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似记得，至少我的同辈中有人记得，当初我带着某些错误和过高的估计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以满怀希望的面目出现的。我对十九世纪哲学界悲观意义的理解_一天知道是依据哪些个人经验——觉得它是一种象征，即象征着比十八世纪（休谟、康德、康迪拉克和感觉主义者的时代）更强劲的思考力，更大胆的勇气，更充满胜利的丰富生活。所以，我觉得悲观主义就像我们文化的繁华，是文化所许可的最珍贵、最高雅、也最具危险性的豪奢，自然是文化鼎盛使然。
我认为德国音乐所表现的无非是德国人心灵中酒神的强大力量。我听到地震的巨响，那自古积聚的原始力终于爆发了；而深深震撼着一切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我是漠然置之的。人们发觉，当初我对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及对德国音乐的特质——浪漫主义——做了错误的理解。
何谓浪漫主义？每一种艺术和哲学都可能被视为治疗手段和辅助手段，为倾力奋斗的、变幻莫测的人生服务，它们无不以痛苦和受苦之人为前提。而受苦者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因生活过度丰裕而痛苦，这类人需要酒神的艺术，同时也用悲观的观点审视生活；另一类是因生活的贫困而痛苦，他们需要借助艺术和知识以寻求安宁、休憩和自救，或者寻求迷醉、麻木、痉挛和疯狂。各种艺术和知识中的浪漫主义完全适合受苦者的这两类需要，叔本华和里夏德·瓦格纳也与之相适应。这二位是最负盛名、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当初我是误解了他们。假如人们承认我的话是公平的，那大概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害吧。
生活丰裕的富翁，酒神，不仅观察可怕和可疑的事物，而且实施可怕的行动，肆意进行破坏和否定。他身上可能出现邪恶、荒谬和丑陋的东西，这是创造力过剩所致，这过剩的创造力甚至能把荒漠变成良田。相反，受苦者，生活赤贫者大多需要温和、平静和善良，在思想和行动里需要一个上帝，一个庇佑病人的真正上帝，一个“救世主”。他们也需要逻辑，需要领悟现实，因为逻辑安抚人，使人产生信赖，总之，他们需要在乐观的境遇里建立一个温暖、狭小、隔绝、能抵御恐惧的空间。
我开始学会理解与酒神悲观主义者相对立的伊壁鸠鲁和“基督徒”。其实，后者只不过是伊壁鸠鲁追随者当中的一种，类似于浪漫主义者。我的目光在观察最困难和棘手的反推论形式时越加锐利了，即由作品推论作者，由行为推论施行者，由理想推论需要理想的人，由每种思维方式和评估方式推论在其背后起指挥作用的需求。
在美学评估方面，我现在使用这样的主要区别方法：每遇事就问：“在这里，是饥饿还是奢侈变成了创造力？”然而在开始的时候，另一种区别方法似乎更值得推荐，它远比上述的方法明显，即把注意力放在创作动机上，看它是追求固定、永恒和现实，还是追求破坏、更新、变化和冀盼未来，如果我们的审察更深入一些，便发现这两种追求还是模棱两可，意义暖昧，所以还不如使用前面提及的、我以为很合理的区别模式更一目了然。
对破坏、改变和变化的追求可能是一种孕育未来的过剩力量的表示（对这力量，我使用的术语便是大家已知的“酒神力量”），但也可能是失败者、穷人和失意者生的恨意。由仇恨而施行破坏，这是势在必然，现存的一切无不在激怒这仇恨并使它发作。明白了这些，也就不难认识身边的无政府主义者了。
期求永恒的意志也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可能源于感激和爱，发轫于此的艺术必然是神化的艺术，比如鲁本斯赞颂酒神的热烈奔放，哈菲斯高歌天国之极极乐，歌德的明丽和善意，这类艺术将荷马式的荣耀和光明播撒到万事万物。但这意志也可能是受苦者、奋斗者和被刑讯者的暴君式的专断意志：它在自己痛苦的特质和私秘性上全部贴上必然规律和强制标签，要对一切实施报复，把自己受折磨的图像强加并烙铸在其他一切事物上。
后者是浪漫的悲观主义最具特征的形式，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也罢，瓦格纳的首尔也罢，浪漫的悲观主义是我们文化命运中的伟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