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及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
孙中山自1912年2月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并没有停止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但这时，孙中山还是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某国的支持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
例如，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其篡国卖国的真面目逐渐暴露。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准备“二次革命”，举起反袁大旗，1913年2月，孙中山“以个人名义联络两国感情”为名赴日考察，实际上是寻求日本对反袁运动的支持。但日本政府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鼓动和协助革命军起兵反抗袁世凯政府；另一方面又泄露革命军之真情，以示好于袁世凯，并以此要挟，暴露了日本既不真正同情国民党孙中山，也不愿看到袁世凯建立稳定的统治，而希望中国出现大乱、好从中取利的真实目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还未完全看清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1914年5月11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致书新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政府能援助国民党革命军打倒袁世凯。日本政府从侵略中国的政策出发，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允许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日本，以增加对中国内政操纵的筹码，另一方面加紧对北京政府的敲诈。并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在1915年加重对袁世凯政府的压力，强迫北京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在部分答应日本侵略要求之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又在1915年12月31日下令恢复帝制。此举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首的护国战争打响，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日本政府趁机兴风作浪，美英等政府从排挤日本、控制中国的政策出发还企图支持袁世凯，一时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使中国政局变化多端，人民苦难加重。
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逐渐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外交连续失败，使他感到帝国主义不可能帮助中国独立富强，而要取得中华民族的真正自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斗争，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为了再次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1920年10月，孙中山组织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孙中山第二次到广州建立政权，恢复中华民国军政府。1921年1月，孙中山提出改军政府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9月5日，已经改组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政府照会北京公使团，提出关余问题，这是广州政府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交涉。照会提出“关余之处分，全属中国内政问题，非列强之权限所能及，各国对于关税之关系，仅还付以关税作抵之各外债而已”；要求公使团“饬令银行委员会，立将关余交予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摊分予本政府，且须拨还民国九年3月以后西南应得之积存关余”。但北京公使团拖了3个月不答复。
“关余问题”是指海关税收在扣除以关税作抵押的赔款和外债后的剩余之数。但这笔款项一直由外籍税务司控制，为中国南北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自1916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后，此项关余曾经北京公使团同意，按13．7％的比例先后6次拨付南方军政府，指定由军政府外交兼财政总长伍廷芳出面领收。然而至1920年3月，军政府内部分裂，伍廷芳携印信及上项税款前往香港。于是，北京公使团将关余统统交给北京政府。孙中山重建南方政府后，北京公使团仍拒绝拨付关余，使南方政府发生严重的财政困难。至11月底，广州政府再次向北京公使团提出照会，要求尽快拨付，否则自行提取。
12月3日，北京公使团回电，威胁广州政府“拟经行迫胁收管广北税关，此种干涉税关之举动，使团断难承认，倘若竟然为此，当以相当之强硬手段对付”。5日，广州政府外交部复照：“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因此，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预列强之事”，声明广州方面已“静候3月，未得答复”，为求得解决，决“乃复延期两星期，不作任何举动，以再待使团之解决”。
12月7日，英、美、法、日4国调集军舰9艘进入广州白鹅潭示威，以后增至6国近20艘军舰对广州政府公然施行炮舰威胁政策。孙中山代表广州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回答《字林西报》记者提问时指出：广州担负护法战争之军费，历时已久，北京则用在粤所收之税攻粤省，外交团知而不问。查两广部税，岁以千万元计，此原为粤人之款，故予拟截留之，予将令税务司缴出粤省关税之全数。如不从命，则将另易总税司。当记者问：“此计划何时实行？”孙中山率直回答：“殆在后此数日内，且不欲预先照会外国领事，因款属省，与彼等无干也。”就是不管帝国主义态度如何，这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置。当记者问：“各国如从事阻止截留，是否将与各国抗？”孙中山坚定地回答：“予力不足与抗，然为四大强国压倒，虽败犹荣，果尔将另有办法。”表示坚决抗争的态度。12月14日，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叶恭绰、外交部长伍朝枢就关余问题致函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指出：关余如何处置，“外人无权干涉”，“本政府辖境内之关余又非北京非法政府所能擅取，其应归我政府所有，毫无疑义”；命令他将“本政府管辖地域内本年各海关一切税收，除对于以关税作抵之外债及赔款，应按比例摊扣清还外，所余之款须妥为保管，候本政府命令支付，嗣后亦须按照以上办法，每月结算一次，以重税收。至于自民国九年3月以后所有积存，本政府应得之关余，着由海关税收项下如数补还”。广州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广州人民的坚决支持。广州市民纷纷集会，抵制英美货物，进行抗议示威，也使帝国主义有所畏惧。12月21日，孙中山下令粤海关税司执行命令。24日，孙中山发表《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表明原则立场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1924年1月19日，广州政府再次致电安格联声明广州即将成立正式政府，即广州国民政府，要他转令粤海关税务司执行广州政府的命令。4月1日，北京公使团看到软硬兼施无法奏效，只得同意将粤海关关余拨付给广州政府。这是广州政府对外关系中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二、广州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外交斗争
1924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执行着联俄、扶助工农的革命政策。这自然受到帝国主义的敌视，它们企图以武力颠覆广州革命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由英国出面制造了“商团事件”。广东商团最初出现于1913年。当时是一支由商人出资供养，用以守卫商店、仓库的雇佣军。后来为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所操纵，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领，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东商团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愈益密切，成为帝国主义干涉广东和中国革命的工具。1924年7月15日，沙面中国工人为抗议英国在沙面英租界规定中国人须携带雇主照片的护照进出沙面的歧视和侮辱中国人的行为，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租界的中国巡捕也加入了罢工行列，这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租界当局。罢工坚持了32天，终于迫使英方宣布撤销新警律。沙面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国范围新的工运高潮的兴起，也加剧了英帝国主义对广州革命政府的仇视。英国侵略势力以香港为基地，一方面提供武器和金钱，援助陈炯明“反攻”广州；另一方面则怂恿陈廉伯利用商团势力，在广州内部兴风作浪，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同年8月，陈廉伯从香港偷运大批枪械弹药到达广州，加强商团武装，阴谋实行暴动。孙中山获悉后，在8月10日下令扣留商团私运的枪支1万支、子弹300万发，并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逃往香港。8月20日，商团总机关移设佛山，由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主持，并自22日胁迫全省商人实行罢市，要求广州政府无条件发还全部枪械，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等。至月底，全省罢市商埠已达百余，反革命的商团军还大量散发传单，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
为了打击广州国民政府，8月下旬，英国调集9艘军舰泊于白鹅潭江面，炮口对准中国军舰，公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8月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恫吓广州政府：“予现接上级英海军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但孙中山并未被吓倒，反而激起他无比愤怒。9月1日，孙中山发表《关于商团事件的对外宣言》及《致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抗议电》，指责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最后通牒“实为帝国主义热狂之一种表现”，并表示：“夫中国反革命党既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实为今日反革命党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余迫于深信此误用哀的美顿书之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孙中山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反帝态度使英国有所收敛，一时不敢公开对抗，便采取暗中和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