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荡荡的长江，蜿蜒万里，宛若大地一根明亮的飘带。这根飘带上从上到下有无数颗明珠，硕大的有重庆城、武汉城、南京城，锃亮的有宜宾城、万州城、宜昌城、荆州城、九江城、安庆城、芜湖城等，其中最有趣的是武汉城，是三瓣一朵花。
大武汉，挟长江、汉江为一水，长江、汉江江面上，百舸争流，纵横交错的堤埂上的绿荫，掩映着众多湖泊，当启明星挂在天空时，如果用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形容大武汉，不如说晨雾朦胧，柳影与轻雾，组成了梦幻世界。
随着鸡叫，大武汉又开始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一天。
武汉市是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的繁华码头城，武汉三个城之一武昌城，在武汉市东南这一块。由于历史发展而形成汉口是商业城，汉阳是工业城，武昌是官府驻地，兵营重地，学府之地。
武昌城里，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走了，带走了一个半团的兵力，武昌城内的反动新军实力也少了一些，各营革命党代表多次开会密商起义事宜。
此时，在武汉新军里的革命队伍党会员有6～7千人之众，这全是新式正规军。
9月14日，文学社的蒋翊武与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武昌楚雄楼10号召开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2个团体正式合作，并派代表赴上海，与黄兴、宋教仁接洽。
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为人厚道的刘公任军政府总理，瘦长的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临时总司令），长得墩实的孙武任参谋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势变化，没有按预定计划实现。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今岳阳）（直到决定于10月10日起义后，指挥机关才派人通知他回武汉主持起义工作）。
10月初，由于清政府调新军去外地，武汉新军士兵大部分已经加入革命，革命党人怕越来越多的革命的士兵被调走，自行瓦解，于是决定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文学社、共进社联合组成起义统一机构，蒋翊武为临时司令部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还有刘尧征、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张振武等为军事事筹备员，商定于10月11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
武汉地区革命党人在多次起义而未举行，情绪一直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之中，个个神经绷得紧紧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天，新军炮队的革命党人孟发臣等人，和营长杨齐风发生冲突，杨齐风用军棍打了孟发臣等人，士兵们看到长官这样蛮横专制，怒发冲冠，拖出几门大炮朝军官宿舍轰击，谁知，炮弹全是演习用的假弹，他们又急忙去取真弹时，被军官带部队镇压，湖广总督瑞澂命令加强防备兵变。
这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动派，都明白：马上要出大事了——革命党人要造反了。
双方都紧张。
10月9日上午，刘公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毕，参谋长孙武，带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大家专注，谁知此时抽烟的刘同来了，无意中，抽烟的火星溅到炸药桶里，顿时，轰天巨响，孙武被炸伤，刘公命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与刘同撤退，路上又想起了会党花名册，令刘同立即回去取去，俄国巡警闻声赶来，抓住了刘同等人，抄走准备用于起义的文告、旗帜、印信、钞票和宣传品，刘公隐蔽在汉口汉兴里友人处，俄国巡警将刘同引渡给湖广总督府，刘同当时还是一个14～15岁的孩子，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刘同忍受不过，哭着说：
“我……我……我说，可我对不起革命……同仁了。”
把他所知道的革命机关与重要领导人全部供出来。瑞澂火速派兵包围了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指挥部，抓住了一批革命党人。总指挥蒋翊武侥幸逃脱，当天子夜过后，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将捉到的革命党人全部杀害，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并严令管束军营，不许外出，不许进来，按照名单严密搜捕新军里的革命党人。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其妻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
于是，刘公同高个子张振武等在汉口法租界召集会议，密为布置，决定仍照原计划起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口令。
蒋翊武等人听说爆炸了，也大惊。
蒋翊武也在思索着应付办法，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
“来会你们老爷的。”
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
“事已至此，不要慌！”蒋翊武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2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经过一阵搏斗，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蒋翊武机灵地对警官说：
“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
刘复基会意，假意对蒋翊武大声地说：“东家，差你的房钱，我们一定会还你的，放心吧。”
警官见他长袍短褂，拖着长辫，以为他就是房东，便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飞快地越墙逃离。
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遇害，革命党人人自危。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独自乘船离开了武汉，潜匿新沟（今监利）以待。
但是，刘公同张振武，密为布置，决定仍照原计划起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口令——“同心协力”。
起义士兵，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8月19日，晚上8时左右，天黑了下来。
实行严禁的城区，静悄悄。
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8镇（师）所属工程第8营先后接到了刘公、蒋翊武起义的口令和命令，大家暗自激动不已。士兵金兆龙在兵营擦枪，排长陶启胜惊觉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以防不测。”金兆龙答。
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
金兆龙正在心烦，蛮恼火，急不择言道：“造反就造反，你能把老子怎的！”
陶启胜上前就要抓金兆龙，金兆龙急了，抬手就是一枪，陶启胜受了轻伤，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到门外，正撞着后队（连）正目﹙相当于班长﹚、革命党新军工程第8营总代表熊秉坤，熊秉坤一看要坏事，在门外抬手一枪，将陶启胜击毙。已经封了城的晚上，屋外枪声震耳，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以为是起义命令，大喊：
“反了！反了！”
“反了！反了！”
几千名士兵们，从不同的营房蜂拥而出。
顿时，枪声大作，第8营革命党人向枪声集来有40多人，熊秉坤立即带奔东侧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枪声大作，在库房守军里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团、营的步、炮、辎重、等兵种和陆军测绘学校的革命学生，共约5个营2000多人的兵力汇聚楚望台，大家都分发了武器弹药，一片火把，人声鼎沸，熊秉坤懵了，因为他只是相当于班长，这么多人，又办这么大一件事，怎么指挥，下一步怎么办？懵了，还有一个起义会员蔡济民，也只是一个排长，熊秉坤和几个革命党人紧急磋商，当时，新军分三派，一派是革命党人，大多是士兵，一派是反动派，主要是高级军官，一派是中立派，主要中级军官和部分士兵。
革命党人经过几分钟磋商，决定请革命党人的朋友来指挥这场起义，他就是队长﹙连长﹚吴兆麟，为什么请他？一是因他是军校毕业的科班军官，二是革命党人的朋友，参加过革命会党，后来退出了，但和革命党人走的很近，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兵法，大家认为他是朋友，又是将才，只几分钟吴兆麟被请来了，吴兆麟一看这么多革命起义军，群龙无首，一筹莫展，实在不愿看到这么多人失败牺牲，他问熊秉坤、蔡济民等：
“是真的是请我指挥吗？”
“唉呀，吴队长，火烧眉毛了，还不是真请！”
“真请？”吴兆麟再问。
“真请！”熊秉坤、蔡济民等肯定地答复说。
于是，军容整齐的吴兆麟站在高处大声向起义军喊道：“你们起义让我来指挥，你们听不听我的指挥？”
“听！”大家异口同声答道。
“听不听我的指挥？！”吴兆麟再次强调。
“听！”大家坚定地答道。吴兆麟不想造反，补充一句：
“我是临时指挥，我不造反，帮你们打完这场仗，你们干你们的，我走我的。”吴兆麟不想造反，补充一句。
“可以！”熊秉坤答道。
吴兆麟一生最辉煌时刻到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吴兆麟讲：“好！既然大家相信我这个朋友，我就指挥了，大家听着，命令：
“从现在开始，起义军称革命军，手臂上扎毛巾，以示区别：
一、首先在这里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有什么事，都要来这里商量，在这里听取命令。
二、用2个班分头割断武昌城所有的电话线，要快！越快越好！现在行动！
三，兵分三路，熊秉坤率一路攻占总督府，蔡济民一路攻占兵营，我率一路攻打中和门，接炮队进城。要快！要猛！行动吧！”
立即，火把组成的长龙游走，枪炮声四起！
武昌城沸腾了！
熊秉坤攻占总督府这路，有2000多人的起义军占据城东南的楚望台和北面的蛇山、凤凰山制高点，反动派1500多人，龟缩在以湖广总督衙门为主要据点的城西南角。
可笑的是，10月10日这一天早上，湖广总督瑞澂向北京内阁发了一封报捷电文：
昨日已缴获武昌革命党人名单，并拿获革命党32人，其中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三人罪恶深重，已经正法。其余拿获之人，尚在审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实，当分别重轻定罪。对于胁从者，准其悔过，予令自新。
瑞澂还顺带表彰了协同办事的几位官员。清廷当日的复电，对瑞澂多有赞赏：
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皆奋勇可嘉。
夜里11时，起义军发动第一次进攻，反动派警卫队火力强，起义军未能得手，这时炮队已经抵达楚望台，吴兆麟命令楚望台的炮兵配合，天黑，目标不明，命中率低，又没有成功，总督府附近的商人，动手烧掉自家的房屋，火光冲天，给炮兵照亮目标，楚望台赶紧开炮，一颗颗炮弹呼啸而出，射向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像热锅上的蚂蚁，吩咐随从掏墙洞，带一排卫队仓皇出逃，溜上“楚豫”号兵舰，统制张彪率部顽抗，经不住熊秉坤率领的敢死队的冲击，冲在前面的的起义军纪鸿钧、王世尤携带煤油等引火物，冒死登高烧门房和大堂，纵火焚烧，壮烈牺牲，反动派无法藏身，争相逃跑，张彪见不妙，也逃了，起义军占领总督府。深夜的战斗，枪炮声隆隆，革命党人不断地赶来，城外的的新军革命党人听到枪炮声，有一个整营赶来，因城门未开又不知城内情况如何，城内一夜战斗，因电话线割断，反动派不通音信不知情，也不敢动弹，起义军势大，到11日拂晓，武昌被革命军全部占领，天亮了，城外的革命党人的新军也进了城。
11日晚和12日早晨，汉口、汉阳新军革命党人相继发动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占领，如此顺利，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起义成功了！
这一年是辛亥年，又称辛亥革命，也叫武昌起义，或称武昌首义。
起义军聚在武昌湖北咨议局办公，大家问吴兆麟下一步怎么办？吴兆麟要走，以熊秉坤为首的革命党人不让走，吴兆麟说：
“我可以不走，但是，我只有本事指挥这次打仗，整个武汉、整个湖北省的局面我可没本事主持，要赶紧推举都督主持大局，否则，要出大事的。”
一语惊雷，震醒革命党人，大家推举熊秉坤或吴兆麟当都督，熊秉坤想都没有想过，自己认为大大的不行，自己只是一个小小正目（班长），觉得自己冲锋陷阵还可以，干别的不行，吴兆麟也觉得自己不行，心里还有点想着，这次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想到倒成了自己带头造反了，坚决不干。此时间，刘公与张振武、蔡济民等领导人，也来到了咨议局集会，刘公说：
“赶快找蒋翊武回来，赶快报告孙中山先生、黄兴总司令，赶快来武汉主持大局，先叫蒋翊武当总司令指挥，主持大局，不是咱们干得了的。”
于是，派人去找蒋翊武，打电报给孙中山。黄兴等人。
组织湖北军政府，推举都督，大家都推举刘公当都督，刘再三谦让，革命党有人开玩笑说：
“你把当道台的钱花了，那你现在就干都督吧，都督的官比道台大。”
“我不是为做官而来，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革命，是为人民。”刘公严肃地说。
“你不弄个官当当，你也不好向你们老刘家的人交待呢，哈哈。”大家一顿说笑。
刘公见大家这样说，越发不当都督了，好说歹说，才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察，监察都督以次官员（后与孙武、张知本、胡瑛、居正、汤化龙、陶德琨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鄂州约法》）。此时，眼前的著名革命党领导人只有刘公，他又不干都督，其他领导人：孙武负伤，蒋翊武不在武汉。远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在美国，黄兴在香港。
吴兆麟说：
“这不是个办法，需要找一个大人物来主持，至少也得一个协统﹙旅长﹚，才能有影响力”。
有人想到为人厚道和善的协统黎元洪，黎元洪1864年生，湖北黄陂人，字宋卿，上身长，下身短，面容慈善，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在海军中服役，甲午战争后，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在湖北教授训练“自强军”，由此发迹，升任3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曾多次破坏革命，起义爆发时，还亲手杀害一个去请起义的士兵，吴兆麟说：
“秉坤，带人赶紧把黎元洪捉来。”
熊秉坤立即带兵闯进黎元洪的家，黎元洪以为革命党人来报仇了，吓得躲雕画床底后幔里，熊秉坤等人将黎元洪搜出来，叫黎元洪当都督，黎元洪摇头不干，有个士兵说：
“不干就杀了他！”
黎元洪见激怒了造反军，说要杀他，吓得身子颤抖，就是不同意参加造反的起义军，吴兆麟说：
“先不管他，把他关在屋里，用几个人看起来。”
这个说自己不造反，而又充当了造反的头人吴兆麟，干得有板有眼。
于是把黎元洪放在起义军临时会议室的里间看起来，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值班，轮流看着，以防黎元洪跑了。起义军组织一个“谋略处”，有吴兆麟、熊秉坤、刘公、张振武、蔡济民等人，处理重要军事问题，吴兆麟说：
“赶紧以黎元洪协统的名义向全国通电”。
于是，起义军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国号“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各地人民群众的斗争，号召各地人民群众响应起义，推翻清朝政府统治，下令恢复武汉三镇秩序，后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宣布黎元洪（湖北黄陂人）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立宪派头子、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湖北蕲水人）为革命军政府民政总长，黄兴为总司令。蒋翊武闻讯赶回武昌，任军事顾问，代总司令，很快黄兴由香港赶至武昌，任革命军总司令。
革命党见武昌起义成功，各地会党纷纷响应。
10月11日到12月11日，2个月内，各省纷纷响应，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和上海相继宣布独立，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各省这一独立不要紧，又出现了五代十六国的局面，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及军阀割据，这就是民主革命的幼稚与不彻底性。
昆明，春城。风和日丽。
春城里的官兵们，异常躁动。
云南新军第19镇（师）37协统﹙旅长﹚蔡锷，见全国纷纷独立，也赶紧行动，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蔡锷，1882年生，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6岁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尚在时务学堂，梁谭二人不久进京了。1899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次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1904年回国后任军事学堂教官、监督，广西新军参谋长等职，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旅长﹚，时年29岁，蔡锷从小体弱多病，聪明过人，到1911年，有大批同盟会员和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师），武昌起义声势浩大，各地立即纷纷响应，在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
10月19日开始，云南同盟会员连续5次召开紧急秘密会议，蔡锷应邀参加了4次，蔡锷不是同盟会会员，但倾向革命，蔡锷是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起义，新军管带唐继尧也参加了起义，推举蔡锷为云南起义军临时总司令，10月30日夜10时，原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新军第73标﹙团﹚，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蔡锷率第74标﹙团﹚、炮标﹙炮兵团﹚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起义军将士奋勇向前，炮兵有力的炮火支援，迅速推进，一夜激战，起义军攻陷云贵总督署，活捉总督李经义，31日起义军占领全城。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为军政府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总长，29岁的云南令泽人唐继尧任军政部次长，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接着，派兵协助云南腾冲的同盟会员起义军，云南各府、州、县传檄光复，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接任贵州都督。
蔡锷就任都督后，大胆改革，撤换贪官污吏，任人为贤，取消苛捐杂税，大力提倡节约，整顿财政，开设银行，办教育、办实业，一派生机勃勃。
湖北军政府的成立，革命政策的宣布，得到了群众的广大泛拥护和支持，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剪辫子啰！革命了，剪辫子啰！”
到处剪辫子，剪了辫子，表示你革命了，不剪辫子，你革命了也不算，你不剪，别人按住你的头帮你剪，再不剪，砍头。后来就形成留头不留辫子，留辫子不留头，谁个为清朝一根辫子而不留头，谁不要头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袁世凯闻讯道：
“娘的！都反了！都反了！”
革命成功了，不愿当都督而当了都督的黎元洪，此时见有利可图，也活跃起来，积极“拥护共和”，把持政权，全国革命高潮和形势，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黎元洪伸手了，11月9日，黎元洪发出通电，请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市速派代表，到武昌商议组建临时中央政府。
11月11日，汤寿潜、程德全、联合陈其美通电各省，提出在上海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黎元洪一直坚持在武昌开，因为首义在武昌，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汉，在汉口英租界内连日举行。
很快，清廷作垂死挣扎，27岁（1883年2月12日生、皇帝溥仪的生父）的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的生父），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2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荫昌兼任第1军军统（军长），任命冯国璋为第2军军统（军长）。
荫昌，旗人，身材瘦小，1859年生，因是贵族，升职颇快，历任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尚书，军谘府大臣，北洋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陆军上将、参谋总长。其实，并无真才实学，没有魄力。这也是载沣“朝中无大臣，矮子里面挑将军”。
冯国璋南下时，拜访在河南项城洹上村养闲的老上司袁世凯，袁世凯告诉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瞧。”
并对冯国璋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
于是冯国璋率部行动迟缓拖沓，根本不听荫昌的调度，这真是急病求得慢郎中。
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成功，袁世凯坐上宾杨度献计说：“养寇自重。”意思是，让起义军势力先大起来，势必力大了，清庭制服不了，才会重用袁世凯。
徐世昌认为袁世凯的机会来了，奔波于北京——袁世凯老家河南省项城，动员袁世凯乘机而动，袁世凯家里的电台，日夜不停地收报、发报。操纵老部下——新军重要人物：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
冯国璋率第2军，按袁世凯的交待，在荫昌的第1军（由镇而改）后面按兵不动，并对荫昌作出了布防，虎视眈眈，荫昌背上直冒凉气，荫昌前后顾及。
清廷6镇（师）兵力镇压新军，此时领兵的人，除荫昌第1镇外，其余都是袁世凯的嫡系，迫不得已，被迫起用袁世凯。袁世凯见机行事，徐世昌左右说项，见清廷有难，袁世凯在河南项城老家隐居，向清庭故作姿态，抬高身架，北方新军大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出来的干将，在湖北领军段祺瑞，按兵不动，清廷三请三邀袁世凯，袁世凯借机要钱要权，清政府摄政王载沣没有才能，也没有办法。
朝庭当权的隆裕皇后，1868年生人，本来是一个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但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毫无傲慢之举，朝臣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话。初为皇后时，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隆裕皇后崇尚俭朴，又不得宠，没有额外收入，每月有限的例银用来日常开销、孝敬太后就所剩无几了，自然很少赏赐下人。1891年光绪帝的生父逝世，皇后连前去致祭时犒赏门丁仆媪的钱都拿不出，只好假装病了，去不了。所以，她一生不仅未尝过人间温情，连真正的荣华富贵也未享过。1908年12月2日溥仪登极，尊她为“兼祧母后”，上徽号“隆裕”，史称隆裕皇太后。此时溥仪的父亲载沣监国，隆裕并无实权，载沣办不了的事，才去找隆裕皇太后，但论地位则，隆裕皇太后也是万人之上，自可养尊处优，可是人秉性难改，亦然郁郁寡欢，十分和善，不多问事。
武昌革命党起义成功，危局时急，摄政王载沣无计可施，大臣要隆裕太后拿主意，隆裕太后，一说就流眼泪。
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只得请52岁的袁世凯出山。
13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众人前呼后拥之下，坐豪华马车入京，就任总理大臣，组成内阁，为清未第2届内阁。
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
外务大臣梁敦彦，胡惟德副之；
民政大臣赵秉钧，乌珍副之；
度支大臣严间修，陈锦涛副之；
学务大臣唐景崇，杨度副之；
陆军大臣王士珍，田文烈副之；
海军大臣萨镇冰，谭学衡副之；
司法大臣沈家本，梁启超副之；
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副之；
邮传部大臣杨士琦，梁如浩副之；
理藩大臣达寿，荣勋副之；
袁世凯得势后，马上挥笔奏章，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1军军统（军长）职务，令曹锟率第3镇（师）由东北进驻娘子关，虎视京城。
此时的溥仪皇帝（宣统皇帝）五岁，不能亲政，摄政王载沣、太后隆裕等个个软弱，哪敢不从，立即准了袁世凯的奏章。
袁世凯的嫡系部队，都是新式军队，军容整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千军万马，频频调动，一时间，大道上尘土飞扬。
冯国璋即按照袁世凯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世凯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武汉三镇北面的一个镇的起义军——汉口镇的起义新军，并授密计：
“时值秋季，武汉一直是刮北风，汉口是商业区，尽是商业铺面，乘风放火，火烧汉口”。
江水涛涛，向东而去，无休无止。
汉江、长江在这交并，一起东去，两条江流是“丫”字形，将大武汉也割成“丫”字形，大卸三块：汉口、汉阳、武昌三个镇。
冯国璋命令部将协统（旅长）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3个协（旅）北洋新建陆军轮番猛攻，清庭海军军舰也驶入武汉江面，发炮轰击起义军。
武昌的革命军浴血奋战，清廷也知道，攻不下武汉，甚至武昌，300年的江山即将完蛋；袁世凯也要第一仗打胜，成为他的政治资本；革命军也知道，刚取得的胜利，刚宣布的中华民国决不能屈服，同时各省代表在武汉开会必须拼死一战！。
双方都要拼死一战！
清廷（袁世凯）集中了马、步、炮、海军，狠命地进攻，革命军以大无畏地牺牲精神英勇抵抗，革命军消耗过大，清军进攻有增无减，且有海军军舰舰载巨炮支援，向革命军阵地轰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
11月1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几十万商民无家可归，损失不可计算。
冯国璋率清军与革命军激战4天4夜，袁世凯的北洋军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
冯国璋的暴行，由报刊报道，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少省份先后独立。近畿直隶于10月底11月初，也接连出现了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清廷频频告急，坐镇孝感督师的袁世凯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11月7日凌晨，燕晋联军大都督吴禄贞声讨冯国璋的暴行，要求严惩放火军官，袁世凯查清吴禄贞是湖北人，与革命军有交往，袁世凯用重金秘密卖通吴的卫队长，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杀害，把头颅割走了，随之直隶形势急转直下。吴禄贞被杀一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惊，这不仅在于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身首分异，更主要的是他谋划的起义行动被认为对辛亥革命结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清臣御史赵熙马上就上奏：
“京师人心惶惶，谓旗汉之争，祸将不解”
御史赵熙请求调查，而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查办中却“莫得其实在情形”由于此案一直未见分晓，所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重“无头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吴禄贞被杀之谜。
因全国民众声讨汉口纵火一事，袁世凯要冯国璋背黑锅。
11月13日，袁世凯令段祺瑞急赴山西处理“吴禄贞刺杀案”善后。18日袁世凯令段祺瑞南下兼任第1军总统官，并署湖广总督，官位正二品。实际湖广俱已独立，成了革命队伍党的天下了，虚衔，诱以段祺瑞向前冲锋陷阵。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
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
冯国璋接着进攻武汉三镇的东南面的一个镇的起义军——武昌起义军，武昌，是起义军武汉三镇最后的一座城了。
革命起义军军心已开始动摇，本是造反朝庭，胆子底气不足，蒋翊武、吴兆麟、熊秉坤均一直在前线，见此情景，急得不得了，代总司令蒋翊武想了个主意，放出风来，说黄兴总司令到，革命军为之一振，又抵抗了一天一夜，革命军连日激战伤亡大，且没有休息过，有的边打枪边睡着了，真是疲惫不堪，仗，打得太苦了。
不料，第二天，黄兴真的来了。
黄兴在前线战壕走了一遍，革命军立即振奋，高呼：
“共和万岁！”
“革命万岁！”
其实清军连日进攻，也是强弩之末，况多省独立，清庭无兵可调，袁世凯所能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原来天津小站练兵班底所掌握的新军，同时，各省独立，牵制清军兵力太多，与太平天国时期比，实力大大减弱。
同时，由于火烧汉口，民愤极大，引起海军不满。
海军司令萨镇冰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驻刘家庙及武汉、九江之间。10月17日，在海军炮火轰击下，革命军占领的武昌刘家庙车站失守。当时革命军虽已得武昌，而清军与革命军仍在对峙。
革命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早年毕业天津水师学堂，又曾在威海北洋舰队当过兵，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黎元洪致函其师萨镇冰，情真意切陈明大意，信件先后通过海军起义军官朱孝先，瑞典籍红十字会人员柯斯递送。在给各舰管带的信中写道：“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但萨镇冰无动于衷。在萨镇冰看来，革命是清廷的叛逆，当然也是他的敌人。
10月31日，清军见民军节节抵抗，难于长驱直入，冯国璋（冯国璋当时为清朝第1军总统，即军长）竟决定纵火烧房，使民军无存身之处。清军虽使用大火把民军逼出汉口，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广大海军官兵本来就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不愿为清廷打民军。当冯国璋下令舰队炮击武昌时，官兵们把炮弹都打到江堤边和稻田里。在配合陆军攻击汉阳时，也仅派出“海容”舰及几条舢板和汽艇应付。海军的消极厌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陆军的作战。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萨镇冰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既不愿为清廷殉葬，也不愿公然易帜加入革命军，对黎元洪回信说：“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收到信后又致书萨镇冰：“吾师抱救国之卓见，熟察现势，必知专制政体之必亡。”萨镇冰不想做清廷的罪人，又不愿当那为后人唾骂的历史罪人，于是选择了一条中间的道路。在此情形下，萨镇冰乃以有病需医为由离开舰队，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赴沪。
11月11日晚，萨镇冰乘坐的“江贞”号军舰发出信号灯：
“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舰艇好自为之。”
萨镇冰以离舰出走向部下暗示对起义的默许，从而解除了各舰官兵的顾虑。第2天，由副官汤芗铭等以他的名义命令军舰退向九江，而汤芗铭等人在中途反正，参加革命。
清军海军走了，黄兴组织革命军向清军反击，清军想不到革命军连日作战，连日消耗，还有这么狠，清军溃败，革命军占领了清军阵地，保卫住了武昌夺回了汉阳、汉口，保卫住了大武汉。
双方俱已疲惫，相持。
此时，冯国璋仍认为，革命军已经疲惫已极，只要增加一点兵力，就可一鼓可平定武汉。
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国璋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产生怀疑，于是私下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
不料袁世凯是玩权术的高手，机警过人，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反而下不了台，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
袁世凯说：“这个冯国璋真不听话。”
23日，袁世凯令江北提督段琪瑞，尅日由海道北上，径赴湖北参与战争，25日派段祺瑞任第2军总统官（也称军统，即军长），段祺嘴上喊“进攻！进攻！”就是不动，曹锟奉袁世凯之命，率第3镇（师）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威胁清政府。
袁世凯也亲自由大别山北簏重镇，平汉交通咽喉的河南信阳，坐火车经武胜关，赶到大别山南临近武汉的重镇，平汉交通咽喉的湖北孝感坐阵，孝感到汉口60公里。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上海方面代表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黎元洪无法抗衡，会议迁到南京继续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对选举临时大总统的问题上，受到代表清政府北方势力的牵制，对推举正副大元帅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时难决。最终各省代表会议议定：
一、初步订立《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
二、如果袁世凯参加革命，反对清朝，当公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2月14日，冯国璋正式向段祺瑞移交第1军军统关防要卷，段祺瑞率第1、2军，驻师湖北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以武力压迫革命军。曹锟驻娘子关，对北京虎视眈眈。
然而，革命党已成燎原之势，17个省的革命党纷纷宣布独立，南方、东南、西南，清朝彻底没戏。
清朝，大势已去。
话说袁世凯，本是投机取巧的人，出卖了自己皇上的人，自己军权在握，见有10几个省独立了，清廷就要完蛋，右手摸着自己的光脑壳，骂道：
“娘的！都革命了，我怎么办？”
又耍起两面派来，准备出卖清庭，利用革命党的力量，逼迫老实巴交的隆裕太后，取而代之，反过来向革命党要权，这叫一箭双雕。
于是，袁世凯也不进攻革命军了，反过来找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要钱要权，说：
“革命党确实厉害，咱们牺牲了许多将士，血流成河，可是革命党个个不要命，打不动。”
现在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摄政王载沣像泄了气地皮球，瘫坐在那里，没了主意，隆裕太后只顾流泪，半晌才说：
“全仗袁大总理力挽狂澜。”
“现在打不得了，议和吧。”袁世凯说。
“那就议吧。”隆裕太后无奈何地说。
袁世凯旨在自己谋利益，出卖清庭，说革命队伍军如何厉害，挟清廷议和，一面向革命军要权，一面派军舰炮轰武昌，给革命军施加压力，英国驻汉口领事接受袁世凯的派遣，假以中立者的身份为袁世凯传达意图。
12月1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南北政权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清廷代表唐绍仪。伍廷芳提出废除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等条件，唐绍仪电传回北京及袁世凯，袁世凯不同意这些条件，唐绍仪辞职。
25日（农历十一月八日），人们企盼已久的的孙中山先生从国外抵达上海，孙中山先生的威名传闻已久，无人能替代，孙中山先生的到来，使革命派的气势为之一震，同时也镇住了其他派别代表的想法，南方各派转而公推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为首组织临时政府，众代表无可辩驳。
29日，17省代表开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坐火车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铁路沿线群众遍插旗帜，每到一站，铁路两旁的群众都列队高呼：
“孙中山先生万岁！”
“共和万岁！”
孙中山先生热泪盈眶对左右说：
“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的同胞！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的同胞！”
午后抵达南京车站，车站人山人海，高呼：
“孙中山先生万岁！”
“共和万岁！”
军乐队奏乐，军、政、学、商各界都来欢迎，孙中山先生改坐马车到临时总统府，各省代表和群众齐呼：
“共和万岁！”
宛如雷鸣海啸，17省代表，无不感叹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无不感叹孙中山先生在人们心中的高尚地位。
1912年1月1日晚上，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宣言中，严重声明，他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新的建国宗旨，“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对内要实行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事统一，政府统一，财政统一，对外“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要一洗而去之”，要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共和国家。
1912年年定为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为保全前不久代表会议承诺：
虚位以待袁世凯，欢迎袁世凯反清革命。
孙中山先生做胡汉民、廖仲恺、黄兴、汪精卫、林森等大家的思想工作，说：
“袁世凯是一个奸诈狡黠、敢作敢为的人，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答应他当临时总统，他能把清庭推翻，不用再发生战争，我们的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他会疯狂的向我们反扑，目前我们的临时政府刚成立，没有本钱与他拼命。与其让他与我们为敌，不如让他与我们为友，共同推翻清庭。再一个袁世凯年事已高，也当不了几年的大总统，如果他胆敢复辟称帝，那时，我们已经休养生息，缓过劲来了，讨伐他，也轻而易举。”
大家渐渐同意孙中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