究当前正推进小企业或小型实业单位走向统治地位的许多因素——不稳定性，微型化技术，产品、服务和竞争者的大量增加，还有前面谈及的变化中的市场等等。戴明的观察与他们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大肆宣传的规模经济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当初认为可以达到的效果。
事实上，密切注视工业界状况的机敏的观察员对“大”的效率提出疑问已有几十年了。一位管理顾问在30年代就美国钢铁公司作的一份报告认为，该公司是“一个庞大、笨拙、迟钝的巨人，生产状况失调，对数以千计的产品的成本或相对的获利能力缺乏了解；其生产和成本水准通常低于其他工业的日常水平，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对国外市场的机会也没有清晰的认识，生产设备也不及其对手的设备有效”。
同样也是在3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传奇式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在差不多我们的全部活动中，我们看来正受规模过大造成的惰性之苦……把某项新办法付诸实施涉及的人如此众多，需付出极大努力才行，相形之下新主意可能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代价太大，……有时候，我几乎被迫作出结论：通用公司这么大，惰性也这么大，我们要当好领导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乔·贝恩在他1956年的一份经典性研究报告中研究了20种工业中多厂公司较之单一工厂公司在成本上是否具有优越性这一问题。结论是没有一例表明拥有一家以上工厂的公司具有重大优势。
弗雷德里克·谢勒也对几个巨型集团公司的15家已经出售给前经理人员的子公司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尽管在购买企业时负有沉重债务，但所有这些原来的子公司除一家外都在赢利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关于这种戏剧性进展的原因，谢勒提及下面这些情况：“过去未被利用的降低成本的机会得到利用。朴素的办公室取代了豪华的办公室。大幅度裁员、……使用价格低廉的外部计算机服务代替昂贵的内部操作。重新估价关于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一律选择成本较低的办法。清除从前巨型公司总部强加的官僚主义束缚以改善劳资关系。实施严格的库存控制，储存成本降低了一半。”
戴明观察到，通过小型化来提高效率的运动几乎在每一类工业里都处于加速进行中。在钢铁业，有一个未被广泛张扬的美国的成功故事——这个市场的1／3被像纳科公司和查帕拉尔钢业公司那样迅速发展并赢利的小公司所占领。这两家在“小型钢铁厂”中出类拔萃。如今，“小型钢铁厂”即将为“微型钢铁厂”所取代：由于有了新技术，进一步微型化使得在公路上每隔约25英里就布置一个小钢铁厂来支持当地的市场变得经济可行了。
艾伦·布雷德利在《工业周刊》的一篇分析报告中谈到：“这家设在米尔沃基的公司发现该厂的发动机起动器在与进口产品的竞争中正逐步失去市场份额……设计过时了……于是公司设计并建造了一家小型工厂在米尔沃基生产起动器。艾伦·布雷德利利用了该公司厂中之厂的灵活性。该公司在没有增加厂房和硬件的情况下将起动器品种从原来的125种猛增至600种……灵活性使公司获得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又转化为市场优势。……现在该公司又重新出口起动器，同时还弥补了国内的市场份额。”
此外，在相片冲洗放大行业里，“小型冲印室”使街角小店获得25万美元的信贷金额，它们能做10年前只有柯达公司才能做的业务。验光配镜业也一样，小型营业点也正在风行。甚至从路口转弯处杂货店的货架上我们都可发现证据，譬如店里由众多的微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把老资格的百威啤酒都挤到后面去了。
戴明指出，更概括性的证据出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6年的年终分析。该文把约有1300万人口的洛杉矶盆地的生产活力主要归因于令人吃惊的事实：“该地区就业人数中约90％都在人数不及50人的小公司里工作，这些公司能快速转轨，保持竞争力。”
前文提到，以前福特汽车公司拥有铁矿，铁炼成钢，钢又制造该厂的汽车。如今，这种垂直一体化正危害着许多老的工业巨人。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每辆车成本较通用公司低500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从外厂购进70％的部件，而通用公司相应的比例是30％。在这种背景下，通用公司把减少整体化程度作为战略重点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查帕拉尔钢业公司创始人戈登·福沃德所说：“大型厂正在退出我国制造业。”《经济学家》也证实了这种趋势：
生产分散到愈来愈小的制造单位的情况在无情地发展……“工业小店”（这又是新名词）是由独立的小经营者开办，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辅助……技术，正成为从大公司以合同承揽业务的客户。这些大公司中有许多最终可能被迫卖掉自己的制造单位，转向从外部采购定制的产品……（换言之）亨利·福特的损害心灵，创造财富的装配线已经过时。工厂生产的大多数东西，不论是汽车、照相机或是烛台，都是特殊设计的小批量生产的产品，旨在满足转瞬变化的市场要求。21世纪在加工制造业上成功的国家将是其工厂能最快速更换产品的那些国家。
（3）大的规模并不意味着更强的创新能力
继效率之后，大企业的提倡者称赞大企业的第二个优越性是创新精神。关于这一点，《大型综合症》的作者以介绍提倡者们习用的看法来开始论述：
表面上，巨型公司有种种理由被认为是较好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大公司能出钱雇用大批智囊人物，把他们安置在精良、宽大而高级的实验室里。实验室规模巨大，允许它们承受对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基础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损失。大企业进行一大批单项研究，任一项目获得成功即能补偿其他项目的失败和损失，用这种方法能进一步减少风险。大企业已经建立了销售渠道，这种渠道能使它们迅速地将新产品投放市场。
——两位作者随即转向另一方面：
现实和能获得的证据表明，尽管有这些理论上的优越性，小公司……比起工业巨人来是远为有效的创新者……小公司也是比大型公司更富有成果的发明者；小公司比大公司付出的研究和发展努力大许多；小公司设计和开发发明的成本较大公司低许多；巨型组织看来在发明和创新方面正受到一些使它们软弱无力且显然为大公司特有的不利条件的困扰。
亚当斯和布罗克翻阅了许许多多研究报告，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部分）作的那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透露：重大技术创新中仅有34％出自巨型企业（雇员人数在1万人以上），远远少于那些企业的工业产出的份额。此外，“最小的公司用于研究与发展的每一块美元促成的创新是中型公司的4倍，是最大型公司的24倍。”
两位作者继续写了决定性的一段话：“巨型公司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从事更为基础性和更有风险性的研究项目的兴趣。这意味着，与大企业有利于承担风险的形象相反，从统计上并不能证实存在这种倾向，这说明庞大的公司会超比例地从事大量风险较大的研究发展工作，或旨在开发全新产品和全新工艺的研究发展工作。与此相反，看来庞大的公司开发全新产品和全新工艺的研究发展工作一般小于正常比例。”还有另一份研究报告透露：小公司在开发类似的新产品上开支比大公司多3至10倍。甚至像杜邦公司这些在研究上一直受人尊敬的公司也受到作者的挑战，他们写道：“一项研究……发现该公司具有商业重要性的产品大部分是公司外面发明的。”
布罗克和亚当斯在表达了宏观经济学家对规模大的缺陷的看法方面做了极为必要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金斯伯格和花旗公司前任最高战略策划人乔治、沃伊塔在他们《非人力所及：大公司面临危境》一书中则从管理角度审议了这一现象：
面临危境的大公司正沿着一条人们熟悉的道路前进。利润和资本收益率的增长趋于平平。利润增长的减速掩盖了公司潜在亏损的积累，会计常规和法律程序允许，至少是一段时间内允许将其保留在账面之外。……一个主要方面缓慢而平常的下降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靠时间就能治好它。这种错误理解使高层管理人员在采取纠正行动时迟缓拖延……。
大企业实现内部协调的代价很高，不能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是他们的沉重负担，因此它们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脆弱，难于对付中、小型企业的进入。大企业易受伤害的薄弱环节一般是在市场的专业化局部板块，小公司在这些地方对特定的顾客层次更为关注且能更好地作出反应。这些新来的竞争者，不受大量先期投资的约束，也无内部协调的沉重负担，往往能提供优良的产品并以此占领小部分市场。于是规模大的竞争者就必须日益集中力量于高档市场，这种市场上的交易额和毛利率仍很大，足以支付其成本开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大公司又必须把先前的高利润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让给新的对手。……到了这个阶段，大公司就濒于受重创的边缘了。它面临大额的注销，易被人接管，甚至不得不申请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