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声明之后的协定的细节我不准备一一道出，也不想来建构或执行这个协定。也许，我没有能力公平看待这件事情的好处，如果有，我也不准备拿来当作争辩的立场，因为（不管别人可能会，或者应该做什么）我都不会借托某项严格的权利观点，而只是诉诸你广为人知的荣誉与慷慨原则，加上长久的友谊给人带来的自由和特权。我假定你完全熟悉伯哥伊恩将军所受到的非同寻常的待遇的整个情况，因此我不准备对你如此可靠的记忆力和如此适当的判断力显示任何怀疑，就好像要让你的记忆力重新唤起，让你的判断力找到一个线索一样。
我乐于承认，柏哥伊恩将军一直都是（看他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痛苦），现在仍然是对英皇室充满感情的热切的仆从，在美国，他是国王指派去的军官（就他的运气所及），文武双全，有过人的忠诚心、活动能力和精神力量。亲爱的先生，你虽然对自己赞同的这项事业表达过惊人的强调，也熟知人类的天性和人类的道德感，但你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人们愿意，而且有时候非得对自己的职责采纳不同的观点或采取不同的步骤，这是各地的利益和职业情形所致。我们在完全不同的行为过程中可能都有共同的优点。你知道，别的人也许值得你高度赞扬，而这件事情本身却又是你极力反对的。但是，不管我们对这场致命战争的起源抱什么样的看法，我都想对你说，伯哥伊恩将军具备优良的品德，他从没有强行驱动战争，没有通过邪恶的手段使其得到滋养或存活，也不会以不必要的热情去恶化其自然的损害，他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种军人脾气，他热爱自己的职业，这种职业作为一个手段经常会使他有极慷慨和极富人性的举动。
你听说过在大海的这边，他已牺牲掉自己极强的荣誉感，那些牺牲远远超出原则的要求。这对于他的国家来说并无任何益处，他在那里也受尽责备。美国是否也召唤更重大的牺牲，而这些牺牲对于提出要求的人来说又没有任何益处呢？我明白政治需求的严酷，但在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必要，既非权宜之计，也无适当可言。我知道应该尊重公众机关的意见，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是有可能犯下错误的，而能够让这些团体蒙受的最不名誉的羞耻就是假定它们都不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如果我不是完全相信你自由思想和有男子气概的作风，那我就不应该假定在我所处的最有敌意的情形当中向你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但在这小小的实验哲学观中，我并没有冒开罪于你的风险。我没有向美国大使提出申请，而是向一个作为哲学家、朋友和爱人类的富兰克林先生提出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政治会带上什么色彩，我都将拥有一份荣誉成为，亲爱的先生，等等，等等。
艾德蒙得·伯克
——
威信与男子权威的奥秘
摘自夏尔·戴高乐《剑之刃》
为人领袖者如何激发跟随者对他的信心？用他自己的最高理想。
和在没有食物、饮水和睡眠的情况下人不能求生一样求生，人的内心里也不能没有控制。作为政治动物，他们感觉对于组织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一种确定的秩序和领袖的需要。威权可能在其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但是，或迟或早，处在一切事物基础之上的自然平衡会提供新的基础，不管是更好的还是较差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可以用新的办法重建风纪的那种基础。这些新基础哪怕到现在都还在出现。在给一些个人的价值确认当中，在少数人的擢升当中也是相当明显的。人们过去给予出身或从政经验的东西，他们现在都给了那些坚持自己权力的人。有哪位合法的君主曾像现在的独裁者一样受到人们卣目的崇拜，而这样的独裁者之所以爬上高位，难道不是因为别的东西，仅仅是因为自己厚颜无耻？有哪个确定的权威能够在事件当中留下如此的痕迹，就像工程师的高效工作给现代世界留下印象呢？什么样的征服者被人们狂热地称作我们的运动员，而他们的成功全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权威的这种变化一定会在军纪当中体现出来。在军队里，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人们说：“尊敬正在消失。”但事实上，尊敬只是变化了自己的对象。要别人服从自己，处在指挥位置上的人今天必须较少依靠他自己的级别而更多依靠自己的价值。我们再不能把权力与权力的附属特征混为一谈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必须有所约束的东西就可以完全取消了。人不可能变化得那么快，那么彻底，人的天性也是跳跃移动的。在别人头上行使的权威在更大范围内取决于围绕级别和官位的光环。同时，有主人性格的人所具备的优势，以及他确保别人服从于自己的顺理成章的能力也总是存在着的。但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在传统和习俗已经受到剧烈冲击的一个社会里，服从的习惯力量越来越弱，命令的主要动力现在只能在领袖个人的威信当中找到。
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的事情，它主要取决于一种基本的天赋，一种不太容易分析出来的天生的敏捷。事实是这样的：某些人看来天生就具备抵挡不住的权威感，就像那是一股洪流，尽管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权威感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就连处在其影响下的那些人，也会惊讶于自己对这种权威的反应。这种现象与爱的感觉有共同之处，如果没有我们称之为“魅力”的东西在场，那就不可能表达得很清楚。更奇怪的是，有这么一个事实存在着，某些人表现出来的权威感经常与其内在的天赋或能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有杰出智慧的人却没有权威感，而较少这方面天赋的人却又具备相当高的权威感。
虽然我们所称的“天生的权威天赋”当中有很多不是后天可以获得，而只能来自于某些人最深层的自我，而且各个人的情况还有差别，但是，也有很多经常出现和必要的因素在里面，都是人们可以加以了解的，这部分要素就是可以获得或培养的。真正的领袖，如同大艺术家一样，是一种有内在倾向的人，这种内在的倾向可以通过他对这门艺术的练习加以强化和利用。
首先，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存在，因为熟悉的东西会滋生轻篾。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最神圣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在自己的贴身仆从面前当英雄。在领袖人物的外貌、风度和精神活动之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是别人完全无法了解到的，这使别人感到困惑，让他们不安，并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一定是让自己躲在象牙塔内，离他的下属远远的，让他们无法靠近。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要影响别人的思想，他就必须仔细地观察他们，并明确弄清楚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不同，但只是在一个条件下来做这件事情，即，他不会流露出任何东西，他必须保留住某些秘密的知识，这些知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来干预，并更有效地避免令人惊异。群众潜在的信仰会把其余的事情做完：领袖一旦被判断出能够把他自己的性格增添到任何一种情形之中的已知因素中，接下来的希望与信心会对他们心中的信仰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领袖必须回应这样一些人的渴望，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但一直在追求着完美，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受到召唤的。他们知道自己有自己的缺陷，而且天性也不是太好，因此让自己产生无穷无尽的幻想和希望，人人都在衡量自己的屑小，因此而接受集体行动的需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应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本身还必须是远大的目标。除非能够触动这根弦，否则，任何领袖都不可能成功地突出自己。其作用在于命令和指挥群众的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雄辩的基础。所有的演说家都会让最差的论证披上伟大的外衣。大企业的顶梁柱是：所有公司的说明书都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跟进步等同起来。这是政治党派的跳板：所有的党派都在无休止地说，所有人的幸福是其党纲的最终目的。因此，不管领袖发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用高尚的布片包裹起来。他必须登高远望，显示他有远见，能干成大事，因此而在那些挣扎于浅水中的人的慷慨七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必须把对偶然事件的轻蔑人性化，并交由他的下属去料理。他必须把枝节琐事全都扔到一边去，让喜欢做单调事情的人去仔细研究，慢慢解决。这里不会出现德行的问题。《福音书》里教导的完美从来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帝国。每一个喜欢行动的人都有很强烈的自我倾向，有自傲和坚毅的一面，也还有狡猾的一面。但所有这些都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它们会被看作是高尚的品质，只要他能利用它们当作实现伟大目标的手段。因此，满足一个人内心的秘密欲望，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杂事做一些补偿，他就会捕捉住他们的想象力，而且，哪怕他中途失败，在他们的眼中，他还会保持住自己的威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仍然会带领他们走到那个目标。但是，从不能够从庸俗的事务当中脱出身来，而且满足于小有成就的人，他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他最多让人们记住他是个好仆人，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师，他不能够把人类的信仰和梦想吸引到他的身边来。
的确，一项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类所有的领袖总是把自己跟崇高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人物、先知还是军人，他们总能够从别人身上得到最好的一部分，这就使他们的影响力得到更大的力量和广度。他们活着的时候为人所跟随，是因为他们代表心灵的博大精深，而不是仅仅为了自私自利，他们在后世为人所景仰，多半是因为他们气魄宏大、果断有力，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的用处。虽然有时候理智会谴责他们，但是，感情却会在他们身上罩上一层荣耀的光环。在伟人的中央广场上，拿破仑总是比帕尔蒙迪埃的级别高。因为这就是真切的情况，历史竟然也给这样一些人一种阴暗的重大意义：他们的声名主要依靠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煽动叛乱和残酷行为的人，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打着某种听起来很高尚的名义。
——
随时做好战争准备
摘自尼克尔·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政治家避免走向战争的最佳办法就是随时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
罗马人在所占领的外省总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建立起殖民地，用这个办法来诱骗力量稍弱的国家，同时又不必增强自己的军力，他们压倒强国，不让外国统治者从他们那里获取影响力。我引证希腊省作为一个例子。他们与亚该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交朋友，马其顿王国被推翻，安提克王朝被赶走，他们也不让亚该亚人或埃托利亚人的优势为其扩大疆土，说服菲律普也不会引发他们在不削减他的影响之前与他交朋友，安提克的力量也不能说服他们允许他在那个省里拥有任何一个地盘。
在上述这些例子当中，罗马人做了聪明的君王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不仅仅考虑当前的局势，而且还要考虑到未来的不协调情况，并想尽办法严加防范。因为早早就看出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很容易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如果人们等到事情已经火烧眉毛了才去想办法，那可能就药石罔救了，因为那时已经病入膏肓。这种情况跟痨病热一样，医生说，初发的时候治起来容易但很难看出，等到容易看出的时候，治起来就不太容易了。因此，这样的事情在治国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早早看出正在酝酿的问题（只有谨慎的人才能担当此任），那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等到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听任问题不断发展下去，到了人人都能明白的程度，那就难以找到救治办法了。因此，罗马人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总能在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找到解决办法，因而不必增加兵力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们明白，战争不能够避免，但可以推迟到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因此，他们在希腊向菲律普和安提克宣战，因此而不必与他们在意大利决战，虽然他们当时本可以避免这两场战争的。这不是他们选择的，他们从不想做那件事情，而现在很多聪明人都在念叨着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得到推迟的优势，但他们更喜欢信任自己的美德和谨慎。因为时间会带来一切，也许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
模范公民
摘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贵族的生活》
从很多方面来看，布鲁图·马库斯是普鲁塔克所谓的积极与深沉美德的理想混合。他是哲学研究者，为罗马共和国反抗凯撒这样的篡位者和野心家行动的辩护人，他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妻子，可以与之分享秘密和痛苦。哪怕他在凯撒那边的敌人，比如马克·安东尼，也都称赞他人格的高贵和信念的真诚。普鲁塔克（46—127年）为希腊和罗马英雄及政治家写过众多的传记。
布鲁图·马库斯是布鲁图·朱尼厄斯的后代，他的铜像由古代罗马人竖立在首都，跟众多的国王并呈一处。他的雕像表现他拔剑出鞘的样子，为的是纪念他驱赶塔昆族并摧毁君主制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布鲁图族的这位祖先天性严厉，顽固不化，性情如铁，学问再深，思想再广博也不能软化其性格。结果，因为对暴君极其愤怒，极其仇恨，竟然因为参与暴君的阴谋而将自己的几个儿子也杀死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来说一说的布鲁图却有温厚的性情，这种性情又因学识水平和对哲学的研究而大有提高。虽然他性情温和深沉，但他还是参与商务与公共事务，使自己陶冶出最适合于有德行者的气质。就连因为他与凯撒为敌而站到他对面去的政敌也说，如果在这整个的事件中有什么可敬或高贵之举可言的话，那他们全都会说布鲁图，而且会把一切野蛮和残酷的东西归属于岂撒，凯撒本是布鲁图的亲戚与亲密朋友，但从为人诚实和目的的纯净上看，他们根本不是同级别的人。
哲学家卡托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莉娅的兄弟。在所有罗马人当中，此人是他的外甥最为敬佩的人。布鲁图起而模仿他，后来还娶了他的女儿波西娅。布鲁图研究过所有希腊哲学家，在这些哲学家当中，他最崇拜的是柏拉图派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