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对佛教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梳理和阐释了印度佛学思想。印顺法师不受传统佛教派别观念的影响，对印度佛学、印度佛教，包括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作了全面、客观的研究，对中观学派的研究尤其深入。他还创造性地把印度大乘佛教分判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和“真常唯心”三大系，提出了一个新说，成一家之言。
第二，发展和丰富了中国佛教思想。中国化佛教的最大创造，是禅宗和人间佛教。印顺法师在这两方面都有推进和发展。他的《中国禅宗史》阐述了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变、发展及牛头宗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对慧能禅宗的形成、分化和统一作了精辟的论述，其最大的理论是对《坛经》“性”的学说的阐释。他拈举出《坛经》“性”的概念和“见性成佛”的命题，并作了透彻的解释。他揭示出成佛的本原、生命的本原在于性，性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性不异于一切法，又离一切法的相。印顺导师发展了他的老师太虚法师“人生佛教”的思想，提出了人间佛教。其特点一是更强调人本，强调不讲鬼神，也不讲天化、神化；二是更重视现实，更关心现实人间的苦难。
不能不提的是，印顺法师的三个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重理性的精神。印顺法师送给我的那套《妙云集》里面夹了一张纸，上边有他的一段话：“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以正见而起正信，乃能引发正行，而向于佛道，自利利人，护持正法。”信仰佛教，首先要有正确的见解，才能有正确的信仰，然后有正确的行为，如此才能护持正法。这体现了他的高度理性精神。
第二，重批判的精神。他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讨论，对胡适关于神会和《坛经》的讨论，以及对教内的欧阳竟无、王恩洋，和他的学友默如法师，乃至他的老师太虚大师的讨论，都表现出了他重视理论的辨析和批判、依法不依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第三，重现实的精神。他在《妙云集·序目》中强调“在佛教的发展中，认清我们所应承受的佛法的特质，正常的积极的部分，以适应时机，救济苦难的现代”。这充分表现了他重现实的精神。
我想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要研究、了解现代中国佛教和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不能离开印顺的著作和理论；我们要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学（中国化的佛学也是国学的一部分），也离不开印顺的著作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