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到底有没有捷径？这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最想破解的秘密。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人人都想走捷径，成为作家，但写作就跟学英文一样，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埋头苦读。写小说也是这样。正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23岁以后，我就一直在写小说。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很烂很短，但当我发现有两句话写得不错时，就不由得意气风发地想：天啊！我真是天才，竟然写出了这么好的句子！于是，我勇气倍增，又写了几篇。后来，我发现自己的细节描写也写得不错啊……越写到后面，我的内心就越是激动和满足。这就是写作给我的最好奖励。
一直以来，我都是写杂文、短评和短篇小说的，还受到过不少的好评。渐渐地，我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了。于是，我打算写些较长的文字，希望能写出一些中长篇来。
余华说得对，年轻时应该放开写长篇。等老了再去写杂文、短评和短篇小说。毕竟短篇幅的文字对记忆力的要求不如长篇文字那么高，应该趁着年轻、记忆力还没有衰退到不行的时候多写点大部头的长篇。另外，等老了，我的学问也长了，更能写出短小精悍的文字。
在开始写小说之前，我一直为没正式上过大学中文系而遗憾。但后来，写的东西多了，才渐渐明白，上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算是剑桥、哈佛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作家最好的老师是生活，最好的学校是社会。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会很多道理；在社会中，我们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一切，都为写作小说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和动力。
以前中国大学总是教学生怎么研究一部作品，而没有教他们怎么去读一部作品。包括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一样。当然，研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先要学会读一部作品。在中国大学中教学生写小说比较困难的，很少作家有王安忆那种伟大的牺牲精神，做那么伟大的一项工作。不过，在美国几所大学英文系都有作家的写作法课程，譬如，哈金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专门教写小说的教授。专业的教授，或许能够让很多年轻人少走很多很多弯路的。事实也证明，美国的写作课是成功的，因为美国有很多好的作家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很遗憾，没有任何作家教过我，我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行，边写边总结经验。
马尔克斯说过，“著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不断被人谈论的，一种是不断被人阅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后者。但文学史是由读者来写的，任何人也无法左右。那就随缘吧。我要做的很简单，就是一直写，用心地去写小说。
我希望能写出至少一百部作品，统统要出版成书。高产当然比低产好，但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书，因为不管你写多少，最后能一直被读下去的也就一两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那么多，最后被广泛阅读的也就是一部《百年孤独》，那也足够了。
某些人批评我，作品缺乏勇气，经常在公共事件中缺席，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不敢为民请命，不佩搞文学创作。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不能说缺乏勇气吧。有些人就热衷参加文学方面的活动，其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有的文学工作者，反过来对文学活动没有兴趣，对其他活动有兴趣。我个人觉得这个主要是个人兴趣的问题，这也是文学工作者的自由选择吧。
我觉得，跟余华同一时代的作家应该是最后一代忧国忧民的了，比他们稍早一点的王安忆、史铁生都一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80后出生的人（我是79的，既不能融入70年代，也不为80年代所接纳），就不像他们那么忧国忧民了。难怪王蒙老先生批评80后作家躲避历史，作品缺乏中国特色。我估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作家们恐怕再也不会像老一辈那么忧国忧民了。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经历有关。这也没什么坏处，西方早就走到这一步了，比如说拉美的年轻作家，也早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写了，因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了。
或许真的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吧，我比较沉迷于男女之爱方面的小说的创作。因为我认为，男女之爱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永恒的话题，可以跨越国界和时间而永恒。
我写过很多短篇小说，都很唯美，文笔很诙谐幽默，情感也很朴实真挚，但都是悲剧式的结局，男女主角都不能在一起。有人善意地批评我，现实中的悲剧已经太多了，还嫌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制造那么多悲剧？平时大家对我提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那么相爱，他们两个为何不结婚，永远在一起多好啊？我常常用渡边淳一的话来回答他们：“正因为相爱，所以只能分开。如果要把爱的激情保持在巅峰状态，那么结婚只会毁了这份爱。”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留下名言“在这世上，生命要保持永恒，爱情要保持纯洁，最完美的表现，除了死，别无他法”。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生离死别都是一种悲剧，总让人难以承受。但在美学理论里，悲剧只是美学的五大范畴之一。美学范畴里的悲剧，绝非琼瑶剧里的哭哭闹闹搂搂抱抱割腕上吊。的确，眼泪是最能打动人的武器，但决非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就是“将最唯美的东西在你面前毁灭给你看，让你的灵魂得到升华。”
在我的小说里，我更注重细节的刻画，常常用眼神和动作来营造出一出出悲剧，我是很少使用眼泪的，但往往能达到催泪的效果。哭过就算了吗？不，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在痛过之后，有唯美的体验，并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升华。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的。我曾经学过医学，并从事过相关的工作。我能很理智很冷静地看待死亡：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程序性凋亡而已，是生命的终点，同时也是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同样，离别与死亡类似，是另一个相聚的开始。把死定格为爱的极致，是我要表现的内容。我觉得，爱的终极那里就有死和恐怖。医学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再也没有比死亡——这样一个使人的一切从有变无的过程，更让人绝望了。我常常对死后的世界抱有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以为逝者到了天国，住在天堂守护在世的爱人。事实上，我在医院看到的死并不浪漫：从死的那一刻起，人的肉体就开始腐化，一切变得荡然无存。正因为生命的终点如此残忍，所以，我希望有生之年，人们会积聚所有能量，不顾一切，疯狂去爱，做到我们的爱情不打折。
我一直都想通过写小说的方式，记录那些深深爱过我的女孩及我们之间的爱恋，让它留驻在我的生命记忆中，作为永恒的纪念。
于是，在2007年8月开始，到2008年5月12日，我利用业余的空隙，完成了一本名为《我们的爱情不打折》的小说的创作。
这本小说其实是以我的个人经历为雏形的，所有的女主角也都是有现实原型的，还有那些配角，基本都是真实的。我再次把齐白石画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论应用到小说的创作上，开创一种新模式：50%的真实+50%的艺术化虚构=100%的艺术化真实。我所有的小说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写的，读者可以在我真挚的感情中，隐约看到我真实的影子。无论怎么说，艺术化真实，毕竟不是现实的真实，与现实还有很大的差距的。我的新作《我们的爱情不打折》当然不例外。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些人和这些事，实属见鬼了。
我的新作《我们的爱情不打折》是我的一篇名为《爱她，就保持一个大西洋的距离》的微型小说的超级加强版。我只是在《我们的爱情不打折》里增加了两个女主角和一些配角，加大了容量，总体的故事情节结构还是基本不变的，但有一点是根本改变了，就是结局。《我们的爱情不不打折》的结局比《爱她，就保持一个大西洋的距离》更加感人和更加能撼动人的灵魂。
在这本小说里，我人为地把那些与我有过爱恋故事的女孩分成了三大类：爱自己的人，自己爱的人和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爱自己的人和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都有很多很多，自己爱的人却是只有一个的。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尽管有很多，但最合适的也应该只有一个。很多人一生只遇到了爱自己的人或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根本没遇到自己爱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悲哀。相比之下，我比较幸运，我遇到了这三种人，尽管我与她们擦肩而过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我相信，我还会遇到一个最合适的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在这里，我还是要衷心地祝福那些爱过我的人，感谢她们让我体验到什么叫做爱，并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的爱情不打折》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结构设置得很巧妙，我再次成功地运用了反高潮——高潮过后还有高潮，把真正的高潮隐藏在伪高潮之后。我不喜欢那种把阴谋和太过于现实的东西放到爱情里，这样会污染了原本应该如童话般纯洁的爱情。在这个喧嚣的尘世，我渴望得到一份纯粹的爱情，所有人都不会例外。但命运却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与真爱失之交臂。我觉得，命运悲剧总是比阴谋悲剧更能打动人心的。所以，我喜欢写命运悲剧，我最讨厌阴谋悲剧。哪怕是小说中出现的情敌，我也要把他们写得光明磊落的。我们解决情感的纠葛，是通过决斗的方式，象华山论剑甚至象决战于紫禁之巅那样，公平竞争，象笑傲江湖的快意恩仇一样，让爱情的悲剧也充满武侠之豪气。
在《我们的爱情不打折》里，我塑造了三个女主角形象：女一号沈盈盈是我爱的人，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联系的完美的理想的童话般的情人，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但却又真实存在，所以虚写居多，实写很少；女二号金雨微是可以与我相伴一生的人，尽管没有沈盈盈那么完美，但也是很理想的伴侣，所以实写居多，虚写很少，她也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但后来走进了我的生活；女三号薇是爱我的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只是不太适合终身相伴，她一直存在于我的回忆中，怎么也抹不掉，无论怎样，薇只能是过去式，所以一直虚写，最后来一点实写。其实三个女主角都是很相似的，但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当梦想照进现实后，在我最终失去爱我的人和可以与我相伴一生的人时，我是否就可以和我爱的人在一起了呢？我暂时卖个关子，让读者自己去揭开这个谜底了。
这本小说的主旨——我们的爱情不打折，是受到了刘墉的一个故事的启发的。刘墉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墉曾经问过自己的小女儿，奶奶爸爸妈妈哥哥中，她最爱哪一个？刘墉的小女儿告诉刘墉，都爱。刘墉问他的小女儿，在她心中，每个人所占的份量，即各自所占的百分比，哪个最多，哪个最少，或者她把自己的爱平均分配？刘墉的小女儿的回答让他很吃惊：她画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心，说每个人在她的心中占有百分百的位置，她把自己的整个心及全部的爱无差别地给了每个人，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不打折。这才是真正的博爱。我们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也应该如此，无论她是自己爱的人，还是可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抑或是爱自己的人，我们都应该用整个心的不打折的爱，全心全意地爱她们，她们都是值得珍爱一生的人，毕竟她们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