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的政策是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不再打土豪了，经济来源是抗日募捐。进入镇原县后，我们路过一个区长的家，因为那时我穿的是国民党军官的衣服，区长还出来欢迎我们，他把我们误认为中央军。我就叫他把为国民党军队筹的款子交给我。不一会儿，我们部队赶到了，他才知道是红军。但是，他看到红军人多势众，没有办法，只好把款子交给了我，还有两匹骡子，也一起交给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到了三岔，那里有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住有一个外国神父，我们从他那里搞到一些外国药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贾拓夫从陕北到了中央苏区，他和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到陕北。张德生是在路上接到中央红军的。我们到了吴起镇的时候，是红二十五军派人来迎接的。当时吴起镇还是游击区，苏维埃政府是半公开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息一周，恢复体力，打退了尾追的敌三十五师、三十六师三个团的骑兵。在吴起镇附近，我们为部队筹集了一些粮食，主要是小米，有些是谷子，还没有碾成米。南方的同志不晓得，有的把谷子也煮着吃了。他们派人找到我，说我筹的粮不好，等我把情况说清楚，大家都笑了。
红军长征已过去五十年了，那段历史是令人难忘的。长征是伟大的战略转移，艰苦转战两万五千里，在党中央和******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长征是崎岖坎坷的艰难历程，有多少优秀的指挥员、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长眠在雪山草地，他们的英名是应该永垂青史的。长征是艰苦卓绝的，但长征中也有欢乐和喜悦，这就是战斗的胜利，就是同志间的阶级友爱，就是军队和人民的深情厚谊，就是红军指战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我们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好，把军队建设搞好，我们的事业是必胜的。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胜利会师
董邦
[董邦：时在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水地委副书记。1995年逝世。]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二、四方面军走出了草地，夺取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的岷县境内，先头部队包围了岷县城，我们驻扎在县城以西的三十里铺。这时我的伤虽然没有痊愈，但已能下地行走了。
我在懋功剿匪的表现，给曾传六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我较有胆识能打仗，所以凡有游击任务，他总把重担子交给我。这次宿营后，曾局长便派我带领了八十多人到宕昌、哈达铺一带去开展游击活动，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和钳制武都方面的敌人。我们到那里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每一次打了土豪，我们马上就召开群众大会，把粮食、衣服等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将多余的骡马送回部队。就这样，我们在当地群众的帮助和配合下，积极地开展游击活动，牵制了敌人几个团的兵力。
我们在哈达铺打游击的时候，有一个当地姓王的穷人（名子已回忆不起），大约有三十多岁，他给我们游击队帮了很多忙，我们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一直跟到宕昌。后来红军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思想包袱很重，给我说：“红军一走，我就呆不住了，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回来，就要报复，到那时候我就活不成了，怎么办呢？”我听后充分理解他的心情，便给他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你愿意的话，干脆跟上红军走吧！”他经过考虑，同意跟我们一块走。当时，正好我们从敌人那里缴来了几十匹马，便给了他一匹马，他跟着我们离开岷县，到甘南临潭的新城、旧城和卓尼转了一大圈，直到第二次我们离开岷县，走到华家岭的时候，他又偷偷地对我说：“老董，我不想再走了，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娃娃，我一走丢下他们没有办法呀！”我当时说：“万一你不想走的话，你就回去吧！这匹马送给你骑着回去好了。”结果他怀着复杂而又惜别的心情，骑着马告别我们回家乡去了。
我记得，在岷县的时候，还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机构——岷县苏维埃政府。县政府设在岷县城南的漩涡村。我们总保卫局的侦察科长张明远（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被派任岷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当地人称他为县长。因为岷县就是张明远的故乡，他任职的时间虽短，但有许多有利的工作条件，所以在扩大红军、筹资、筹粮等项工作中做得很出色。记得在几十天内，他就动员了当地的贫苦农民三千多人参加工农红军。
张国焘在甘孜会议上，虽然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伪中央，承认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但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他的错误路线。当二、四方面军到达岷县之后，他又提出什么“通过青海草地，进入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主张，因而又将部队拉向临潭地区。由于党中央对张国焘再三争取教育，广大干部对他的错误主张也坚决抵制，才不得不又折回岷县。
记得由临潭返回岷县途中，我带着四五个人，沿途进行游击侦察。在从临潭的旧城到卓尼对面的洮河南岸时，路上经过一家牧主的庄园，人跑光了，我们拉了这家的两峰骆驼驮东西。这两峰骆驼经过野狐桥、岷县等地，后来一直带到武山，送给了鸳鸯镇的一家农民。
在红军包围岷县城时，有个叫李和义的来找朱总司令（据说他曾在鲁大昌部下当过旅长），说他联络了许多人马，要求跟红军一块走。朱总司令给了他个“游击司令”的头衔，让他自己招兵买马，组织队伍。
红军由临潭返回岷县，我们在哈达铺稍事休整后，经过理川、红崖等地，向漳县的新寺镇开拔。在行军的那天下午，前面的部队已越过新寺镇堡子到达新寺镇，我们总保卫局与大队脱了节。当我们快到新寺镇的堡子时，曾传六局长命令他的警卫员施悦和秘书两人骑马到堡子去号房了，准备宿营。他俩飞身上马奔驰而去。不久我们隐隐约约听见枪声，随后秘书回来报告说，当他和施悦两人行进到离堡子十几米时，堡子里忽然向他们开枪了，施悦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了。当时，曾局长派我带一班特务队，去往回搬施悦的遗体。开始堡子里枪打得很厉害，我们到不了跟前。直等到黄昏时分，留下几个人对敌人射击掩护，我带其他同志趁黑摸上了山坡，将施悦的遗体背了回来，从他身上款款取下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我触摸着他硬挺挺的尸体，心情沉重极了。他就是赛马会上为千万人注目称颂的生龙活虎的精敏小伙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正的事实。的确，施悦同志风华正茂，是个年轻精干的红军战士。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牺牲时也才二十出头。他积极向上，对人热情，跟随红军跋涉了万水千山，想不到在走出雪山越过草地，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献出了生命。首长和战友们都万分悲痛，许多同志伤心得连晚饭也没吃。第二天我们将他的遗体抬到武山县的马力镇，找了一口棺材安葬了。青山埋忠骨，英名万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