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生活所蕴含的“真意”也因在其中获得深度安足的陶渊明的惠临才进入了存在的光亮之中，陶渊明成为田园生活之美的最伟大、最富有诗意的见证者。也许“美”、“善”可为一时之德，而“真”却更像一种内在的生命之气，要求一以贯之，不能断续，故不可及。因而在“安贫乐道”方面，道家的做法相对较彻底、较持久并较有深度。因为它更有“安贫”的可操作性，是立“阶级”以方便人们升堂入室的。而儒家道德的“至善性”则是“绝人攀跻”的，其所谓“安贫”便只有少数圣人及“亚圣”可以“成德”，而道家反因此向凡俗之人敞开了人生解脱与自由的大门。
正因此，陶渊明“任真无所先”的追求便使他的“安贫乐道”价值着眼点不在儒家的道德之“善”，而上升到为“真”、为“美”！ 这就是他最终能“安”于“贫”而所“乐”的“道”！ 如此，我们方可明白陶渊明为什么一再写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因为“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并不需要作些与众不同底事。他可以只作照他在社会中所有底伦职所应作底事。……不过因为他对于宇宙人生，有深底觉解，所以这些事对于他都有一种意义，为对于在别底境界中底人所无者。” “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中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 “即从作息勤厉中，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 他那些注重眼前当下“此中有真意”的真淳朴美的美好生活本身的诗句恰恰以它超越于道德的魅力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人类最终追求的生活境界不是一般的“善”，甚至也不单单是“美”，而是包容、升华了“善”与“美”的“真”！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种“真”亦非完全是道家所津津乐道的“真”，这里同样有着一种“包容”与“升华”：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陶渊明所追求的“真”是人类有深度的精神生活最后“安足”的家园！ “真”是我们生活的真正深度。
清代温汝能《陶诗汇评》一书中说：
汤文清云：“渊明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西山之所以有饿夫也。世事贪荣禄、慕豪侈，而高谈名义，自方于古之人，余未之信也。”观斯言，始知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固则为君子，滥则为小人。固与滥，舜、跖之分也。呜呼！ 可不慎哉！ 可不戒哉！ 这似乎是在说能“固穷节”是人生一切超越与自由的本根！ “可不慎哉！ 可不戒哉！ ”台湾学者南怀瑾曾指出：
《华严经》的重点是讲“一真法界”，处处皆是佛，一切众生人人皆是佛，“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再说，所有的佛经，乃至所有的宗教，看人生都是悲观的，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要求解脱；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缺陷的、悲惨的。唯有《华严经》所讲的，认为这个世界无所谓缺陷，即使是缺陷，也是美的；这个世界是至真、至善、至美；是一真法界，万法自如，处处成佛，时时成道。这也就是所谓的华严境界。
另有一位涤尘居士所撰文中也说：
世事本来幸福和乐，人人皆因有幸而生于此世，只要善用佛心本性，天地便呈现一片光辉。山云与海月，表达了自然的美妙，禅者亦有同心。芭蕉和尚说：“顺乎造化，与四时为友，所见者，不会没有花，所想者，不会不是月。”亦即此意。道元禅师也说过：“山峰的颜色，溪水的声音，都是释迦的雄姿和声音。”可见智者所领会的自然佛心均是异曲同工的。
世界有客观的“华严”的一面，如那翠翠山峰，淙淙溪流；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都是造化真境。然更重要的是生活世界中“华严”一面的展现，则更依赖于人的主观修养所达到的境界，也即他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与态度。世事本来就是若从“世眼”的角度去看，则无真不俗；而从“法眼”的角度看，则是无俗不真。陶渊明所写的景物是“雅人胸中胜概”，那么，这个“雅人”之“雅”的内涵就包括“法眼”之“法”内。终究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最后决定我们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或曰所选择的活法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面对现实的问题、解决现实的问题时以及不忘我们的责任、承担我们的责任时， 通过我们的修养的“法眼”看到、认识并体验、感受世界的华严壮丽也许就是我们此生全部的人生目的。如果说得更确切些的话，这就是人生的“解脱”境界！
而唯得人生“大清明”的人，才能得此“大自在”！
在陶学研究史上有所谓的“陶渊明美化了农村生活”的论调。如有学者在肯定了陶渊明“对他周围的劳动人民的一定的好感”时，又说“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对当时的人民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对农民的静穆写得多，对农村的凋敝写得少；而理想的乐土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中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些在当时都只能起阻碍历史前进的坏作用”。
显然， 这种观点典型地代表了那种将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的浅俗之见，不值一驳。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根本不存在是否“美化农村田园生活”的问题，因为他写的景物是一种“雅人胸中胜概”（王夫之），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相乘”（培根）的结果：“就是说，他所写的并不只是对景物外表的刻画，而是看到景物之后他自己内心的所得。那是一个具有美好修养的高雅之士对美好景物的反应， 是美好心灵之中的一种美好境界。” 也可以说所谓“雅人”之“雅”是大有内容的。虽有人认为陶渊明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了一片，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亦非对陶渊明的准确到位的评价。因为陶渊明的意义绝不是他将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农民”，他的价值完全在于他是一个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达到“自我实现” 境界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的境界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生活所做出的非凡反应。他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是有着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才可能达到的极智慧的理解与把握。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们已有共识。如当代学者葛晓音在其专著《八代诗史》中以“融兴寄于自然美的田园诗歌”为题，来论述陶渊明的诗，对陶诗的所写田园景物的特点就看得相当准确到位。李泽厚对陶诗的这种特点也有“深度的把握”，他认为陶渊明的诗中所反映的人生境界是“唯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 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把自《十九首》以来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 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从而，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各种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唯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由于有“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所以陶渊明能萧然自得，出而有所乐于外，入而有所足于中，无入而不自得，无往而不乐。同时淡泊名利、看破生死，又使他能把握到田园生活意境中那个佛教《心经》
上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永恒世界。
德国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1772—1801） 认为浪漫化就是神秘化：“在我看来，赋予普通的东西以更高的意义，使世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庄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就是浪漫化。”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的开派者，其伟大也许不在别处，而是在于他以自己极高妙的“主观品格”代表我们民族第一次“睁眼”看见了“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田园空间里“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等等这些“普通的东西”中所蕴含的“更高的意义”，为它们“披上神秘的外衣”。所谓“华严世界”的获得，所需要的就是对生活的这种“浪漫化”：“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庄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 这就是艺术中的风景，是“雅人胸中胜概”，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的真正含义。心中没有生气的人，看到的宇宙也是枯萎、死寂的有限状态。我们如果用纯美学理论的表述来看待上述情况，那就是“在生活中去作非功利的省视，在经验中去进行情感的净化，从而使经验具有新鲜性、客观性、开拓性，使生活本身变而为审美意味的领悟和创作。”南怀瑾指出：“在现实的生活里，在最平凡中，建立了一个非凡神圣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陶渊明正是理想而现实地做到了这一点。梁启超也指出：“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能彻悟人生的苦难，所以才可以真正做到执着于生活中美好可亲的一面。换句话说，唯有真“看破红尘”的人，才会真“热爱生活”，对生活有充沛的激情。
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所体现的智慧是对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整合与融会，该书中许多语句段落几乎可以看作是对陶渊明所实现“华严境界”的路径完美精妙的注解与说明，如：
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
此心常看得圆满，天下自无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宽平，天下自无险侧之人情。
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可见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