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有一种明显的或不太明显的论点，就是佛教不是哲学，中国佛教不是中国哲学。其理由概括起来有两条：（1）佛教是宗教信仰，不是哲学思想；（2）佛教是印度的，是“舶来品”。这个论点，既直接关乎对中国佛教内容的看法和估价，也直接涉及对中国哲学史全貌和各个断代哲学史的看法和估价。
一、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
从中国儒家传统眼光来看，佛教既是异端，又是夷狄之教，所以一概排斥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之外。这是一种派别的偏见。学术界存在的上述论见，则主要是不了解中国佛教的客观发展过程和实际的思想内容，不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内容已发生了变化，已不同于印度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大地上演变发展的历史表明，佛教僧侣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为了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宗教迷信、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相合拍，为了减少传教方面的政治、思想的阻力，都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将佛教思想中国化。佛教在汉代，与神仙方术、老庄思想相结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玄学、儒学相合流。在隋唐时代创立的宗派有三种类型：一是彻底中国化的、实际上是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禅宗；二是相对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一面依据印度佛经，一面借经发挥，以阐发自身的思想；三是基本上为印度原型的宗派，即玄奘、窥基创立的唯识宗，但在翻译的译本中也夹杂着中国思想，其著作对唯识宗也有某些发展。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是其思想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佛教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
再从佛教翻译、讲经、著述和创宗四种传播的方式、途径来看，翻译佛典往往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从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出发去修饰译文，汉译佛教经典本身已注入中国传统思想，已非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佛教僧侣在讲经过程中，为了使听众易于理解、接受，往往采用“格义”，即以中国的名词、概念、术语去比附印度佛教的名词、概念、术语，从而对印度佛典产生种种“曲解”，即渗透了中国僧侣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僧侣的著述，包括对佛典的注释和专著中，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思想，其中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的《肇论》、法藏的《华严金师子章》、慧能的《坛经》、宗密的《原人论》，直至契嵩的《辅教篇》等，都是中国佛教著作，其中有的乃是中国哲学史的名篇。至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正是标志着独立于印度佛教之外的、中国式的佛教的出现。
由此可见，不仅汉译佛典已不是纯粹的印度佛教的思想，而中国佛教大师的著书更是中国古代思想库的重要遗产。对于佛教典籍，尤其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无疑地应当作为中国思想遗产来研究。
二、中国佛教思想是富于哲学思辨的矿藏
宗教与哲学并不相同，但是又有联系，尤其是宗教理论往往与唯心主义哲学相通，甚至是构成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应当将宗教理论中富于思辨性的涉及物质与意识、运动与静止、实践与认识等方面的内容，作为哲学思想加以研究。在这方面，举例来说，隋唐佛教思想（尤其是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如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唯识宗的万法唯识、识外无境，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禅宗的心净自悟，都是典型的哲学思想。当时的佛学大师，如玄奘的佛教学识实已超过他的老师戒贤法师，是国际上水平最高的佛学权威。整整一代的佛学大师，除慧能外，如智、吉藏、窥基、法藏、澄观、宗密等，著书立说，创作宏富，思想深沉，堪与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并驾齐驱。可以说，隋唐佛教哲学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哲学抽象思维水平是很高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唐代世俗哲学家并不多，但是由于此时佛教哲学家异军突起，阵容空前，从认识史来看，这已足够说明隋唐时代哲学是无愧于历史赋予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中国佛教思想是既来源于印度佛教，又不同于印度佛教，既吸取中国传统思想，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新神学体系，是独具特色的宗教哲学，是中国哲学中具有特殊内容的一部分，是中国认识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中的隋唐宗派佛教，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也是中国哲学史中上接魏晋玄学、下启宋明理学的波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