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必当注意，在20世纪开始的时期，就是从1900年到20年代，心理分析学是很激进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教养长大的那批中产阶级眼中看来，弗洛伊德所谓的儿童期****，所谓性抑制的病理结果等等，根本就是大逆不道，是彻底解除了他们的禁忌，而要解除这些禁忌，却必须有勇气与独立性。然而，30年以后，当20年代的人带着一种性放纵的波涛而来，当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被横扫殆尽的时候，这同样的性学说便不再是惊人或有挑战性的了。因此，凡是那厌恶真正“根本”改变（“激进”）一词的本意就是“到底”，“根本”而又想批评和超过19世纪的保守派道德的人，就大为欢迎心理分析学，而这些人是非常之多的。在这些人的圈子里——也就是自由分子圈——心理分析表示了合意的“中庸之道”，恰恰介于人道主义的激进态度和维多利亚式的保守态度之间，心理分析学变成了一种替代品，替代了人性中一种深深的渴望，——渴望着找寻到生活的意义，渴望着跟事实做真实的接触，渴望着扫除扭曲与投射，因为扭曲与投射把我们和事实隔开了，在中间加了一层帏幕。心理分析学成了市镇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不想做彻底的和广面性的努力。他们在心理分析“运动”中找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教条、仪式、领袖、阶级组织，拥有真理的感觉，比未加入者更优越的感觉；然而他们又可以不必做巨大的努力，不必对人生的种种问题作更深的领会，不必去洞察他的社会本质，不必去批评他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残伤人心的结果；他也用不着在很重要的地方改变他的性格——也就是说，他无需驱除他的贪欲、愤恨与愚蠢（贪、嗔、疑）。他需要试着去驱除的不过是他欲力方面的一些固着和转嫁；这些方面当然有时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要想达成性格上的改变，这些是不够的，要想跟事实做充分的接触，却必须在性格上改变。心理分析学已经从一种前驱的、勇敢的观念变成了受惊的、孤立的、在习俗的宗教运动与社会运动中，找不到避风港的中产分子的安全避护所了。自由主义的腐败由心理分析学的腐败表现了出来。
常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性道德的改变是心理分析学说流行的后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做过性放纵的发言人，正好相反，他整个的理想是用理性来控制激情，而他自己对性的态度则符合了维多利亚性道德的理想。确实，他批评维多利亚式的性道德，认为它太严厉了，有时会导致精神官能症，从这一点来讲，他是一个自由派的改革者，但是，这跟20年代所推动的性自由是十分不同的一回事。20年代的新性道德有许多的根源，但最重要的一环则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展出来的近代资本主义态度，那就是渴望着大量的消费。19世纪的中产阶级被节俭原则所统治，20世纪的中产阶级则遵从消费原则，就是立刻消耗，除非绝对必须，否则任何愿望都要立刻满足，而不要延迟。在货物的消耗上固然是如此，在****的满足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中，如果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切需求都尽量满足，尽快满足，则在各种不同的需求之间的不同便很少分别了。以此而言，心理分析学的学说不是性放纵的原因，而是一种方便的借口。需要如果受挫折既然可能造成精神官能症，那么挫折就要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而这正是广告商所采用的口号。因此，心理分析学流行起来了，因为它为新的消费者的性自由做了传道者——而不是它带来了新的性道德。
从这一点看来，弗洛伊德的希望遭到悲剧性的失败，因为“运动”的目的本来是想要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激情。20世纪的放纵情况到了后来固然略有保守之势，但弗洛伊德在世时所看到的性道德的发展却决不是他所想要看到的样子，这不是他的“运动”所想要带来的后果。但是，更悲剧性的是，心理分析运动所为之献力的那个理性，那个19世纪的女神，在1914年到1939年之间完全战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是理性与神智的节节败退。弗洛伊德，这个为了建立理性世界而发起运动的自傲的领袖，不得不亲眼看着社会日益疯狂时代的到来。
他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而他悲剧的命运是亲眼看看西方世界，自女巫迫害以来最没有理性的暴力结合在一起，击败了理性，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咽下他最后一口气。当然，他最后的价值只有历史才可以评定，但我相信弗洛伊德的悲剧只是他生不逢时，在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疯狂****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弥漫中结束了他的一生，然而他的使命并没有失败。他的运动尽管变质为一种新的宗教，让那些在焦虑与混乱的世界中找寻庇护所的人藏首，但西方的思想已经怀育了弗洛伊德的发现，西方思想的未来必然会生下这个怀育的果实。我所说的不只是他在心理学学说上提供的新基础一潜意识的发现，它在梦中、症候中、性格特征中、神话和宗教中的运作，童年早期经验对性格发展的影响，以及许多其他的、不那么基本的发现——而且也是包括他对西方整个思想的影响。
弗洛伊德固然一方面代表了理性主义的巅峰，同时却敢对理性主义挥下了致命的一棒。他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之渊源是在潜意识，是在一个深渊处，而这个深渊的大部分却永远是不向我们审视的眼睛开放的；他告诉我们，人的有意识的思想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对自己的行为有控制力——如此，他把理性主义挖了根；人的理智可以控制全局，不受限制，没有挑战者，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支柱了。弗洛伊德看到了“地狱”中的许多力量，以此而言，他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而浪漫主义这个运动想要透入的是非理性层面。因此，弗洛伊德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把控制18世纪与19世纪西方思想的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综合在一起，这两种力量就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但要更为充分地了解弗洛伊德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还需更进一步。弗洛伊德对人的研究法是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最主要的趋势之一部分——而且或许也是它的顶峰；这个趋势就是掌握住事实，接触到事实，把遮盖了事实与扭曲了事实的幻像驱除掉。斯宾诺莎为这个努力打下了基础，他为心理学提供了新的观念，把人的心灵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依自然的法则而运作的。自然科学则对物质的本性做新的探讨，加入了同一个行例。康德、尼采、马克思、达尔文、齐克果、柏格森、乔斯、毕卡索也都是这同一阵营的人，他们要对事实做直接的、不加扭曲的了解。这些人虽然各自行为不吼，却共同表现了西方人热烈的渴望，这就是消除虚假的神，驱除幻像，如实的去了解自己和世界，以他们为事实整体的一部分去看待他们。这是在知性层面上科学的目标，而在体验的层面上，一神论的神秘主义——尤其是东方与神无关的神秘主义——最纯粹最合理的形式中，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个目标。
弗洛伊德的发现是这个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因为失去了弗洛伊德那种热情，而把心理分析学说变成新的借口，但人类的未来发展若想渡过目前非理性的与疯狂的黑暗时期，必不能离开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新洞察力。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巨人形象，忘记对他的传说，偶像化崇拜，也忘记别人对他的敌意，而只以他的本来样子来看他。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热烈渴求真理的人，对理性有无限的信念，他有不屈不挠的勇气，把一切都投在这种信念上。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深深需要母爱、赞美与保护的人，得到就会充满自信，得不到就会郁抑和失望。这种情绪上的物质上的不安全感，使他想要控制依赖他的人，以便他可以依赖他们。
这种不安全感也可能是使他追求外在世界认知的原因之一。他自以为他不在乎别人承不承认他，他自以为他超过了被人认知的渴求，然而他人格中却深藏着这种被人认知和获得美誉的渴望，当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便感到强烈的辛酸。
他的攻击是猛烈的，他的守势是迅速而有穿透性的侧击。他把生命看作一种智力猜谜，而决心凭着优越的智力来取胜。在他凭借着用来作为工作的观念中，他寻求更深的价值和意义。他内在的野心渴求和他的价值感往往互相冲突，这两者造成了苦恼的灵魂的活动。而他总是有一种忧苦的感觉，觉得他的成就的价值没有他付出的代价高。
他能够把他的精力完全用在他热烈的追求上，他也有一种永不知足的涵量，要在所有的领域与关系中去探索试验。他往往在琐屑的小事情上来肯定自己，跟那些不欢迎他的观念与帮助的人争执。他也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觉得他容易受影响，而为了要想表现自己比实际的自己更独立，他往往跟那些影响他最强烈的人做不必要的争吵。
精力与野心总是处在战斗中。虽然他的自制力比一般人强，但敌意与愤怒对他的骚扰也比一般人更大。他不是不会圆滑和让步，但同时他却又是最不圆滑的人，往往很顽固，或者有意去做一些事情，以便看一看火爆场面。
他能够很快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能够精通许多事情。这个，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使他近于歌德的“全面”；从最坏的一面来说，则使他成为一个玩票者；但即使是这样他仍旧能够潜下去打捞一些东西上来。他对一般的潜能和目标很警觉，对于具有深广含义的处境感兴趣，并因之鼓舞，但他需要有一种独立表达的方式。当他受到干扰的时候，他会非常恼怒；这有时会使他相当偏激和自负，但同时他也有一种敏锐在他的文体中表现出来，也在他洞察他人的心思和预料他人行为的能力中表现出来。他一方面对人性的知识有无限制的涵括能力，另一方面对人对观念又有一种无望的偏见和虚妄看法。他有能力唤起他人热忱和盲目的效忠，扮演戏剧角色，有时所作所为像一个天才，有时又像一个狂热分子。他有很显然的能力把要做的事情完成，而把一切旁支的兴趣扫除，把一切消耗时间的个人情感消除。
他不是有爱心的人；他是自我中心的，充荷着他使命中的观念，期望别人跟随他，伺候他，为了他而牺牲他们的独立性和智性上的自由。世界只是他的使命而自负，因为他的宗旨的伟大而自负，也为了他自己是身负这个使命者而自负。他体验生活，惧怕失去他已经享有的东西，那会让他痛苦。因此他避免享乐，意图用意志与理智来控制所有的热情、爱恋与情感。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自足的、自制的人，高高超乎凡夫走卒之上，舍弃生活的享乐，却享受着那种没有人能伤害他、没有东西能伤害他的安全感。他在跟别人的关系上，在他的野心上，他是没有节制的，而奇怪的是他甚至在严厉上也是没有节制的。
他是一个寂寞的人，当他没有积极追求他的发现和他准政治的目标时，他是不快乐的。在没有遭受到挑战和攻击时，他是仁慈的、幽默的。在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完全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他自己锐利地看到这一点；他想要把一个理性与和谐的允诺之地（福地）指示给人类，但他自己却只能从远处看一看它；他知道他自己永远也不能到达那里，甚至于，在“约书亚——荣格”背叛了他之后，他可能感觉到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到达那里。他身为一个伟人，一个人类的先导者，却必须在深深的失望感中死去，然而他的骄傲与尊严却永远没有因为疾病、失败与失望而出现过缺口。凡是在心智上比他的忠心门徒更独立的人，或许都会觉得弗洛伊德是个难处的人，甚至难于让人喜欢的人；然而他的天才，他的诚实、他的勇气与他的一生悲剧性质，不但使人充满敬意与赞佩，而且也为这个真正的伟人心生悲悯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