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人投降了日军，会被安排到后方做伪军，不用干体力活，这是给降兵的待遇。然而，第十军没有投降日军，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先和军”，当时，日本人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让他们干重体力活。
卢庆贻被日本人关押了两天后，日军押着他和十几个俘虏一起来到城外，收割水稻。他们收割水稻的时候，日军就拿着枪站在高处，如果有人逃跑，就举枪打；如果他们动作慢一点，日军就抡起枪托砸。
月亮照耀着衣衫褴褛的他们，他们在月光下挥汗如雨。
卢庆贻说，日军只敢在夜晚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的要命。
那时候，衡阳城的日军已经彻底断粮了，他们抢割尚未成熟的稻谷。而那时候，中国南方的水稻还是一年一熟。
稻谷收割完毕后，留守在衡阳城的日军要转移了，也要带着俘虏一起转移到零陵县。那时候叫零陵县，现在叫永州市，就是柳宗元笔下那个产“异蛇”的地方。
因为目标太大，日军就将俘虏们分成小队，卢庆贻所在的这一队有20个俘虏，由两名日军押着，徒步走向零陵。
这一路还是昼宿夜行，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衡阳保卫战中，飞虎队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对这些画着鲨鱼的飞机惊惧万分。自从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总是轰炸中国人，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他们走了五天后，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全吓跑了。一个日本兵走进村中抢粮食，一个日本兵看押着他们。卢庆贻想跑，可是那个日本兵看押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那个进村抢粮食的日本兵也没有抢到多少粮食，放了一把火，把村子点着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战俘中有两个人，一直对日本兵俯首帖耳，表现得奴颜婢膝。休息的时候，他们替日本兵捶腿，给日本兵点烟，让日本兵放松了警惕。
一行人走到山顶的时候，那两个对日本兵奴颜婢膝的人走在最后面。突然，他们扭转身，一人抱住了一个日本兵，其余的人也突然扭转身，扑过去将日本兵压在地上，一顿拳脚，两个鬼子都见了阎王。
卢庆贻说，那一刻大家心有灵犀，觉得到了山顶就要发生事情了，就要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跑，而事先谁也没有提议，也没有商量。所以，那两个战友一抱住日本兵，大家就围上去群殴，将日本兵打死了。
然后，20名战士沿着山岗走到了山下，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卢庆贻向老乡打听武冈县的方向。此前，在电报中，他听到武冈县驻扎有七十四军一支部队，他想带着战士们先投奔七十四军。
一行人又在山中走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到村庄，他们在山中转来转去，迷路了，无法找到通往武冈县的道路。
这一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只能采摘野草野果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山风吹干，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磨盘一样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一支武装小分队出现了。小分队拿着枪，潜伏在草丛中，等到他们走近了，才突然跳出来。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支游击队。
卢庆贻说，他一看到游击队，终于感到到家了，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多人当时都哭了。
他们在武冈县七十四军军部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发赶往贵州独山，因为独山有第十军留守处。我不知道抗战中的留守处是一个什么机构，可能相当于办事处吧，比如某某公司驻某地办事处。也可能是第十军家属留守的一个机构，丈夫在前方打仗，妻子在后方等候。
从武冈县到独山七八百公里，他们一路步行，穿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独山。
当时，第十军已经有几百人从衡阳逃出来，聚集在独山。大家相见，抱头痛哭。
王乐平也是在日军转移俘虏的途中，和战友们杀死日军士兵逃脱的，他比卢庆贻先一步来到桂林。
不久，第十军留守处的所有人都赶赴重庆。那时候，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童纪统也沦为了战俘，他和15个第十军的战士被日军关在一起，每天给日军的战马割草。有一天，割完草已经到了半夜，他趁日军不备，逃离了衡阳。
离开了衡阳后，童纪统也向独山走，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辗转来到了遵义。
他在遵义流浪的时候，听到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的消息，又一路步行到了重庆，重新加入了第十军。
方先觉又是如何逃离衡阳来到重庆的？
第十军炮兵连连长白天霖记录说，衡阳保卫战中，因为连续多日未眠，又和士兵们一起吃烧焦的大米，方先觉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城破后，方先觉“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的折磨，已经让方先觉无法站立起来，那些天里，他一直卧病在床。
日军高级指挥官仰慕方先觉的忠勇，派军医为方先觉治病，然而，未见痊愈。日军又从汉口请来当地名医给方先觉治病，仍然不见好转。想来那时候方先觉身陷囹圄，悲愤交加，远非医药所能医治。
当此时也，方先觉率领第十军坚守衡阳47天，城破被俘，至死不降的事情，在日本军营中已经传开了，日本很多高级军官慕名前来，只为一睹方先觉的风采。
汪精卫也出动了，伪汪政府的日本顾问吉丸从南京来到了衡阳，代表着汪精卫和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来看望方先觉，劝说方先觉投降，让方先觉以第十军剩余的官兵为基干，成立“先和军”，去攻打中国军队，“先和军”人数由方先觉确定，想扩充多少人都可以，想要多少粮饷也可以。方先觉用被子蒙住头，置之不理。吉丸说了半天，方先觉一言不发，吉丸羞赧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吉丸天天来“探望”方先觉，天天缠着方先觉，要方先觉离开衡阳，去汉口或者南京治病。方先觉厉声斥责吉丸道：“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从城破开始，方先觉就一直卧病天主教堂，没有离开一步。时方先觉声名远播，日军为了笼络中国人心，也没有加害他。
进入九月，逃难在外的衡阳百姓因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得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衡阳，衡阳市区开始有了商品贸易，日军对衡阳的警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戴笠探知这个情况后，密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和衡阳组组长黄荣杰，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方先觉将军。
然而，方先觉举世关注，天主教堂警戒森严，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一个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我防守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和手下假扮成流动商贩，在天主教堂周围一连侦察了两个月，熟悉了地形和日军岗哨特点，才决定于11月份营救。
11月18日，风雨大作，距离方先觉被俘整整100天。黄荣杰带着小分队靠近天主教堂，解决了日军岗哨后，黄荣杰从二楼窗户爬进了关押方先觉的房间。他一看到方先觉，大吃一惊，方先觉将军卧床三月，形容枯槁，枯瘦如柴，已经无力行走。
黄荣杰爬上二楼窗口，将方先觉将军用绳索吊出，然后，潜伏在天主教堂外的便衣背起方先觉，一路逃出衡阳。
日军发现方先觉逃出后，加紧搜索，所以，方先觉一行只能昼伏夜行，在山林小径中跋涉，好几次与搜索的日军险些遭遇。两天两夜，他们仅仅走了几十里，来到了衡阳县的洪罗庙，今名洪市镇。现在，他们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决定休息两天，补充体力。
衡阳县洪罗庙的当地村民颜肃说，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突然找到他，带着他来到了一间房屋，房屋里还有当地的魏祝云和曾尧。王伟能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三人，护送方先觉军长去新化县蓝田镇，一路上务必十分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当时，他已经听说了方先觉将军的事迹，现在能够护送他，感觉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王伟能的带领下，见到了方先觉一行三人，“那三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的商人打扮”。另外两个人是谁，颜肃不知道，但绝不是第十军其他人。衡阳城破后，方先觉的卫士和卢庆贻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第十军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们，没有和方先觉关在一起，他们命运各异，周庆祥等已经逃了出去，葛先才等还被日军关押在天主教堂。
一行六人从衡阳县起程，混入盐商队中，行走了好几天后，才离开了敌占区，来到了安全地点。
一直到12月上旬，方先觉才辗转来到芷江，就是卢庆贻发报给重庆，电报需要中转的这个地方。此后，方先觉又乘坐美军飞机来到重庆，终于结束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休息半月，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司令为他的老上级李玉堂。重庆各界人士将方先觉视为英雄，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各大报纸也争先报道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的脱险经过。
1945年1月，方先觉又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二○七师师长。