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二岁考秀才的时候，荆州知府李士翱一看他的文章就很喜欢，等到见了面，喜欢得当即就给这个原来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取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张居正。等到李士翱把自己发现了一个天才的消息告诉了湖广学政，也就是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田顼的时候，田顼把张居正叫来，当面考了他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南郡奇童赋》，结果这个奇童不负重望，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交上来，田顼看了之后说，果然是奇童。那意思也就肯定了张居正是个天才的说法了。
李士翱和田顼欣赏张居正的原因都是因为读了这个十二岁小孩儿的文章。
我们知道，一篇好文章主要是好在两个方面，要么好在文采，要么好在思想，像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那就是以文采见长，像西汉贾谊的《过秦论》那就是以思想深度见长。我们前面说了，张居正本人的文采并不见得有多么突出，那么能让荆州知府李士翱和湖广学政田顼都欣赏的地方，大概就应该是在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不凡见识与思考能力上。
这里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最欣赏张居正的顾璘，在与张居正初次见面中的评价。史载顾璘遇张居正，“一见即许以国士”。
这个“国士”可是很有讲究的。《战国策》里侠士豫让对赵襄子说：“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战国策·赵策一》）这个“国士”就是一国之内最杰出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可不只是舞文弄墨的人才，他们往往是有报国之雄心、治国之能力的良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顾璘看重张居正的地方恐怕也是从他的文章、他的言谈举止里看出了这个天才儿童具有不凡的思考能力与眼光。
另外，我觉得张居正成年之前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证明就是他能理解顾璘对他的期望，并正确地对待了人生中第一次“高考落榜”，这证明他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与眼光，这一点，我们上一讲已经讲过，不用多说。
第二个证明就是他的第二次落榜。
张居正在十三岁第一次乡试落榜后，一直到十六岁才等到三年一次的乡试考试，这一次，他顺利过关，也就是中举了。中举之后，他去拜访顾璘，顾璘把自己的官二品佩带的犀带解下来送给他，而且对他说，是自己不好，耽误了他三年的时光，但如今中举后，顾璘说希望张居正能继续努力，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只做一名年少成名的文士，而要做古代伊尹那样的千古名相。
从顾璘对张居正的激励里，我们也不难看出来他当年所说的“国士”指的是哪一方面。
在顾璘的鼓励下，张居正潜心治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参加了会试考试。
在明代，乡试就相当于是高考，而会试则相当于是研究生考试，最高级别的是殿试，考上的人叫进士，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考试了。在张居正第一次参加会试考试的时候，和他第一次参加乡试考试一样，他又意外地落榜了。
这次是不是又有一个顾璘式的人物从中做梗呢？
事实上并没有。
那么，是什么让这位有天才之称的张居正又落榜了呢？
张居正后来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中曾坦诚地分析过这一次落榜的原因。他说：“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因为“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所以导致了“甲辰下第”。（《张太岳集·卷三五·示季子懋修》）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科学考试的考察重点是文章的写法，而张居正当时的兴趣却转向了古代的一些典籍，以至于在文章写法的训练上荒疏了，这样就导致了他的会试落榜。
那么，他当时兴趣转向了哪些古籍呢？
从他后来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的兴趣转向了西汉的一些政论文，比如他中进士后第一篇主动的上书就是模仿西汉贾谊的《陈政事疏》而写的《论时政疏》。像西汉贾谊的这类文章都属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探讨，你不要看贾谊在西汉并不得志，其实后来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的思想基础与大政方针都是在贾谊的政论文里最早提出来的。
因为沉醉于对汉代政论文治国之道的研究，所以疏忽了对八股文形式上的训练，这就是张居正第二次落榜的真正原因。
这也证明了思考力与政治眼光的训练才是这个天才成长过程中特别追求的学习内涵。
恩怨
第三个证明，那就是他跟辽王朱宪火节的私人恩怨了。
在朱宪火节害死张居正的爷爷张镇之后，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而且一直还是跟朱宪火节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
比如在踏入仕途后，张居正因为要躲避政治斗争，很快就回家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火节混在一起。朱宪火节呢，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啊，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所以张居正曾在这一时期的诗里表现过愤懑与苦恼的情绪，这里头固然有忧国忧民的成份在，但也应该有他那位好朋友朱宪火节的成份在。
所以那一段时间，朱宪火节把张居正折腾得够呛，大概从十六岁灌死张镇之后，朱宪火节的心里就很痛快，心的话当年毛妃非要说你张居正要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看看是谁牵着谁的鼻子走啊？
可张居正也没闲着，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文章里把辽王的一些不法行为，尤其是可以变成日后政治把柄的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朱宪火节不是天天逼着张居正陪自己玩吗？于是他的那些糗事，张居正也摸得一清二楚。什么霸占民女啊，什么私自另立辽王继承人啊，甚至私自擅离辽王封地啊，这些对于日后的清算可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毕竟在人事斗争上，辽王这个纨绔子弟跟天才的张居正没得比。
这里头，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是一篇文章。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问题是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
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
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物是继顾璘之后，第二个可以称为是张居正的精神导师的人物。他是谁？我们也暂且先卖个关子。他因此而看重张居正，并着力想把张居正培养成政治接班人，这说明张居正的这篇分析时政的《论时政疏》里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天赋来了。
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小小的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但仔细分析这篇文章，曾经为张居正做传的朱东润先生发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后面说的四个问题确实都是当时政治腐败、国家危机的症结所在，但第一个“宗室”问题的提出，却明显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从明代的政治史来看，甚至只从嘉靖朝的政治史来看，所谓的宗室也就是各分封王那些不规矩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算是国家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了。在这一方面，明朝的形势明显跟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根本就没可比性。但张居正却在这篇崭露头角的文章里把他做为第一条来说，这岂不是太没有政治眼光了？
不要说跟“政治天才”的说法不符，就算是跟这篇文章《论时政疏》的“时政”这个题目也不相称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居正在说宗室问题的时候说：“乃今一二宗藩，……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而尾大之势成。”（《张太岳集·奏疏十二·论时政疏》）
这话明显夸大其词，甚至说得有造反的迹象。若是按他这篇文章的逻辑，为国家政权的稳固考虑，第一件事就是得先拿掉这几个藩王的封号，继而杀掉这几个藩王才能永绝后患。
那么，当时符合张居正所指的有哪几位藩王呢？
一个是徽王朱厚爝，一个就是辽王朱宪火节。这两个人都跟着嘉靖皇帝在崇奉道教，而且也都挺荒淫无耻的。
这下，张居正把宗室问题放在第一个的私下目的就不言而明了。
但朱东润先生又分析说，嘉靖皇帝自己就迷信道教长生理论，像辽王朱宪火节迷信道教那完全是拍皇上马屁，因此聚了点儿众、闹了点儿事儿，嘉靖帝哪会当回事儿呢？所以这种上疏是根本动摇不了宪火节的。
但我想，朱东润先生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位忠厚长者的想法，张居正这里完全可能只是一个伏笔，他并不是现在就要达到报复的目的，他是想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在将来可以痛下杀手。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六岁他爷爷被害死的当年并没有表现出愤恨与不满来，因为他那时候除了愤恨与不满没有任何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了官场，而且在向往权力，他的复仇已经从一篇文章里露出了蛛丝马迹。
后来，隆庆二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辽王朱宪火节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不过，当时并看不出来辽王的出事跟张居正有任何关系，这也张居正的高明处。
先是有御史弹劾辽王犯有十三条大罪，其中主要的罪状与张居正当年在文章里记录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
看到朝廷如此重视，这个虽然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本质上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朱宪火节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的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挑起了鸣冤的大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反。于是当地官员迅速调集部队，把辽王府团团包围。
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报朱宪火节是造反，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火节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火节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
当时人纷纷指责张居正公报私仇，张居正也无从辩解。后来甚至因为洪朝选当初不肯诬陷朱宪火节造反，万历八年，在张居正最当权得势的时候，洪朝选也被莫名其妙地陷害，最后死在狱中。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世人都说张居正是幕后的策划，但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事就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那就是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和能力来看，他要是能施以援手，他的少年好友朱宪火节和那位洪朝选的下场都不会那么惨，所以他在这些事里毕竟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就是具有天才之称的铁腕张居正，他面对落榜挫折固然表现出了宽阔的胸襟，但他面对个人恩怨，也有睚眦必报的手段。
不过从人性的本来面目来看，人就是这样的，在心灵的世界里，不是善战胜了恶，就是恶一时战胜了善。大善者固然有小恶，大恶者也多少有些小善。
从明代的历史来看，张居正的善应该是大善，而他的恶应该只是小恶。
但当小恶的张居正碰到了大奸大恶的严嵩，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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